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城市居住是個牽動人心的社會話題，在學術界亦是個熱門的學術議題。一些相關調查與研究逐漸地進入了大眾的視野，如《蟻族》、《落腳的城市》以及一些流動人員聚集區(qū)的調查等等。這些著作記錄與描述的相關人群貧困的居住及生活狀況引起了一次次的公眾討論，在網絡社會中更是共鳴聲不斷。

《尋找住處：居住貧困與人的命運》源于陳映芳教授主持的“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項目，2009年啟動。在為期近兩年的調研時間里，作為調研者的我們常 常體驗到一種矛盾心情：一方面為各種局促、貧困的居住生活狀況難過與擔憂，然而另一方面，在缺乏普遍公共居住救助的情況下，為他們能夠找到一個可以躺下休 息的住處欣喜與感動。

看看這些普遍的居住生活窘境，又對照被安置在各種理論與范式框架之內的“居住貧困”研究，兩者呈現(xiàn)的不對稱促使我們采用講故事的方式，盡可能如實再現(xiàn)生活中的各種細節(jié)。通過細節(jié)想告訴讀者，城市開發(fā)體制如何構建居住貧困問題，忽視人的完整生活需求，作為制度承受者的人們如何感受到不可逃離的命運感。

住處化的居住貧困≠住房化的居住貧困

盡管城市居住貧困者的居住需求與人生處境各有不同，可是他們始終在解決同一個問題：那就是為自己/家庭尋找一個恰當的住處。他們尋找的住處，不是城市發(fā)展主義邏輯下的產權住房，而只是允許他們容身，躺下來休息的地方。

這 個地方可能是棚戶、違章建筑或者“違規(guī)/違法”出租的群租房，內部狹小、擁擠、缺少私人空間與隱私；這個地方可能是被擠占了的或者轉換了功能的空間，比如 求職公寓、家庭旅館、浴室、膠囊房、集裝箱、網吧、24小時快餐店和便利店、各種夫妻老婆式的小店、甚至廁所、公園等等；這個地方有可能只容得下一張床， 這張床還很可能為多人共同使用；這個地方還可能是城市里任何旮旯的地方，高架下、橋洞、車站、商鋪屋檐下、拆掉的動遷房、公園涼亭、或者就是廣場、綠地和 馬路邊。

這些地方，被排斥在產權住房體制以外的城市居住者占領，力度再大的城市整治都不能將之清理干凈，清理之后必然迎來新一輪的占領。

顯然，城市居住者經歷著的“住處化的居住貧困”有別于國家/地方政府、房地產商們、經濟學家們以及絕大部分社會科學者們所表述的“住房式的居住貧困”。 自從住房產權化后，住房的產權化的商品邏輯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邏輯，購買產權住房成為城市居民滿足穩(wěn)定居住生活需求的不二渠道。在權力者眼里，“居住貧困” 問題是住房化的，表現(xiàn)為私有產權住房的短缺。因此，為了緩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貧困，國家/地方政府頒布各種限購令抑制房價上漲、建立以購買住房為主的住房保障體系，以促進城市間梯度式的房地產總量與購房量。然而，上述行政措施均沒有碰觸與解決現(xiàn)階段居住貧困的核心。恰恰相反，上述促進房地產總量與購房量的措施進一步排斥著居住貧困者，制造著更多的“住處化的居住貧困”。

個體間普遍存在著居住生活救助

在我們的調研中發(fā)現(xiàn)，在城市流動人群中，普遍著存在著“借住”、“蹭住”、“寄居”等形式的居住生活救助現(xiàn)象。這是在沒有住房資源、在租賃房/旅館等居住市場也缺乏支付能力的人們能夠免于流落街頭的主要原因。

社會成員間的互助行為、支持網絡，歷來存在于各種不同的社會之中，被認為是人們建立、維持生活秩序的基本條件之一，尤其被視為一些社會的“自生的社會秩序”最為典型的構成條件之一。

