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的故居上舉起了白旗

        第三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一生中最覺得屈辱和羞愧的一天是1945年3月5日。這一天，他的故鄉(xiāng)賴特市舉起了白旗迎接美國人，而且白旗是插在他的故居上。

        部長并不知道誰住在那座房子里，他覺得一定是那些“遷散或被轟炸的居民干出的蠢事”。戈培爾在日記里表示，有朝一日重返賴特市，他一定會調(diào)查清楚。

        自從盟軍在1944年6月諾曼底登陸后，第三帝國領(lǐng)土上就不斷有人向解放者舉起白旗，正如過去第三帝國征服歐洲時那些居民的表現(xiàn)一樣。這本不必介懷，然而，他還是對自己二十年來不遺余力鼓吹的納粹思想遭受現(xiàn)實的挫敗深感震驚，尤其是，第三帝國人民拋棄元首的方式已經(jīng)不限于舉白旗這種方式。

        送到宣傳部長手上的報告“調(diào)子十分低沉”。他派到西線的手下米勒報告說，老百姓竟然“對敵人到來欣喜若狂”?？ㄈ麪柡吐Ｄ返氖虚L打電話向盟軍投降，有些城市為敵軍獻上了鮮花和歌聲，“有些地方的女人甚至下賤到用擁抱來歡迎美國人”，戈培爾氣憤地說。

        其實，在部長家鄉(xiāng)歡迎美軍前一天，戈培爾已經(jīng)承認遇到了一個嚴重問題，“被占領(lǐng)區(qū)的居民對盟軍表現(xiàn)出友好態(tài)度，本來我以為群眾會起來反抗的，而事實并非如此”。

        美國人當然明白戈培爾故居上的這面白旗意味著什么，他們迅速在這里發(fā)行了第一份自由的德國報紙。戈培爾聽說此事后，覺得受到了極大侮辱：這一定是美國人對世界頭號宣傳部長的報復(fù)。

        部長大罵家鄉(xiāng)的父母官——市長福格爾?！莻€“納粹黨的庸才”，并表示“將牢牢盯住這個家伙，一有機會就要把他干掉”。

        六天后，他覲見元首，尷尬地匯報了此事，并主動要求組織“柏林恐怖小組”去干掉這個叛徒。

德國柏林以北40公里處的伯根湖邊坐落著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故居“愛巢”。

        應(yīng)該說，帝國恐怖小組針對叛徒的行動還是略有收獲。3月27日晚，投降盟軍的亞琛市市長奧彭霍夫被德軍游擊隊員擊斃，部長聞聽非常高興，再一次篤定福格爾桑也逃脫不了同樣的下場。

        戈培爾在這年春天遭受的另一個巨大打擊發(fā)生在3月13日，這一天是他入主宣傳部的十二周年紀念日。盟軍給他送了一只炸彈當作禮物，將他在威廉大街的宣傳部大樓被夷為平地。

        部長十分憂郁，立刻驅(qū)車趕到，對著那些被埋葬的藝術(shù)珍品而嘆息。他的覲見室、走廊和新近督造的劇場成了一堆瓦礫。“我卸下了一副重擔，今后再也不必為這座辦公樓擔憂了?！彼诋斖砣沼浝飳懙健?/p>

        此后，他把辦公室搬到家里，偶爾也在劇場的斷壁殘垣旁邊開會。直到4月22日，他被元首邀請到總理府的“元首地下避彈室”里。

        這兩件事的陰影貫穿著戈培爾最后的生涯，他引以為傲的宣傳事業(yè)正如帝國的軍隊一樣，不斷陷入崩潰。        

“世界上最機靈的宣傳家”

        戈培爾有多言癥，他天生就是靠嘴巴吃飯的，即使坐在餐桌上也要不停地說話。他經(jīng)常不厭其煩、絮絮叨叨地記述所有對他的溢美之詞，并以此為樂。德國劇作家羅爾夫?霍赫胡特仔細研究了戈培爾的日記后說：“他最后只是為自己的日記而活著?！?/p>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

        的確，他對自己的事業(yè)一直非常自戀。每發(fā)表一次演說，他都會收到很多支持的電話，而且各地“照例”會送來熱情洋溢的報告。元首每次都會“完全同意”，這是他最關(guān)心的。他將這些都寫進日記里，生怕后人不記得。

