原創(chuàng) 維舟 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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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洗稿風波，讓“活字文化”卷入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11月15日，“易瀟雨”在豆瓣發(fā)出檄文，聲討自己原先任職的“活字文化”，稱自己才是10月出版的《掬水月在手》一書的編著者，但書稿卻被公司“洗稿”，自己最終既沒有署名權，甚至也未得到任何報酬——因為她2018年11月開始投入做這一書稿時，都還未正式入職，原本是被這家出版機構董秀玉等前輩的“情懷”所感動才接下來的，零報酬，署名也只是口頭承諾。

此事爆發(fā)后，至少在出版、編輯的圈子里看來已激起軒然大波。對這一事件，“活字文化”也隨即在豆瓣上發(fā)表《<掬水月在手>出版過程說明》予以回應，補上了線索：“易瀟雨”當初在交稿后就離職了，而接手編校的老編輯一看，覺得稿子不過關，組織人力重新改寫，但卻未通知已離職者；做好之后才跟人說，因為我們做了大量修訂，就不能單獨給你個人署名權了，因為那已經(jīng)是集體成果（最終署名是“行人文化 活字文化 編著”）。

還有一位“小楊”寫了《<掬水月在手>編輯參與者的一點多余的話》，則強調了在此書的編纂過程中，好幾個編輯的努力與付出，對事情走到這一步感到非常難過，引述其他編輯的話說是“人心難測”，覺得雙方只是“都缺少一次心平氣和的、有理有據(jù)的、坦誠的溝通和了解”。

《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現(xiàn)署名“行人文化 活字文化 編著”。經(jīng)此風波，在豆瓣上遭大量一星劣評，評分已低至3.9分

理論上說，寫原創(chuàng)內容的確不是編輯的職責，所以很難說清楚這是委托作品還是職務作品。顯然，“易瀟雨”認為這原本應是委托作品，因而不給署名權就拒絕進一步溝通；而在公司看來，這是職務作品，因為所有素材都是公司給你的，我們有權隨時決定到底署誰的名字。

豆瓣上的輿論，在這次事件中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易瀟雨”維權，辱罵“活字文化”的老編輯們PUA的，不計其數(shù)；而“活字文化”一邊的觀點則很難得到支持。

事件燃燒至今，已不再只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危機公關，而變成了編輯們的集體維權，諸如試用期六個月之類的各種用人不規(guī)范，在共鳴作用之下，被翻了個底朝天。

我并沒有比別人掌握更多的內幕，也不是法官，無權裁決其中的是非，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一事件折射出什么樣的心態(tài)變遷，為什么事件會引發(fā)如此激烈的社會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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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生這樣的事，恐怕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好人壞人的問題，而是因為這一制度下權責不明。以往可能恰是因為“人好”，大家有委屈也不計較，但現(xiàn)在，你對別人的活不滿意又沒給夠人家覺得自己應得的，那就只有上法庭了。

往深里說，這其實也是社會心態(tài)和文化行業(yè)轉型的縮影。雖然這次是“活字文化”爆出，但遠不是說同行的其它公司就不存在，相反，那更多是普遍存在的總體問題。就此而言，即便這次沒爆，那也是遲早的事。

對老一輩編輯來說，“權責不明”原本不成其為“問題”。這就像一個大家庭里，彼此和衷共濟，無須明確權利職責邊界。老編輯和新編輯有點師徒傳授的手工業(yè)風氣，而非資方與社畜的剝削關系。有一些老派的編輯，一貫認為職務作品都是集體成果，甚至多少有點以署名為恥，對現(xiàn)在年輕人把一切都看作個人成果，要把文名帶在身上的文化心理其實既不了解也不理解。

現(xiàn)在看1978年之前二十年里出版的很多書，都還會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沒有署名，而只有某個“翻譯組”之類的集體署名。在當時這是常有的事，集體編纂、集體審稿被視為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已肯定了的好經(jīng)驗”，個人不僅沒有署名權，甚至往往連稿費也沒有——1958年中科院對植物學家胡先骕批判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居然“還爭稿費”。WG時期，全國取消稿酬，直至1980年才恢復。

胡先骕（1894-1968），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1948年發(fā)現(xiàn)并命名水杉，同年入選中研院院士，也是普洱茶種命名第一人

在1949年后，各立門派的學術競爭被視為“宗派主義”，而強調自己則被看作“本位主義”，這些勢力、私利均應消除，統(tǒng)屬于正確領導之下，全力合作。雖然有一段時間還是承認個人研究的，故有“集體和個人并重”之說，但個人工作其實已漸漸處于次要地位。到1953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后，個人主義受到批判，“集體研究”也就成了唯一被肯定的方向，所有知識分子應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過渡到服從組織制定的集體研究中來。

老一輩知識分子是真心信從這些的。植物學家錢崇澍選拔陳守良等人追隨耿以禮，即要求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只是跟隨學習，隨后加入編寫禾本科植物志的幾位，也都以此為榜樣，只顧積極工作，不計個人得失。書成問世，稿費1萬多元，在當時相當可觀，每個年輕人僅拿到百余元，也毫無怨言。其后耿以禮落難遭批斗，有人勸陳守良以稿酬不公，揭批耿以禮，但陳守良說她沒有理由出來，因為不為名、不為利是自己當初許下的承諾。

