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戰(zhàn)勝文明，通常非常簡單，比如焚書坑儒，下道收拾“以古非今”、“為妖言以亂黔首”的詔令，一把大火，一個深坑，指日竟功。文明改造野蠻，細水長流，千回百折，磨磨蹭蹭，時進時退。誰也說不準哪一天文明之樹才能真正深植不搖。

        文明也有文明的過失、遺憾乃至罪惡。但一般老百姓，生活在崇尚法治的文明社會比較舒服，生活在崇尚暴力的野蠻社會比較難受。開埠以來的老上海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就因為那是一個文明初發(fā)盛開的故事。細細琢磨，近代文明在上海開枝散葉，要依靠中外有識之士的智慧，其中的關鍵詞叫妥協。妥協是老上海的智慧。

        外國人當年初進上海做生意，首要之務就是買地。市場經濟商品生產，土地是基本要素。你開洋行立公司建工廠修碼頭，土地不是自己的，或者地權曖昧，業(yè)主隨時可以收回抽走，生意根本做不成。但傳統中國歷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土地個人私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更沒有出售土地給外國人的成例和法條，“購地之難，實百倍于吳淞之役”。這件事最后居然談成了。外商退了一步：不再堅持購地的名義以及明確的土地所有權；官廳退了一步：允許外商以永租的方式取得土地。這就是老上海的土地永租制。

        土地永租的文件叫道契，由上海道臺核發(fā)。道契的權利性質一直有爭議。但在現實生活中，外商有了道契幾乎等于有了土地所有權，蓋房開店出租典讓……無所不能。后來又有了華商道契（民國后改稱土地執(zhí)業(yè)證）。上海最早的民族資本企業(yè)，都是道契制度的受益人。

        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就是妥協。你勇敢前進，我硬頂爭鋒，就是對抗。在正常的文明社會，沖突不可避免，妥協贏得進步，對抗傷害雙方或多方。壓倒性勝利的所謂贏家得意一時，其實遺禍后世。

        會審公廨是老上海更有意思、更為漫長的妥協故事。

        鴉片戰(zhàn)爭后，五口通商，租界內中國人的司法權旁落。首先確立了外國人的領事裁判權。領事裁判權取“被告主義”，被告為外國人由外國領事法庭審判。以后又設立會審公廨（Mixed Court），由中方讞員主審、外國領事陪審租界內的華人案件和華洋之間的案件。

        會審公廨和領事裁判權一樣，無疑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侵犯。不過以當代人的眼光看，侵犯未必完全是壞事。鄒容、章太炎的《蘇報》案，是近代史上的名案，會審公廨設額外公堂開訊。章太炎在《蘇報》上大罵光緒皇帝是“載湉小丑”，公堂上從容作答：“我只知載湉乃滿人，不知所謂圣諱。‘小丑’兩字本作‘類’字，或作‘小孩子’解?！鼻宄幇燕u、章二人引渡到南京審辦，虧得租界工部局堅持“此租界事，當于租界治之。為保障租界內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見，決不可不維持吾人之治外法權”，最后分別以兩年、三年監(jiān)禁結案。章太炎出獄后立刻東渡日本。如果移送清廷，章太炎很可能像同時期的革命黨人沈藎一樣“為清太后旨命杖斃”。魯迅就會少了一個好老師，中國就會少了一點好學問。

        從更大處著眼，會審公廨也是中國司法體系文明演進、中國司法改革的一個起點。無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的變革，都可以在會審公廨六十年的司法活動中找到大量實例。

        清末修訂刑律，廢除野蠻的笞刑、杖刑，用徒刑取代。取消這些肉刑，就是在上海租界內會審公廨開始試點。有趣的是，過去外國人一直反對肉刑，會審公廨試點后，怕痛的華人罪犯紛紛到公廨求刑，租界內監(jiān)獄一時盜滿為患。工部局不勝其擾，竟要求中方收回成命，恢復笞、杖刑罰。中方讞員關炯之——歷屆讞員里最有骨氣的中國人——上書兩江總督端方，稱：“非復刑不足以示懲戒而保治安?！鼻逭疀]有理會。

        網上可以找到一張早期會審公廨的照片：主審陪審高坐堂上，中西隨員兩邊排開，被告跪在地上，一派傳統中國衙門景象。民國以后，法庭布局禮儀已經大變：審判人席位居中而設，原被告兩造相對就坐，正是西方法庭的格局。兩種圖景意味深長，代表兩次妥協。第一次向中國傳統的妥協，不妥協就不能打破華夷隔絕的狀態(tài)；第二次向現代西方的妥協，不妥協就不能開創(chuàng)中外聯屬的新局。民國創(chuàng)立，中國的司法文明初建，政府才能理直氣壯地廢除會審公廨，于上世紀二十年代收回中國的司法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