        他經(jīng)常收聽自己的廣播，重讀自己發(fā)表在報紙上的文章。2月28日晚，德國電臺播放了戈培爾的演說，他也做了忠實的聽眾，并且覺得“內(nèi)容和文筆都不錯”。

        他對自己的狂熱崇拜感染了身邊的人。即使很多人攝于他的淫威，而不得不對他極盡恭維之時，他也感到非常受用，妻子瑪格達也加入到吹捧他的隊伍里。戈培爾的新聞秘書回憶說，瑪格達經(jīng)常利用進午餐的時間在丈夫面前稱贊他在《帝國報》上的文章，這使得戈培爾兩眼興奮得發(fā)亮；瑪格達甚至還將這些文章打印下來交給丈夫看，“他還會滿懷激情地連讀幾遍”。

        3月，帝國搖搖欲墜之際，戈培爾在炸彈聲中忙于校訂自己的新著《戰(zhàn)爭的規(guī)律》，這是他在《帝國報》和《人民觀察家報》上的文章合集。帝國元帥莫德爾為這本書寫了前言，“對我竭盡恭維”，戈培爾寫道。

        盟軍發(fā)布的勝利消息，在部長看來，都是不堪一擊的虛偽的謠言。他選擇性地相信一些他認為是正確的消息，比如美軍記者文章說，德軍戰(zhàn)俘對希特勒的崇拜十分狂熱并相信帝國不會戰(zhàn)敗。

        他十分在意外媒對自己的看法，在轟炸的惴惴不安中也不忘記捕捉敵人對自己的點滴評價。美國記者威甘德寫了一篇文章談?wù)摬紶柺簿S克的威脅，部長得意洋洋：“文章采用了不少我們的論斷。”幾天后，他注意到中立國瑞典的一家報紙夸他是一個“懂得政治心理學的魔術(shù)師、當今世界上最機靈的宣傳家”，他在日記里評論此事時一點也不謙虛：“事實的確如此?！卑亓忠挂贡豢找u，到處是火光，饒是如此，他仍然在3月22日欣喜地發(fā)現(xiàn)，他搞的戰(zhàn)地宣傳“在倫敦受到直言不諱的贊譽，他們說這是可以大書一筆的典范”。

        這些都令他滿意，除了“美國新聞界為首的那個李普曼竟然是一個猶太記者”。

        戈培爾而對自己的恭維已經(jīng)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當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將他和里賓特洛甫——那個夾著公文包無恥地簽下一份份謊言協(xié)議的德國外交部長——列為頭號戰(zhàn)犯時，戈培爾博士贊許說：“這對我不啻為一種榮幸?！?/p>

1938年，戈培爾（右一）參觀帝國廣播署研發(fā)的改進型“國民收音機”RM-65。        

“敵人的宣傳壓倒了我們”

        隨著帝國的領(lǐng)土不斷收縮，部長所能掌控的報紙越來越少，他的指令邊界離他越來越近。糟糕的是，首都的幾份報紙也開始不聽話起來。

        3月2日，《帝國報》惹他生氣了。這家報紙的言論與部長的調(diào)子不一致，在他看來，這份報紙“是在扮演局外人的角色”。第二天，他同《帝國報》總編輯施帕林就報紙的“失誤”進行了一次極為嚴肅的爭論，要求這家報紙摒除失敗主義言論，“要巧妙堅決而且充滿激情地宣傳德國的戰(zhàn)爭觀念”。

        一周后，他對萊伊博士發(fā)表的《甩掉包袱》大發(fā)脾氣，認為此文的弦外之音是“要把帝國交給敵人，以此來甩掉包袱”。

        他抨擊《德意志總匯報》是資產(chǎn)階級報紙，“他們說話的調(diào)子好像我們在過啤酒節(jié)”。

        為此，他決心要重建帝國的宣傳系統(tǒng)，妨礙他的首先是國防軍宣傳處。2月底，他再次向元首建議，把國防軍宣傳處納入宣傳部的一個部門，“一方面縮減人員，另一方面將政治宣傳和軍事宣傳協(xié)調(diào)起來”。

