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上海公布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6-2040)(草案)》(以下簡稱“上海2040”)，其中的人口預測，迅速引發(fā)了上海內外民眾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議論。這當中,不乏《上海人口那點事》、《關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 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再過20年，上海會有多少人？》這樣由一線城鄉(xiāng)規(guī)劃專業(yè)人士或法學專家撰寫的好文章。

筆者在海外留學、從教多年，曾有幸向美國人口學家Dowell Myers[Myers的更多信息見：http://popdynamics.usc.edu/home.html]這樣給加州政府做專題演講的老師近距離學習，并參加過美國人口眾多的大都市地區(qū)如芝加哥、洛杉磯的區(qū)域規(guī)劃機構(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的人口預測相關工作坊、會議和項目，也作為高校教師，對美國、澳大利亞等高校學生教授過城市人口預測的知識和技能。在此，筆者希望從另外的角度，為城鄉(xiāng)規(guī)劃的人口預測提供一些背景知識和個人經驗與思考，以期把人口預測和城鄉(xiāng)規(guī)劃的那點事說得更透。

同時，針對《上海人口那點事》、《關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等文中的一些見地或論據，筆者也給出一些點評，希望能起到相互切磋、拋磚引玉的作用。因文章篇幅、個人能力和相關數據有限，筆者不打算就2040年上海人口給出什么個人預測，若涉及有關內容，則更多側重于預測方法、結果合理性的討論。

一、城鄉(xiāng)規(guī)劃和人口預測

熟悉中國城鄉(xiāng)規(guī)劃工作的人都知道，人口預測幾乎是城鄉(xiāng)規(guī)劃最重要、也最耗心力的前期任務之一。這個工作不完成好，城鄉(xiāng)規(guī)劃里的用地、設施和相關配套政策、資金安排就無法最有效地展開。如果是親身參加過有關工作的人，會很容易感受到，無論當地具體情況如何，甲方——通常是城市、縣政府，往往對本地人口持續(xù)增長普遍有著很高的期待。這種期待，和中國從上至下把城市總人口和當地用地指標掛鉤、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很大一塊來自于土地出讓等安排，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但從國家一盤棋的角度，保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又是一個基本國策[ 2006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一個五年規(guī)劃綱要》第一次明確提出了18億畝耕地是未來五年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2008年8月13日，國務院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綱要（2006-2020年）》，綱要重申，要堅守18億畝耕地的“紅線”，并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全國耕地應分別保持在18.18億畝和18.05億畝]。在這個國策之下，國家設計了貌似簡單粗暴逐層分解，實則切實有效、一以貫之的機制，把各地新增的非農用地進行了堪稱半軍事化的統(tǒng)一、集中管理。同時，包括地球遙感衛(wèi)星、航空拍攝、突擊檢查、二次回訪等在內的各種手段，都被國家用來監(jiān)測監(jiān)督各地耕地保護、非農用地增長的情況。甚至有人認為，國土資源部建立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要讓耕地這樣因為人多地少的國情而變得更加稀缺的自然資源，得到最嚴格的保護。

