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1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舉辦、并于騰訊會議直播的學術講座——“探索聯(lián)接的宗教：修士孫達爾·辛格的個案研究”（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Religion: the Case of Sadhu Sundar Singh）。此次講座屬北京大學海外學者講座項目，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主辦，清華大學歷史系協(xié)辦，季風實驗室策劃。講座由瑞士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南亞語言和文明系副教授菲利普·博爾內（Philipppe Bornet）博士主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qū)域研究專業(yè)助理教授張忞煜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曹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謝侃侃與談。

菲利普·博爾內的講座現(xiàn)場

主講人博爾內博士目前主要研究印度和歐洲之間的互動，尤其是20世紀初瑞士傳教士在南印度地區(qū)的活動。他已出版專著《招待的禮儀與實踐》（Rites et pratiques de l'hospitalité），主編文集《跨區(qū)域的人生與宗教：現(xiàn)代世界晚期亞歐的聯(lián)接》（Translocal Lives and Religion: Connection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in Late Modern World）,與他人合作編著《游戲中的宗教》（Religions in Play）、《邊緣的東方主義》（L'orientalisme des marges）等。本次講座基于博爾內博士的新近發(fā)表的文章（A “Christian Hindu Apostle”? The Multiple Lives of Sadhu Sundar Singh (1889–1929?) )，此研究成果收錄于2021年出版的文集《跨區(qū)域的人生與宗教：現(xiàn)代世界晚期亞歐的聯(lián)接》。講座中，博爾內博士介紹了“聯(lián)接的宗教”（connected religion）這一研究方法，并將這一研究方法應用于印度基督教修士孫達爾·辛格（Sundar Singh, 1889-1929?）的個案。

從“比較的宗教”到“聯(lián)接的宗教”

1978年，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出版的《東方學》（Orientalism）一書，開啟了后殖民研究的浪潮，這一著作批判東方學加劇了西方和東方（主要是穆斯林世界）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在時段上，博爾內博士的研究對象與東方學以及后殖民研究批判的對象有所重合。

基于東方學的批判，近年來產生了針對研究其他文化的學者的地位的問題：學者在研究自身所不屬于的傳統(tǒng)時，如何避免陷入“東方學”和歐洲中心主義的陷阱？學者如何避免簡單“復制”自身所熟悉的宗教與文化群體的內部視角？是否存在一種跨文化的可公度性？

比較研究是能夠回答上述問題的一種方法，它通過比較，試圖為不同文化建立可公度性。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比較宗教的范型》（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便是“比較的宗教”的代表作；近幾年，比較宗教研究的代表作品有芭芭拉·霍爾德里奇（Barbara Holdrege）的《吠陀與托拉》（Veda and Torah）和布魯斯·林肯（Bruce Lincoln）的《蘋果與橘子》（Apples and Oranges）等。

不管是在宗教還是歷史的研究領域，近年來比較研究都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與此同時，歷史學研究中涌現(xiàn)出了“跨國史”、“糾纏的歷史”、“文化轉向”等新的研究動向。在歷史學研究中出現(xiàn)的新方法中，最讓博爾內博士受啟發(fā)的當屬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與塞爾日·格魯金斯基（Serge Gruzinski)提出的“聯(lián)接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ies），這一概念指重新聯(lián)接被歷史編撰者的偏好（尤其是民族主義的）所人為分離的材料。這一研究方法需要學者聯(lián)接在不同地理空間發(fā)生的事件，或不同地區(qū)對同一事件的記錄。 

“聯(lián)接的歷史”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被重新語境化至更大的、全球的架構之中的微觀歷史?！奥?lián)接的歷史”與“世界史”或“全球史”不同，因為它不致力于用普遍的（通常是傳播論的）敘事方法來書寫單一事件；“聯(lián)接的歷史”也區(qū)別于地方史，因為它屬于更廣的過程。（2）關注在各種交流的情況中發(fā)生的變化，通常在傳記的層面上下功夫，需要考察在不同語境中的思想、實踐是如何被編碼與再語義化的。（3）通常需要用到多重語境化的手段來闡明運動中某一事物或人物的不同地區(qū)維度。

“聯(lián)接的歷史”能對宗教研究有所啟發(fā)，因為宗教研究與歷史研究面臨著相似的困境，比如人為創(chuàng)造邊界?！奥?lián)接的宗教”并不是對比較的宗教的否定，而是更注重考察記錄同一歷史人物或事件的不同材料，這些材料在不同的語境中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奥?lián)接的宗教”更關注變動，需要從不同角度考察和進行多重語境化。