        一直以來，戈培爾看不慣空軍元帥戈林——雖然戈林曾被元首列為繼承人并專門發(fā)布了一道命令——和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在戈培爾看來，他倆都是“佩戴勛章的蠢材、愛慕虛榮、喜歡打扮的紈绔子弟”，自己則被元首稱贊“簡樸和廉潔”。

        戈培爾不放過利用報紙打擊對手的機會。3月20日，《約阿希姆斯塔爾報》報道說，戈林為撤退的難民射殺了一頭野牛。戈培爾將這份報道“及時地”呈給元首，并加了附注來揶揄戈林：一位波旁王室的公主面對憤怒的群眾高呼面包時，天真地問道：“他們?yōu)槭裁床灰缘案猓俊碑斃镔e特洛甫將自己在東線視察的照片登報后，戈培爾諷刺說：“德國外交部長現(xiàn)在要做的事情比他在奧得河的戰(zhàn)壕里游蕩重要得多?！?/p>

        戈培爾懂得選擇性釋放消息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樣的消息要通報，什么樣的消息需要雪藏。四名指揮官因為沒能及時炸毀雷馬根大橋——戈培爾稱之為“德國的膿皰”——被判處死刑，軍方千方百計地反對把這個消息寫入報告，但希特勒不肯讓步。戈培爾堅定地站在元首一邊，但他反對在報告中提及從科爾貝格撤退這件事，“否則會產(chǎn)生強烈的心理刺激”。他看了關(guān)于西線的影片，感覺很不好，但“不能讓公眾知道”。

        到了3月下旬，他終于發(fā)現(xiàn)“局勢已經(jīng)很不妙了”：“老百姓看到英美的傳單不再是漫不經(jīng)心地丟在一邊，而是仔細讀起來?！备屗痼@的是，德國人民開始敢于批評帝國領(lǐng)導層，甚至針對元首本人，而且不再懼怕。

        雖然戈培爾認為那些人“被空襲搞得精神不正常了”，但是他已經(jīng)不再相信柏林來的消息，而是從敵方報紙的口吻中分析情況。

        敵人的宣傳“竟然”壓倒了“魔術(shù)師”，這讓他難以忍受。

        在戈培爾看來，導致帝國的宣傳被對手壓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權(quán)力還不夠大，總有一些“庸才”圍繞著元首，成為他宣傳工作的羈絆。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則是帝國新聞部長狄特里希博士。

        兩位博士的最后一次沖突發(fā)生在3月底。投降盟軍的亞琛市長奧彭霍夫被擊斃時，戈培爾為此起草了消息稿，說這個叛徒被國家法庭宣判了死刑。狄特里希刪掉了這句話，因為“國家法庭并不存在”。為此，戈培爾趁機在元首面前告了他一狀，誠實的狄特里希很快被打發(fā)去休假了。

        趕走了狄特里希后，戈培爾準備要大干一場。他起草了新的章程，使這個失意的新聞部長“再也別想找到職位”。接著，他以最快的速度清洗了一些悲觀主義分子，并提出新的宣傳口號。新的宣傳口號主要包括六個方面：禁絕負面消息、加大英雄事跡宣傳、文藝要服務(wù)于政治和軍事、廣告欄目要剔除違背時代精神的東西等。

        在戈培爾的日記里，元首當然“十分滿意”。

從左至右：戈培爾，萊妮，希特勒。

“狼人”組織和星象圖

        在宣傳生涯的最后一個月——也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個月——戈培爾決心從根本上改革無線電廣播，而新聞工作必須極端化。他強調(diào)，“調(diào)子最高的語言就是最好的語言。”

        他向元首匯報說，準備搞一次色彩很濃的反英美人的宣傳，“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宣傳對英美人太客氣了，而且只依靠他們提供的材料”。戈培爾的策略是：多講細節(jié)，多描述詳情，暴露敵人的真面目。

