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它是古代先民智慧的集成，歷經(jīng)時間的打磨，成為民族的代表、歷史的見證、文化的象征。

        上海博物館建于1952年，基本定位是中國古代藝術(shù)博物館，其收藏、展覽和研究以中國古代的藝術(shù)品為重點。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的發(fā)展，截至2014年底，上海博物館共有藏品1,019,259件，其中一級文物717件，二級文物34,505件，三級文物107,992件。

        上海博物館現(xiàn)有十個常設(shè)陳列，其中青銅、陶瓷、繪畫、書法陳列囊括許多國之重寶，雕塑、印章、錢幣、玉器、家具與少數(shù)民族工藝亦各具特色。然而，囿于陳列空間和條件，今天參觀者在展廳中所見不足上博藏品總量的百分之一。       

        《琳瑯——上海博物館藏珍品導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不僅包含上海博物館常設(shè)陳列中的精品文物，同時亦涉及那些平日深藏閨中未能和參觀者見面的其他文物珍品，如甲骨、竹簡、歷代善本圖書、文房四寶、竹木牙角雕刻、織繡畫、歐洲玻璃器和陶瓷器等。由此書可以管窺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繽紛多彩的文物，是以定名為“琳瑯”。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選取上博最珍貴的幾件寶貝與讀者共享。     

        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它是青銅器轉(zhuǎn)變期的典型代表。大克鼎的紋飾器形端莊穩(wěn)重，采用大量變形紋飾，耳旁的龍紋也與西周早期不同。頸部的獸面紋臉部輪廓變?yōu)榫€條，僅留眼睛可辨，后稱為“變形獸面紋”。腹部的波曲紋極具節(jié)奏感與韻律感。

        大克鼎有兩百九十字銘文，分為兩個部分：一位周王對克的賞賜嘉獎，因克的祖父有功于王室，特獎賞克職位；二為克對各種賞賜的描述?？巳温毶欧?，即《周禮》記載的宮廷廚師長，但周王給他的權(quán)力卻很大，可以對外傳達王的指令，對內(nèi)向王反映民意。

        除大克鼎外，還有小克鼎七件，用以盛放肉食一類祭祀供品。七件小克鼎分散在上博以及故宮、天津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與國外。克作為膳夫卻享有諸侯級別使用的列鼎制度，并且擁有七件，令人思慮，同時也可以確定當時他確實是一位權(quán)重一時的重臣。對于大克鼎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在中國分布廣泛的新石器時代諸考古學文化中，玉制器物的地域性風格非常明顯，其中尤以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動物與幾何形玉飾，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斧、玉鉞和黃河流域龍山文化的玉刀、玉璋等最具特色，其器形之規(guī)整、紋飾之精細，達到了史前玉器的最高水平。

        石家河文化分布在江漢流域一帶，常見出土人物和動物形態(tài)的玉器。玉人一般是人首造型，未見全身人像。上博藏玉神人盡管是傳世的，但品相完好，玉質(zhì)晶瑩剔透，制作工藝高超，在海內(nèi)外目前僅此一見。其頭戴平頂冠，兩耳飾環(huán)，雙手置于胸前，一般認為這是古代巫師正在做法、通神的形象。        

        東漢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造。為銅質(zhì)母范，可作子范。盤型，中心有圓形澆道，兩側(cè)與錢模相連，范內(nèi)有定位榫，使合范準確。內(nèi)有錢形正背各四枚，錢體規(guī)整、制作精美。范背有十字形加強筋，銘文準確記載了帝王紀年及制作時間、鑄錢屬官、工匠姓名，為佐證史料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依據(jù)，對研究東漢幣制沿襲及鑄造工藝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shù)參考價值。

        