二、修士孫達爾·辛格的多面人生

在20世紀20年代，來自北印度的基督教修士孫達爾·辛格是名噪一時的人物，其聲名可與泰戈爾和甘地相提并論。在澳大利亞畫家克里斯蒂安·瑪喬麗·沃勒（Christian Marjory Waller）于20世紀30年代創(chuàng)作的玻璃畫中，位于右側的人物是孫達爾·辛格，他得以和先知以塞亞（左）、使徒圣彼得（中）這兩位圣經人物并列，這能夠說明孫達爾·辛格在全世界的盛名。

先知以塞亞（Prophet Isaiah）, 使徒圣彼得（Apostle St Peter）, 孫達爾·辛格（Sundar Singh）

雖然孫達爾·辛格在當時享譽盛名，但他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研究。目前，學界只有兩本研究孫達爾·辛格的著作，一本是英國學者埃里克·夏普（Eric Sharpe）于2003年出版的《修士孫達爾·辛格之謎》（The Riddle of Sadhu Sundar Singh），另一本是美國學者蒂莫西·多貝（Timothy Dobe）于2015年出版的《印度的基督教托缽僧》（Hindu Christian Faqir）。對于孫達爾·辛格這一人物，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因為關于他的記錄散布在世界各地，且由多種語言寫就，包括烏爾都語、英語、馬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德語、法語等。這一現(xiàn)狀要求匯集各種材料，凸顯了“聯(lián)接的歷史”與“聯(lián)接的宗教”的必要性。

在構建孫達爾·辛格的生平時，需要牢記的是，我們所依賴的文獻是能被特定群體所接受的文獻。根據(jù)一般的敘述，1889年，孫達爾·辛格出生在旁遮普地區(qū)的帕蒂亞拉（Patiala）土邦的蘭布爾村（Rampur），他的家族屬于賈特錫克人。孫達爾·辛格的母親堅持用傳統(tǒng)的方式教育他，延請了一位梵文學者和一位“老錫克修士”來當他的老師。1903年，在母親與兄弟逝世后，孫達爾·辛格被送到蘭布爾的美國長老會學校，他反抗基督教的制度框架，甚至燒毀了《圣經》。孫達爾·辛格在自傳中寫道，他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十分懊悔，渴望找到精神的道路，而此時耶穌顯現(xiàn)，勸他皈依基督教。之后，孫達爾·辛格被父親逐出家族，前往盧迪亞納（Ludhiana）的美國教會學校。他不喜歡教會學校的制度，遂前往薩巴圖（Subathu）的山區(qū)。1905年，他在西姆拉（Shimla）受洗。

在薩巴圖，孫達爾·辛格結識了美國傳教士塞繆爾·埃文斯·斯托克斯（Samuel Evans Stokes），后者當時正致力于效仿亞西西的圣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過禁欲的生活。除斯托克斯外，孫達爾·辛格還結交了蘇格蘭傳教士C·F·安德魯斯（C. F. Andrews）。三人共同創(chuàng)立了“效法耶穌兄弟會”（Brotherhood of the Imitation of Jesus）。盡管這一團體堅持聲稱自己是非政治的，但其成員的經歷并非如此：安德魯斯后來參與了印度獨立運動，還在泰戈爾于和平村創(chuàng)辦的學校執(zhí)教；斯托克斯在1911年放棄禁欲生活，并與一位印度女子結婚，他先加入拉拉·拉杰帕特·拉伊（Lala Lajpat Rai）的陣營爭取印度獨立，后來又轉而支持雅利安社（Arya Samaj）；孫達爾·辛格本人沒有直接參與政治，但他身上也體現(xiàn)了對西方國家?guī)淼闹贫鹊膮拹骸?/p>

1908年，孫達爾·辛格離開效法耶穌兄弟會獨自講道。一年之后，他被邀請前往拉合爾的圣約翰神學院（St John's Divinity School）學習，但他再一次放棄了自己的學業(yè)。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師主篇》（Imitatio Christi）等基督教經典。由于他不精通英語，所以他讀的版本很有可能烏爾都文的。