        戈培爾不再相信他的一些同僚。他親自上火線，一方面發(fā)掘人才，一方面對被圍困的城市發(fā)表“戰(zhàn)斗性的演說”。

        他另外建立了一套完全受他掌控的人馬。3月底，他著手策劃一個“狼人”的組織，期望它“能起到當年《進攻報》在奪取政權(quán)的斗爭中的作用”。

        戈培爾投入了很大精力，搞了一個大功率電臺，專門辦了報紙，全部都以“狼人”命名。在他看來，這個宣傳陣地要“發(fā)表最正統(tǒng)的革命言論，成為所有積極分子的薈萃之地”，成為“走在人民大眾前面的開路先鋒”。

        復(fù)活節(jié)（4月1日）的晚上，部長親自審讀的第一期“狼人”電臺節(jié)目播出了。他照例成為自己的聽眾，并贊賞節(jié)目“充滿了革命的精神”。和以前一樣，他第二天就寫日記說，這個電臺獲得了元首的贊賞，并引起了敵營的“驚恐不安”。

        由于帝國面積急劇縮減，原材料供應(yīng)嚴重不足，報紙印刷所需要的紙張都成了問題，通訊也時有中斷。他干脆派了三十名手下直接去西線發(fā)表即席演說，企圖挽回士氣。

        戰(zhàn)事節(jié)節(jié)敗退，令他的脾氣狂躁起來。4月7日，他為“狼人”寫了一篇《不惜代價、奮起抵抗》。此文措辭激烈，他也覺得有失“歷來的適度和審慎作風”。不過，他清楚地認識到，這個時候“繞圈子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要正視當前的局勢”。

        在走向滅亡的最后歲月，戈培爾甚至將希望寄托在“無法測定”的星象圖里，并給德國人印刷“預(yù)言錄”。這一點，又可以成為他的得意之作，因為他的預(yù)卜基本都是正確的。

        根據(jù)星象圖，他在3月18日就預(yù)卜“薩爾河防線危在旦夕，根本就守不住”。果然，薩爾煤區(qū)毫不意外地落入盟軍之手。煤炭減少直接導致電力不足，不但軍火無法生產(chǎn)，有時“連空襲警報都發(fā)不出去”，甚至連打火機油也供應(yīng)不上。

1945年4月27日，柏林，蘇軍逼近國會大廈

        4月12日，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去世，正踏上宣傳部大樓石階上的戈培爾聽聞消息后，欣喜若狂。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他一邊要香檳，一邊給元首打電話表示祝賀：“我們的轉(zhuǎn)折點到了！”

        這個“轉(zhuǎn)折點”是他根據(jù)星象圖預(yù)卜的。半個月前，他對著德意志共和國誕生之日的星象和希特勒就職時的星象研究，發(fā)現(xiàn)兩者驚人地一致。戈培爾占卜道：“兩幅星象圖都預(yù)卜四月下半月軍事形勢將有所緩和，五、六、七月份形勢將發(fā)生惡化，八月中旬戰(zhàn)事終止。上帝保佑是真的。”

        戈培爾反復(fù)以腓特烈大帝的“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跡”來給希特勒打氣。在兩個世紀前的七年戰(zhàn)爭中，腓特烈大帝在幾盡亡國之際等來了俄國女皇的去世，從而挽救了戰(zhàn)局。戈培爾認為，那時對抗三大強國的普魯士正如今日的第三帝國，而羅斯福的去世會加速盟國的分裂，正如俄國沙皇的反戈一樣。

        羅斯福之死并未改變美英蘇三大國的同盟。這個“世界上最機靈的”宣傳部長此刻仍不忘欺騙大眾，他滿腦子想的是如何“在公眾中利用它做一些匿名的偽裝宣傳”，因為他相信，危急時刻，大多數(shù)人連救命稻草也要撈。

        事實證明，他的三個預(yù)卜，除了“轉(zhuǎn)折點”沒有發(fā)生外，其他都應(yīng)驗了，他甚至準確預(yù)言了“八月中旬戰(zhàn)事終止”——他們的伙伴日本在八月十五日投降。

        戈培爾博士的欺騙手法如此老練，以至于最后還玩了“死諸葛走生仲達”的把戲：他放風說希特勒將在南方的群山中指揮最后的“民族碉堡”。這導致艾森豪威爾準備揮師南下，直到在一年后的紐倫堡審判中，凱特爾元帥——戈培爾稱他是腳底抹油的家伙——才說“民族碉堡”根本就是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