兩位小男孩在一片拆遷工地上玩耍。 寇聰 澎湃資料

在我們的調研中，有兩個居住現(xiàn)象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大部分受訪者都將自己得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和住處的生活現(xiàn)狀，歸因于得到了親友的幫助，包括初到城市時的落 腳地，以及各種情形下的“借住”“蹭住”“寄居”等。二是在流動群體中，許多人過著多人共租一室、甚至多人共用一個床位的居住生活。在這種極其艱難局促的 居住生活中，他們普遍結成以“共租”、“合住”形成的共生共益的協(xié)作關系。

與活躍的個體間的居住生活救助相反，以這些居住貧困群體為對象的公共性 居住救助服務嚴重缺乏。除了政府設立的各種救助站，主要負責臨時性的救助，不提供扶助性的穩(wěn)定住處，城市政府尚沒有建造以下層流動人員為扶助對象的公營住 宅或居住生活援助設施。我們也沒有發(fā)現(xiàn)類似于近代中國城市中曾經存在過的、旨在幫助同鄉(xiāng)建立城市生活的“同鄉(xiāng)會館”等民間機構。

但我們發(fā)現(xiàn)了幾家為流浪人員提供生活幫助的民間機構，它們有的作為慈善機構為他們提供日常的生活援助，或以注冊企業(yè)形式，招募流浪者并為他們重返社會提供培訓等服務。不過，這樣的機構目前數量非常有限，它們的運行也受到制度的諸多限制。

產權住房制度下的潛在居住風險

現(xiàn)階段的城市居住面臨著巨大的潛在居住風險，也許未來的某個契機會將之轉變?yōu)橹卮蟮默F(xiàn)實“居住貧困”問題及社會危機。

近三十年來，中國建立起了以產權住房為核心制度的城市居住秩序，所有的城市居民都需要購買產權住房才能獲得穩(wěn)定的居住生活。根據建設部公布的數據，2005年中國住房的私有化率就已高達81.62%。2012年，有新聞報道指出中國住房擁有率近90%。如此之高的住房私有化率，并不是因為城市普通居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而是力度強大的住房貸款制度。可是，住房貸款制度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讓居住生活充滿脆弱性。

2014年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還貸平均數近7000元，位居全國第一；壓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繳納住房貸款為4238.8元；廣州緊隨其后，平均每月為4029.32元。為了如期繳納住房貸款，這些家庭必須保證二十到三十年不等的高額經濟收入。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未來中國家庭是否可以維持穩(wěn)定的高額經濟收入，以支付住房貸款？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但近些年的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開始波及中國經濟、城市就業(yè)以及市民的經濟收入。國家發(fā)改委中小企業(yè)司的統(tǒng)計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國有6.7萬家中小企業(yè)倒閉。中國石油、聯(lián)想、萬科、中信證券、武鋼、寶鋼、波導、夏新等大型企業(yè)和各大航空公司也陸續(xù)削減人力成本。自此之后，公司減員、裁員開始普遍起來。有報道稱，2011年，1027家上市公司就有284家企業(yè)裁員。

很難想象，中國經濟一旦進入低迷期，以產權為核心的住房市場，每月高額度的住房貸款，以及幾乎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統(tǒng)，將會給城市居住生活帶來怎么的風險及社會危機。屆時個體間“借住”、“蹭住”式的居住生活救助能夠持續(xù)多久？

實際上，在調研中同時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社會的以親緣、地緣、業(yè)緣等為紐帶的社會連結正在削弱。一些在上海置辦了房產的新上海人一般只提供“走親戚”式的暫住，滿足情感交流的需要；個體間普遍性的借助、蹭住等也很難維持較長的時間。

因此，單向度增長的城市產權住房市場，被忽略的住處化的居住貧困，公共性的居住生活救助的嚴重缺乏，導致社會潛藏著巨大的風險與危機，個體也處于焦慮不安與困頓之中。

在此，我們采用公開出版調查報告的方式，讓讀者了解，在我們的城市中，各種居住生活貧困者，特別是各種各樣的外來人員——他們正在這座城市工作、生活、學習、納稅、求學、求醫(yī)或者尋找新的生活機會，是如何如何尋找他們賴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尋找住處》主要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局促難堪的居住生活故事，這些故事同時也傳遞出了一種普遍感受：經濟發(fā)展主義邏輯忽略了完整的人的需要，把維持人尊嚴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如家庭生活、個人隱私與安全感、讀書的權利等等都擠壓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