        兩漢以后，佛教造像伴隨著佛教進入中國。佛教借由造像來吸引大眾，當人們在觀賞佛的莊嚴、偉大，菩薩的善良、慈悲之時，潛移默化地接受佛教信仰，故而佛教又被稱為“像教”。佛教在經(jīng)年累月的造像中，逐漸成為中國雕塑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像石塔節(jié)呈方柱形，一般以九節(jié)、七節(jié)或五節(jié)為一組，常表現(xiàn)佛教故事、佛本生故事或佛傳故事等。北魏佛像石塔節(jié)應(yīng)為七節(jié)中間的一節(jié)。它四面雕刻圖案。此件佛像石塔節(jié)風格鮮明，刻畫精致，吸收了石窟寺中中心柱的形式，對后世佛教造像的形式和方法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時期，中原王朝根據(jù)與周邊各民族不同的關(guān)系制定了一套有別于內(nèi)郡的官印制度，用于賜封歸附中原王朝或相互修好的部族首領(lǐng)。以金、銀、銅質(zhì)及王、侯、君、長的官號區(qū)別不同等級，又以駝、馬、羊、蛇鈕式作為不同族別的標志。三國、魏晉仍然沿襲了這一制度。

        這一類印章是中原王朝與兄弟民族政治關(guān)系的實物見證，也是華夏民族逐漸融合的歷史見證。如“晉歸義氐王”金印為西晉王朝頒發(fā)給歸附內(nèi)郡的氐族首領(lǐng)的官印。此方金印重87.5 克，印文鑿刻而成，線條犀利明快，布局跌宕起伏，可謂“疏可走馬、密不容針”，是晉代鑿印的代表風格。

 

        被明代大書家董其昌盛贊為“烜赫有名之跡”的東晉王獻之的傳世名作《鴨頭丸帖》，應(yīng)是“二王”經(jīng)典法書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王獻之作書先承其父，后師張芝，行筆流暢舒展，結(jié)體妍美自然?！而嗩^丸帖》為王獻之書與友人的一通手札，內(nèi)中所及“鴨頭丸”，是一味利尿消腫的丸藥。

        彼時人們互通信札可謂尋常之事，然因王獻之的書寫功力和書寫才華之故，便顯得不同尋常。他的不同尋常正如張懷瓘在《書議》中說得頗真切：“子敬才識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獻之字）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挺然秀出，務(wù)于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yōu)游……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中最為風流也?！?/p>

 

        《高逸圖》是孫位存世的唯一真跡。據(jù)研究得知，此卷為《竹林七賢圖》殘卷，原作當比現(xiàn)存畫幅大一倍，所畫主題為“竹林七賢”?！爸窳制哔t”是魏晉時期的七位名士，此卷僅剩其中四人，經(jīng)考證，從右至左分別為浩然灑脫的山濤、手持如意的王戎、捧杯回首的劉伶和揮動麈尾的阮籍。人物席地而坐，每個人物之間以湖石、樹木、童仆做隔斷，這種圖式可聯(lián)系至南京出土的南朝畫像磚。換言之，此種竹林七賢的構(gòu)圖并非孫位獨創(chuàng)，畫家的獨到之處在于對七位高士之“魏晉風度”的把握和呈現(xiàn)。

        整個絹本以工筆重彩繪成，人物以粗細一致的鐵線描描繪，根據(jù)人物動態(tài)形成洗練概括的形象，隨后又敷染以白粉，以塑造服裝絲綢的質(zhì)感，從比較厚的粉質(zhì)慢慢舒化開來，隨著人物動態(tài)形成凹凸感和運動感。畫面色彩異常豐富，歷經(jīng)千年，依舊鮮艷燦爛。

 

        古人學習書法，無不希望有幸臨摹歷代名家墨跡。于是有心人匯集一些名家之作，鐫刻在石頭或木板上，拓成墨本，裝裱成卷冊，即刻帖。因為是學習書法的范本，故又稱之為法帖。成于北宋淳化三年（992）的《淳化秘閣法帖》，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法帖，雖然因編者水平有限，導致真?zhèn)坞s糅，錯亂失序，然而其中畢竟保存了王羲之家族等前賢的大量作品，無愧為“法帖之祖”，后世的摹刻、翻刻不計其數(shù)。即便只有這四卷殘本的北宋祖刻或最善本，仍然極其珍貴。

        

        黃花梨木是制作四出頭官帽椅的首選木材，其色澤和紋理最適合這種椅式，該椅造型極具韻律美，搭腦、靠背板、扶手、聯(lián)幫棍、鵝脖都略作彎曲，雖然既費工又費料，但卻符合人體工程學原理，加強了就坐時的舒適感。座面下的券口牙子，既是裝飾，又起加固作用。在傳世實物中，這種造型較為常見，是一件標準的四出頭官帽椅，也是一件審美價值較為突出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