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西雅圖一家養(yǎng)老機構上了美國公共電視臺的新聞頭條，因為它的一項服務創(chuàng)新，巧妙地把養(yǎng)老和幼教結合了起來。這個機構的樓上是老年護理院，樓下則是托兒所，每天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和剛剛學會走路的小朋友有固定的時間一起玩，其樂融融。這項服務開始后，老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和生活滿意度都大大提高，小朋友們也有了更多的一對一的故事和畫畫時間。

但其實，筆者要說的是，這種年齡融合并非創(chuàng)新，而是回歸，是美國社會在年齡隔離的路上走得太遠之后的一種反省和頓悟，是發(fā)現(xiàn)在缺乏年齡融合的社會里人們如此不快樂之后的一種回歸。

千百年來，人類社會各年齡層的融合度都很高，西方社會如此，有孝道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更是如此。在工業(yè)化之前，大多數(shù)人都是在童叟濟濟一堂的環(huán)境下生產與生活的，并且人們在年齡很小的時候便見證了生老病死。由此，人們也更崇尚經(jīng)年累月攢出來的人生智慧，老人們的地位相對較高一些。詩人陶淵明在《桃花源記》里寫的“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就是這樣一種沒有年齡隔閡的理想狀態(tài)。

然而，隨著工業(yè)化進程的發(fā)展，社會價值取向逐漸偏重生產效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競爭多于互助，距離多于融合。在生產能力鼎盛時期的中青年人成為社會主導和主流，而生產能力下降的老人則更是被視為無用，推到社會的邊緣，甚至被“圈養(yǎng)”了起來 （比如把養(yǎng)老院建在遠郊），代與代之間的物理距離遠了，社會距離更遠了?！疤一ㄔ础庇l(fā)無跡可尋。

兩種年齡歧視

沒有交流，就沒有了解。當你和一個社會群體完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你對他們的了解就只能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受刻板印象左右。 1968年，時任美國國家老年研究所主席的老年醫(yī)學家（Geriatrician）Robert Butler首次提出了“老年歧視”（Ageism）的概念，指出人們普遍對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視——將老齡自動與疾病、消極、無用等畫上等號，忽略了老年的個體性、多樣性以及主體性。

同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性取向歧視相似——年齡歧視把老年人視為社會的二等公民。這種二等公民待遇往往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第一種是處處受到不公正待遇，赤裸裸的忽視和否定，這更容易為大家所察覺。 舉幾個中國社會的案例：

兩年前筆者做了一個調研，在美國筆者所在的大學收了300多份問卷，在四川一所本科院校收了900多份問卷， 比較中國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平均年齡22歲）對老年人的態(tài)度 。我本以為中國學生對老人態(tài)度會更加正面一些，可是問卷和訪談結果卻令我大跌眼鏡，超過20項量表（總共29項指標）都顯示，中國年輕人比美國年輕人更加歧視老年人，中國大學生對老人更多負面印象，更不愿意和他們接觸，更覺得老人“臟”或者“古怪”、認為“老人不應當參與公共活動”、覺得老人是拖累和負擔，或者老人思想守舊跟不上時代等等。

在消費市場中，商家為了利益最大化，也常常拒絕為風險系數(shù)高的老年群體提供服務。這種選擇性歧視使得高齡弱勢群體難享公民應享之平等。如早些年曾有個社會新聞報道過，合肥市一對70歲高齡的夫婦通過旅行社參加港澳六日游，旅行社堅持老人每人多交400元才能順利入團。

舉個更近些的例子。在北京某高端養(yǎng)老機構，雖地處土豪的CBD區(qū)域，但長輩們出門卻總是打不到車。出租車司機看到年屆八十多歲滿頭銀發(fā)或使用助步器的老人唯恐避之不及，明明是空車也不愿拉這趟活。工作人員想了折中的法子，年輕人去外頭打好車后再迎長輩出來。再后來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長輩們出去沒問題，可是回不來了。

我們總是憧憬自己老了不會孤獨，因為會有三五好友一起回憶青春，會有年輕時沒有的閑暇時間四處轉悠，好不愜意，但實際情況可能是你想去見三五好友，公交車上不去、出租車不拉你，你哪兒也去不了。

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甚至同時也存在于家庭生活里。幾年前國內的一項社會調查表明，19.6%的人認為其本身或者家庭中存在忽視老年人需求的現(xiàn)象，老年人再婚也同樣受到家庭的反對，50.5%的被調查者表示老年人不適合再婚，干涉或反對老人再婚行為。

第二種歧視是將老年人視為有待解決的問題或缺陷，不由分說地把他們“特殊照顧”起來。在這里，老年人被定義為手無縛雞之力的完全弱者，在各種關心和愛護的名義下，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被完全否定，他們的價值被忽略。

舉幾個我們身邊的微不足道的例子。我有個學生定期去養(yǎng)老院做義工，任務是在午餐的時候彈鋼琴。出于好心，他故意把鋼琴節(jié)奏放慢了半拍。幾個星期后，一位老人實在受不了了，對他說：你這個彈法好像是要把我們送去墳墓一樣，能不能請你該怎么彈就怎么彈？北京的某家養(yǎng)老機構也發(fā)生過類似的事情。社工為老人組織電影鑒賞，也是出于好心，一開始都放老片、革命片，誰知老人們壓根兒不愛看。他們告訴社工，老掉牙的片子他們看過很多遍了，現(xiàn)在只想看點新的。