作為城鄉(xiāng)規(guī)劃人員，面對甲方的期待、國家保護耕地的國策，要預測人口，就變成了“夾心餅干”，想要純從專業(yè)角度去完成工作，這個任務即便不能說是不可完成，也是很難讓自己（專業(yè)人員）、甲方和國家都滿意的。碰到上海這樣的國家頂級城市，大領導們通常還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對城市定位、產業(yè)發(fā)展、城鄉(xiāng)規(guī)劃等給出各種指示和要求，預測人口就變得更加困難和復雜，也完全不再是一個靠純專業(yè)知識和技巧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國外，人口預測的語境(context)則不大一樣。以美國為例，盡管人口預測仍然是完成城鄉(xiāng)規(guī)劃諸多工作內容的前置工作，重要性毋庸置疑[ Smith等美國人口學家認為，人口預測在美國除了支持其它決策，例如評估和安排學校容量、供水、政府收支、消防設施、醫(yī)院和人口分布(用地規(guī)劃)等，還是地方政治、經濟日程的重要部分，例如以往或者預測的人口增長，可以作為某地對外公關、吸引投資的材料。更多可見：Smith, S., Tayman, J, and Swanson, D.A. 2002. State and loc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methodology and analysi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但國家層面并沒有類似“18億畝耕地紅線”這樣的國策，地方上的總體規(guī)劃也極少有具體人口控制目標，甚至經常是把人口預測和最終規(guī)劃文本分開，作為另外的背景專題。同時，從制度和習慣上講，即使總統(tǒng)、州長等頭頭腦腦，也輕易不能對地方規(guī)劃、發(fā)展和項目給出意見和指示。哪怕他們給了意見和指示，地方不加搭理，也通常不會有什么后果。在美國的環(huán)境下，地方的行政首長， 一般由當地選民通過民主方式選出，而非由總統(tǒng)或州長任命，他們直接對選民負責。于是，從事人口預測的有關城鄉(xiāng)規(guī)劃人員、人口學家，有著相對寬松的外部環(huán)境，來完成自己的工作。

從學院派的角度，專業(yè)人員把人口預測和情境設計、規(guī)劃方案和項目建議等一起，作為系統(tǒng)化的工具，去支持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城鄉(xiāng)尤其是其未來，進行深入系統(tǒng)、長時間的關注、思考和管控[ 見: Hopkins, L.D. and Zapata, M.A. Engaging the future. 2007. Cambridge, MA: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因此，人口預測不是一個純粹的前置工作。換言之，專業(yè)人員預測人口，根據人口做出各種規(guī)劃，給出各種項目建議，這些并不是終結，只是一個開始。這個開始意味著，人們通過專業(yè)人員的工作，已經有一些比較理性的目標、路徑、數據和分析、行動框架等，可以針對自己所在城鄉(xiāng)的現狀和未來，進行更高水平、更系統(tǒng)的持續(xù)思考和辯論。在有關思考和辯論的基礎上，大家可以奔著共同認可的目標，路徑和認識、行動框架，一點一滴并與時俱進地，創(chuàng)造出更好的未來。

對于類似“上海2040”這樣的遠景規(guī)劃，即使一時定案，也仍然需要很多因時制宜、動態(tài)調整的子規(guī)劃輔助，并加以實施。以2007年紐約《更偉大，更綠色的紐約（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規(guī)劃為例，這個規(guī)劃的文本，自2007年頒布起至今，不但原來的規(guī)劃文本在2011年有所修訂，各種配套的子規(guī)劃也在持續(xù)不斷地制定和完善。

在遠景規(guī)劃（含人口預測內容）及其子規(guī)劃制定和完善的過程當中，老百姓只要愿意，可以參加當地規(guī)劃機構組織的各種會議和討論。筆者的一個好朋友，韓國裔的美國人Simon Choi，在洛杉磯的區(qū)域規(guī)劃組織（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 SCAG）做人口學家，負責組織SCAG內外的人馬，來為本地預測人口。除了正常的本地人口研究，Choi大量時間用于準備各種會議和討論，宣講自己的工作，以及答復民眾各種關于本地人口的問題。今年7月，SCAG召開了第27屆的（本地）人口會議。和以往一樣，會議免費對公眾開放，日程也提前在網上公布；會后，能上傳的各種資料，也都上傳到網站和老百姓共享[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訪問：https://www.scag.ca.gov/NewsAndMedia/Pages/PublicationsReports.aspx獲取有關資料]。Choi多次和筆者說，他的工作雖然有技術含量，但其實在輸入數據上，也沒什么秘密可言。老百姓只要愿意，可以和他一樣，從SCAG獲取任何不涉密、SCAG擁有獨立版權的數據，自己來預測人口，甚至質疑和挑戰(zhàn)他和團隊的工作。筆者幾年前在參與SCAG轄區(qū)的貨運模型校驗的工作時，就免費獲得了SCAG提供的大量數據（包括人口方面的數據）。利用這些數據和其它一些商業(yè)數據，筆者和指導老師一起，搭建了自己的模型，并和本地的模型進行了比較[ 該模型報告見：https://www.fhwa.dot.gov/planning/freight_planning/publications/analysis_planning_model/fhwabaahepp022007.pdf]。