1910年到1917年間關于孫達爾·辛格生平的記載寥寥。從1913年起，他向盧迪亞納的一本烏爾都語基督教雜志《光芒四射》（Nur-i Afshan）定期寄信投稿，在信件中講述了與凱拉什大仙的交流，稱這位三百多歲的大仙領導著一支基督教的隱士團體。1916年，孫達爾·辛格結識了基督徒阿爾弗雷德·扎希爾（Alfred Zahir），扎希爾通過出版講述孫達爾·辛格的書籍，提升了孫達爾·辛格的名望。扎希爾在書中稱孫達爾·辛格是“基督教的修士或云游的托缽僧（a Christian Sadhu or itinerating friar）”，他用“修士”（sadhu）這一詞源為梵語的稱呼來翻譯烏爾都語中的“托缽僧”（fakir）一詞，由此孫達爾·辛格在出版物中第一次被冠以“修士”的身份。sadhu、friar和fakir三個詞語都反映了孫達爾·辛格在制度邊緣的位置，一定程度上能夠預示后來孫達爾·辛格超脫于基督教的組織體系的特點。

1918年，在一個圣公會使團的支持下，孫達爾·辛格赴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傳教，然后前往日本與中國。在此期間，基督教組織也試圖將孫達爾·辛格納入自身的體系，比如，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員麗貝卡·帕克（Rebecca Parker）將孫達爾·辛格的事跡匯編成書（Sadhu Sundar Singh, called of God），此書最開始用馬拉雅拉姆語寫成，主要面向特立凡得瑯的女性受眾，后來被翻譯成英語等語言，流傳甚廣。瑞士的法語版本的副標題使用了“使徒”（apostle）一詞，即對印度的“修士”施加“使徒”這一基督教的框架，將孫達爾·辛格塑造為使徒的形象。

1920年，孫達爾·辛格首次造訪歐洲，前往英國、法國與愛爾蘭傳教，隨后遠渡重洋至美國和澳大利亞。1922年，孫達爾·辛格再次赴歐洲傳教，在耶路撒冷朝圣后，他到達瑞士并停留一個月，隨后赴德國、瑞典和荷蘭傳教。1923年至1929年，孫達爾·辛格在薩巴圖開辦學校。1929年4月，他前往中國西藏傳教，之后再無音訊。

三、孫達爾·辛格的瑞士之行

1922年在瑞士的傳教活動是孫達爾·辛格多面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對于這段經歷，我們首先需要理解錯綜復雜的背景。譬如，孫達爾·辛格宣揚人與神的直接聯(lián)系，符合南亞苦行者或圣人的虔誠形象。當時歐洲流行著一種認為基督教是東方宗教的觀念。據(jù)稱，耶穌曾在印度生活過一段時間，因而基督教是東方的宗教。孫達爾·辛格宣稱《約翰福音》是印度教經典《薄伽梵歌》的來源，這一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但體現(xiàn)了將基督教看作東方宗教的思潮。孫達爾·辛格的形象與東方的耶穌非常類似，時人記述道，他背靠石柱演講，雙手交握，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耶穌的畫像。此外，19和20世紀，存在印度宗教名人去往世界各地的現(xiàn)象。在孫達爾·辛格前往歐洲旅行的同一時期，辨喜和拉瑪·蒂爾塔等印度思想家也到印度之外傳遞他們的思想。

作為東方耶穌的孫達爾·辛格

在歐洲之旅中，孫達爾·辛格也試圖傳達一些信息。他強調祈禱的重要性與個人和神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這樣一來，作為人與神的中間人的牧師變得不再必要；孫達爾·辛格還傳達了印度的業(yè)報觀念，他認為應該通過行動從各種罪惡中解脫出來，而不是尋求對罪惡的寬恕；對于西方盛行的物質主義，孫達爾·辛格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在演講中指出西方人大多只追逐自己的樂趣，而東方的人們卻經常去神廟祭拜，對神充滿了虔誠。由此可見，實際上孫達爾·辛格傳達的信息已經超越了他的歐洲之行的組織者的意圖。

對于孫達爾·辛格這位來自東方的基督教修士，歐洲社會各群體的反應是不同的?？傮w來看，他對歐洲人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以瑞士為例，福音派認為孫達爾·辛格能夠傳達他們自身的主張，使基督教變得更加純潔，至今瑞士的福音派仍不斷出版孫達爾·辛格的傳記。斯維登堡派也利用孫達爾·辛格來增強自身的權威，在他們看來，人們聆聽孫達爾·辛格的演講，能夠說明他們對斯維登堡派唯靈論觀點日漸感興趣。瑞士洛桑的斯維登堡派在雜志中詳細描述了孫達爾·辛格的到訪，將他與斯維登堡派的創(chuàng)始人斯維登堡相提并論。但也有一些人將孫達爾·辛格看作騙子，神學家奧斯卡·菲斯特（Oskar Pfister）就是其中之一，他試圖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揭露孫達爾·辛格的騙局。批評孫達爾·辛格是騙子的聲音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甚至促使孫達爾·辛格的歐洲之行的組織者向斯托克斯寫信詢問。