政策層面同樣存在這個問題。諸多養(yǎng)老政策名義上是為老年人謀福利，但更多地從應對老齡化問題的角度出發(fā)。國內的某項調查分析顯示，從現(xiàn)有的養(yǎng)老政策的態(tài)度來看，“沒有對老年的社會價值做出判斷”的政策占76.9%，“肯定老年人社會價值”的政策僅占7.7%，將老年人單純界定為社會負擔的有15.4%。

如何打破隔離和歧視？

隨著老齡化的加劇，一些社會逐漸意識到，這種有形或無形的年齡歧視帶來的危害極大。美國一項研究跟蹤調查了6000多名50歲以上人群的退休生活和健康狀況——在調查的兩年時間里，這個還不算老的群體竟然也感受到了來自社會的年齡歧視，心理健康多少受到影響。有些老人甚至開始自我否定，陷入自卑。不少老年朋友也告訴我，退休后，仿佛一夜之間，他們就變成了隱形人，年輕人常常對他們視而不見。他們感覺被隔離，久而久之，原本有活力的老人也變得消沉起來。

較之美國，中國社會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年齡歧視對老年人的危害。但就像我在美國和國內所做的調查比照所顯示的，我們尊老愛老的傳統(tǒng)，那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禮儀，正在慢慢消失。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生產和生活，讓年齡隔離蔓延在城市及農村，年齡歧視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長此以往，或成大患。

那么，我們該如何打破年齡的隔離和歧視呢？

首先，歧視是由于隔離造成的，要打破年齡歧視，首先要促成各年齡層的交流。

在美國，快速步入老年的“嬰兒潮”的一代（生于二戰(zhàn)后1946年至1964年的龐大人群），是反抗年齡歧視的生力軍。除了尋找各種在公共領域發(fā)聲的機會，他們更注重參與社會生活，發(fā)動和參與各類促進年齡融合的活動。他們發(fā)現(xiàn)，最為有效的途徑是與教育系統(tǒng)合作。

所謂交流，就是在差異中尋找普遍性。跨年齡的交流也是這樣，通常我們只看到了年輕人和老人的差別（并將這些差別擴大），卻忽略了各年齡層其實是有共通之處的。我在學校里教“老年學”這門課，課程設置的目標為“打破年齡歧視”，顯然，這不是查查資料寫寫論文就能完成的。為此，我們與本地的老年人活動中心及養(yǎng)老機構合作，讓學生與老人“一對一”地配對，做互相的忘年交。剛開始，學生們往往不知所措，尷尬不已，但時間長了，他們都能發(fā)現(xiàn)與配對老人的共通之處，要么是同樣愛好，要么是相似的世界觀、人生觀。期末的時候，我們把老年人邀請到課堂上，坐在一起傾聽學生們的心得演講。那一課，教室里不再有隔閡，我們的目標達成了。

其次，政策層面也應該有所作為，更多地從老年人的角度去考慮，注重老年人的價值，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把他們當做問題（不管是人口問題，還是社會福利問題）來對待。

筆者在國內開過不少老年學研討會，也聽過很多風華正茂的年輕研究生做的學術報告。不得不說，他們的演講很技術化，很有套路，常常運用大數(shù)據(jù)做很復雜的模型分析，可似乎總還缺少些什么——我想是那種能夠設身處地的從老年人的角度進行思考的能力，那種建立在與老年人面對面交流基礎之上的共情心。

數(shù)字和模型是冷的，如果研究者、決策者不具備共情心的話，政策制定就成了純技術活兒，他們看不到那些數(shù)字背后代表的一個個生命，那些真切的歡喜和掙扎，他們的苦和痛。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可能在模型上是完美的，卻也可能飄在空中不接地氣。要知道人性化的政策制定，可不是僅僅通過幾次調研、幾組數(shù)據(jù)就可以辦到的。

除了在教育系統(tǒng)引進年齡融合的要素，我們還可以在以下渠道上多做嘗試：在媒體上，給予老人更多的發(fā)聲機會，使更多追求個人價值的老年人形象，比如“花甲背包客”，進入公眾的視野；在社區(qū)里，鼓勵街道和社區(qū)舉辦各式促進年齡融合的活動；在規(guī)劃上，在新建的小區(qū)內增加適老化設施，從而自然而然地使得入住的住戶實現(xiàn)多年齡層的融合，不再提倡修建美國太陽城那樣的遠郊純老年人的大型社區(qū)。

我們每個人都會變老，年齡歧視最終是一種自我歧視。從這個意義上說，打破年齡的藩籬，從個人層面以及政策層面上重視“年齡歧視”的危害，不僅是對傳統(tǒng)的回歸，更是對自我生命的回歸。是時候去尋找桃花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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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頻道”由西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羅寶珍、養(yǎng)老投資和運營專家羅珊珍共同主持。專欄第一部分“老吾老”探討中國式養(yǎng)老，嘗試從政治、經(jīng)濟、醫(yī)療、文化、教育等不同維度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