二、城鄉(xiāng)規(guī)劃人常用的人口預測方法和輸入數據

沒有參加過城鄉(xiāng)規(guī)劃工作的人，可能會奇怪：一個地方未來若干年的總人口，乃至各種分類、分片區(qū)的人口，究竟是用什么數據，怎么預測出來的；對于預測出的人口，又怎么確保其有效性？掛一漏萬，筆者根據自己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三地的學習、教書經驗，對有關方法、輸入數據進行了以下簡要小結[ 表格對美國、澳洲私人咨詢公司里使用的人口預測模型，尤其是項目水平的人口預測模型沒有涉及。這些往往是各公司的商業(yè)機密]。

以上已羅列了多達14種人口預測方法，盡管如此，以上小結可能并不完備。但讀者已經可以看到，人口預測有非常多的方法，還可以使用各種方法的混合，出現新的方法。無論怎樣，這些方法從輸入數據、假設到適用環(huán)境，經常很不一樣。對大多數城鄉(xiāng)規(guī)劃人員而言，不可能精通所有方法，更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就能把方法應用好。因此，在實際工作當中，他們經常需要和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計算機專家等合作，來使用某一種、某幾種方法來預測城市的未來人口。

筆者參與過洛杉磯貨運交通模型的工作。這個模型的一個子模塊，就是預測該地未來的人口。經過比較之后，團隊采用的是乘數效應（投入產出）的方法。當時，為了執(zhí)行好這個方法，團隊里除了經濟學家、城鄉(xiāng)規(guī)劃人員，還有計算機專家，來幫助搜集、校驗和處理數據。

三、人口預測的有效性

對于以上方法（包括幾種方法混合或聯(lián)合使用）預測出的人口，要考察其有效性，除了方法本身的特征，還可以至少從輸入數據、假設和適用環(huán)境幾方面去看。

方法本身的特征，對預測人口有效性的影響毋庸多言。例如，比例恒定這個方法，是對人口這一復雜的問題，進行非常簡單化的處理，其有效性因而也有很大范圍的變化。

對后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我們看輸入數據。假定方法合理，那么不同輸入數據的完整性、有效性和可相互驗證程度，則是預測有效性的前提。在包括人口預測模型在內的城鄉(xiāng)規(guī)劃模型界，人們常說這樣一句話：就算是完美的模型，如果數據不好，那么就是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假定方法一樣，美國、澳洲的城鄉(xiāng)規(guī)劃人，在輸入數據的可獲取性、完備性方面，多數時候比中國同行更加幸福。理論上說，前者的人口預測也會更準確。

對此，美國人口統(tǒng)計局（US Census），澳洲國家數據局（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均搜集了很長時間，具有細致到人口分析街區(qū)(Census Block)、統(tǒng)計小區(qū)1(Statistical Area 1)這樣小尺度的各種人口和相關分類數據。而且，這些數據在網上就能下載。但在中國，關于街道水平的人口數據，目前公眾最容易獲取的是2002年的數據。國家統(tǒng)計局把這個數據放在了網上。其他年份的數據，要通過其他渠道獲取。當然，被城市委托做各種人口預測的城鄉(xiāng)規(guī)劃師，通常也會得到本地乃至整個國家能提供的最好最全的數據。但街道人口一般就是最小尺度了。