這些在當時都被視為美談，體現(xiàn)出一代學人的高風亮節(jié)，個人知識積累也毫無保留，否則屬“知識私有”、“資料壟斷”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公平地說，尤其在許多需要多人數(shù)十年合作才能完成的大部頭著作上，這也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市場經(jīng)濟轉型之后，一些雖有價值、但市場銷量不高的著作就很難開出稿酬讓人不計回報地投入了。

這些還是“集體研究”或“集體創(chuàng)作”，而在編輯這樣的行當，原本就更理所當然地覺得這些都是彼此團隊合作的工作的一部分，雖已歷經(jīng)市場經(jīng)濟三四十年的洗禮，但整個行業(yè)的轉型比之更商業(yè)化的領域要慢不止一拍。特別很多老編輯都是從體制內出來的，也不懂市場化機構的管理。

早些年，我一直將出版業(yè)看作是文化殿堂，直到前些年逐漸有機會和一些出版業(yè)的朋友接觸、交流，才驚愕地發(fā)現(xiàn)這個按說是高級知識分子云集的行業(yè)，在商業(yè)規(guī)范上竟存在著許多問題，權責不明、口頭承諾、人情關系大過合同約定的事，比比皆是。這些“雷”一直埋著，但現(xiàn)在終于被一個年輕人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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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之所以防不勝防，是因為老一輩早已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么問題的事，忽然發(fā)現(xiàn)，在年輕一輩眼里它變成了“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兩種理念的沖突?？赡芤舱驗檫@樣，所以即便在事發(fā)之后，“活字文化”方面可能也沒覺得自己做錯什么，因為出版界一貫以來就是這么做的。許多老資格的文化人也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沖擊下，盛年被迫重新進入市場，恐怕也很難理解為什么以前那么做沒問題，現(xiàn)在同樣這么做卻遭黑了。

然而從年輕人的角度來說，如今收入少、壓力大、流動大，自己做任何一點事都是想要帶走的，這有什么錯？伴隨而來的則是一種強烈的權利意識：不管我的工作怎么樣，我事先應有知情權（你們要我做什么、是否要改我的稿子），事后應有合理的報酬和權利，不能容忍我的勞動得不到承認。簡言之，“我要得到我應得的”。

這是中國社會在轉型期不可避免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作家鄧安慶在事后也曾回憶：

我2006到2011年這五年時間，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沒有一家給我繳納過社保，而且都是單休，工作從最一開始的六百到后面的一千八……年輕時代真是被壓榨得夠狠，那時卻不覺得，認為有工作就很好。各家公司給我的感覺也是“你什么經(jīng)驗都沒有，我們招你來都要教你，能發(fā)工資就不錯了”的信息。

所以現(xiàn)在更年輕一代的，不能再忍受這種事情了。我覺得蠻好，就是應該說出來。越來越多的聲音出來，一些想壓榨的企業(yè)就越不敢胡來。企業(yè)是不是成長中，是不是不完善，應該是企業(yè)的事情，不應讓員工承擔后果。

確切地說，有這樣問題的企業(yè)，往往并不是“成長中的不完善”，而是以往遺留下來的制度化問題——換言之，那不是“年輕經(jīng)驗不足”，而是“太老而難改”。

更進一步說，這也體現(xiàn)出中國社會的轉型之難。毫無疑問，現(xiàn)代社會的很多項目，都需要集體合作，這也是為什么幾乎所有外企文化都特別強調“團隊協(xié)作”（team work），但必須強調的是：那是一種個人權責明晰的基礎上的自愿協(xié)作，而非要求個體“不計名利”地投入其中，否則就不要驚詫有人質問，憑什么？

由此還可以反思，中國社會以往那種“集體成果”，除了個人屈抑自己權利訴求之外，真的效率夠高嗎？《中國植物志編纂史》曾說，這樣一部歷時數(shù)十年、80卷126冊的巨著，“所謂集體研究，只是各自領其任務，各自編寫，并未有相互揉和、滲透的過程，與過去個人研究并沒有實質區(qū)別，且還出現(xiàn)新問題?！?/p>

相比起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群星閃耀，被稱為“集體天才”（collective genius）——具有獨特能力的人相互關聯(lián)，各自對同一問題貢獻和激發(fā)一些原創(chuàng)性觀點，就能對個人和整個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這樣，雖然每個社會的個體天才數(shù)量都是恒定的，但集體天才則因社會的學習和關聯(lián)水平呈現(xiàn)巨大的差異。

這無疑是全然不同的“集體”概念，“集體”并不以個體的自我犧牲為前提，反倒呈現(xiàn)出更強大的活力。從這一意義上說，現(xiàn)在年輕人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件好事，也只有在權責邊界清晰的基礎上，中國社會才能更充分地發(fā)揮出個人的主動性，在動態(tài)調整中爆發(fā)出整體的創(chuàng)造力。

原標題：《權責不明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