從孫達爾·辛格的具體案例中可以歸納出三個要點：首先，孫達爾·辛格的身份是復雜的，不能簡單地將他視為基督教傳教士或騙子，還應該將他置于南亞的傳統(tǒng)中進行考察，例如南亞的虔誠運動；其次，孫達爾·辛格利用基督教組織來傳達反對宗教組織的觀念，這超越了他的瑞士之行的組織者的意圖；最后，20世紀初，西方的各類宗教運動迅速發(fā)展，對孫達爾·辛格的反應充滿了多樣性。如果我們不考慮多種語境、考察各類記錄，就無法理解孫達爾·辛格的多樣現(xiàn)象。他的生平、觀點、形象，以及人們對他的反應都明顯超越了基督教的框架，這也是需要用聯(lián)接的宗教來進行研究的原因。

四、評議與討論

在評議與討論環(huán)節(jié)，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曹寅老師談到，博爾內博士的研究讓自己聯(lián)想到另一位孫達爾·辛格（Sunder Singh）。曹寅老師研究過的孫達爾·辛格出生于19世紀70年代，是一名堅定的錫克教徒，他積極參加了19世紀70年代興起的錫克教復興運動“辛格協(xié)會運動”（Singh Sabha movement）。謁師所（gurdwara）是錫克教社群的公共空間，修建謁師所有利于增強錫克教徒的身份認同，是錫克教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錫克教徒孫達爾·辛格在英屬馬來亞的檳城當獸醫(yī)時，發(fā)現(xiàn)當?shù)氐腻a克人宗教意識淡薄，為了增強錫克教社群的身份認同，他積極促成檳城首座謁師所的興建。檳城謁師所得以修建的消息還傳到香港，鼓舞了香港錫克人修建謁師所的決心。香港錫克人缺乏修建資金，恰逢殖民當局從印度派遣錫克士兵鎮(zhèn)壓義和團運動。1900年7月，錫克士兵們在香港停駐，受香港錫克人的鼓舞，將薪資捐贈出來修建謁師所。曹寅老師提出，基督教修士孫達爾·辛格和錫克教徒孫達爾·辛格都活躍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將兩個人物對照討論，能為全球史和聯(lián)接的歷史提供案例。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謝侃侃老師也談到，博爾內博士使用的聯(lián)接的宗教的研究方法與具體案例使自己聯(lián)想到宋尚節(jié)（John Sung）這一人物。宋尚節(jié)是20世紀上半葉的華人宗教領袖，青年時期前往美國留學，1927年回國積極布道，然后赴東南亞傳教。謝侃侃老師指出，孫達爾·辛格和宋尚節(jié)存在相似之處，他們都受到了基督徒和潛在的皈依者的歡迎；二人的差異更值得關注，孫達爾·辛格被歐洲人塑造為圣徒，而宋尚節(jié)卻遭到英國和荷蘭傳教士與教會機構的抨擊，也就是說，他們都提供了一種區(qū)別于基督教傳統(tǒng)組織的路徑，但他們得到的反響是有區(qū)別的。在孫達爾·辛格的所處的歷史語境中，歐洲正在進行戰(zhàn)后反思，孫達爾·辛格總是被其他人而非他本人書寫、塑造為圣徒與東方的耶穌。

博爾內博士對兩位與談人分別作出了回應。他認為將基督教修士孫達爾·辛格和錫克教徒孫達爾·辛格進行比較是非常有趣的，二者持有不同的主張，但與二者有關的社會背景具有相似性，當時在北印度，不僅基督教廣泛傳播，雅利安社也迅速發(fā)展，錫克教復興運動是對基督教和雅利安社的回應與反擊。北印度活躍的雅利安社、基督教傳教士與錫克教徒還走向世界，構筑了全球性的網絡。

比較孫達爾·辛格與宋尚節(jié)亦是具有啟發(fā)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歐洲一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將東方理想化，試圖在歐洲之外尋找精神的出路，而印度就是一個典型，來自印度的泰戈爾、甘地等人物都受到了歐洲人的歡迎。瑞士是跨國知識分子與宗教人士活動的中心之一，提供了聯(lián)接的條件。孫達爾·辛格能受到歐洲主流社會的歡迎，得益于一戰(zhàn)后歐洲的社會背景。宋尚節(jié)與孫達爾·辛格都是殖民地的皈依基督教者，對比特定社會群體對他們的接受程度也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