同時，有的數據需要城鄉(xiāng)規(guī)劃師進行二次處理和驗證。歷年來，筆者在參與江蘇、浙江、湖北的項目時，就面臨要處理大量紙質的人口數據的問題。另外，這些數據的可靠性，也不得而知。

比起美國的人口分析街區(qū)、澳洲的統(tǒng)計小區(qū)，通常而言，我國街道單元的尺度是非常大的。凡是熟悉一點人口預測的人都知道，人口預測也會受到分析單元可變（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的影響。越小的尺度，就意味著在預測人口時，可以有更多可能，去測試分析單元可變對預測結果的影響，從而適度調整預測。舉個例子。預測一個省的人口，如果只有省級數據，那么省以下的影響因素是沒法考慮到的。但如果有縣、市的數據，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考慮省內因素對省未來人口的影響。

其次讓我們看不同方法的假設對預測人口有效性的影響。模型假設是預測人員對本地人口、社會、經濟等要素特點的判斷。這個判斷是否合理，需要一事一議，因人而異。通常而言，判斷越合理，人口預測的有效性就越好。

筆者曾帶領一群美國大學生參與美國中部大學城艾米思(Ames)的人口預測。當時，我們有這個城市1890年一直到2010年的若干個歷史數據。有學生提出，要盡量把所有數據點都用上；也有學生說，艾米思的人口增長明顯受到整個美國、美國中西部社會、經濟發(fā)展周期性的影響，應該首先考慮把不同年份的數據劃分為不同周期，研究不同周期的人口增長特點，給出假設。后來，我提了一個建議。我讓學生們忘記掉艾米思的2000年以后歷年的人口，然后請他們用2000年之前的數據來預測前者。結果，考慮周期的那組學生給出的預測，比不考慮周期的那組的“預測”要準確得多。在這個經歷之后，我們也決定，預測艾米思的2020年以后的人口，需要適當考慮有關周期。我們感覺到，這樣的考慮，會讓我們的人口預測更加可靠。

最后，就是看不同方法的使用，是否有很好的適用環(huán)境。這個環(huán)境，可能和地方數據積累程度、整理方式等有關，也與地方和區(qū)域關系特點等有關。

筆者記得，在聽美國人口學家Dowell Myers的一個講座時，他用一個笑話，實質指出了模型適用環(huán)境對人口預測方法和預測有效性的重大影響。這個笑話說的是，加州有美國最好的一批人口學家，也有很完備的官方歷年人口數據，他們開發(fā)了自認為超好的加州人口預測模型。但這個模型的問題是，沒有考慮到加州和美國境內，來自中南美洲、卻未被政府記錄在案的移民。例如，墨西哥突發(fā)災荒，很多人就可能采取各種合法、非法的辦法，去往加州投奔在那里的親屬。若經由合法的辦法，人口學家就有可能根據官方數據知道這可能帶來的人口上限是多少——例如，美國每年最多給中南美洲地區(qū)發(fā)放多少非移民探親簽證。若經由非法的辦法，那么，能帶來多少人口，就和非法移民組織的活躍程度、美墨邊境執(zhí)法力度等有關。這些，官方的數據里是沒有的。要考慮好這些，研究者就需要拓寬自己的視野和知識面。換言之，即使預測人員的技術和技能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他們放松對預測方法適用環(huán)境的考慮，其方法最后也許也就是看起來很美而已，對準確人口預測并無大用。

四、“上海2040”人口的若干討論

1. 增量還是增幅的再思辨

《關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一文，質疑了《上海人口那點事》使用增量人口預測上海人口的情況。筆者認為，兩個文章都有道理，但它們的主要分歧，其實在于方法背后的假設。在上表中，“平均增幅”方法對應增量預測額；而“平均增長率”方法則對應增幅預測。上海未來人口的增長，可以采用的是以往的平均增幅預測，還是平均增長率預測呢？筆者沒有上海完備的歷史數據和背景資料，也無法一下給出答案。但根據自己的經驗，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考慮。

一、上海歷年的人口增長，有不同的周期，這些需要首先明確；

二、不同周期里的機械增長，自然增長的人口和相關不同的內部、外部機制，需要區(qū)分；

三、從以上內部外部機制的梳理，看看影響上海人口變化的限制條件或機會機遇究竟是什么；

四、無論上海，還是倫敦、東京、紐約等大城市，其吸納新增人口，都受到邊際吸納能力先增加、后平緩乃至遞減的客觀規(guī)律影響。這一規(guī)律結束一輪之后，有可能從頭再來。以倫敦為例，1801年一直到1939年，它的人口是增加的，但1939年到1991年，倫敦的人口就開始下降。1991年之后，倫敦的人口又開始增長，一直持續(xù)至今。但應該注意的是，倫敦人口至今未能恢復到1939年的水平[ 更多信息，可訪問：https://files.datapress.com/london/dataset/population-change-1939-2015/historical%20population%201939-2015.pdf]；

五、上海未來的人口預測，可以考慮不同政策情境。例如，上海歷史上吸納人口最多的10年，歷年平均數是多少，如果今后10年的歷年人口增長，按照這個平均數，上海人口是多少？上海歷史上吸納人口最少的10年，歷年平均數是多少，如果今后10年的歷年人口增長按照這個平均數，上海人口又是多少？如果再把周期性因素、專家打分等融入政策情境里，那么我們對上海未來人口的把握，應該會更加合理一些。

2. 2010年之后上海人口增速下滑

《上海人口那點事》與其商榷文章都提到2010年之后上海人口增速下滑的問題?！蛾P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提出，上海人口增速下滑，與上海不斷加緊的人口限制政策密切相關。

筆者認為，行政干預、人口限制政策對上海人口增速的影響，雖然有，但估計還需讓位于上海整體經濟增長的原因；因此，“密切相關”有待商榷。

略微關注上海經濟的人都知道，自2008年開始，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開始放緩，甚者多次跌入全國省級行政單元的平均數以下。放緩的經濟增長，說明上海吸納新增勞動力（人口）的能力在下降。新到上海的人，從經濟理性的先后順序上講，首先是謀生，掙比之前更多的錢，然后再考慮把本地戶口、自購房、小孩上學等安排好。因此，這幾年上海經濟放緩，新就業(yè)數量減少，首先是那些想到上海謀生、掙更多錢的人減少了。筆者認為，人口限制政策，對這些人的影響雖然有，但應該是在這之后的。

回到預測方法上講，如果我們可以有結構方程來預測上海2010年之后的人口增長，那么上海經濟增長率和人口政策這兩個因素可能都有解釋力，但前者的解釋能力從上述原因出發(fā)應該更強，更可以說“密切相關”?？上У氖?，筆者沒有完備數據，如果有，這個猜測性的說法倒是可從上海2008年至今歷年的（常?。┤丝谠鲩L、經濟增長率和人口政策-落戶人口、就學政策-就學數量等數據來進一步驗證。

3. 更高密度和5000萬人口的上海

《關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贊成進一步提高上海的密度（1840萬人集中在6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認為5000萬人或更多人口集聚在上海，于全國來講是有利的。同時，文章指出，高密度的香港、新加坡可做參考，還引用了格雷澤的《城市的勝利》說明，密集的城市、濃縮的空間，可成就城市的繁榮并促進可持續(xù)發(fā)展。

實際上，香港、新加坡土地面積分別是1104平方公里和720平方公里，只是總人口數百萬級別的城市(香港700萬左右，新加坡500萬左右)。而且，這兩個地方都屬于獨立的行政區(qū)域，外來人口進入需要簽注或簽證，人口流動難度比中國公民進出乃至留在上海大多了。因此，上海如果將1840萬人口集中于664平方公里的土地，將與香港或新加坡有顯著不同。

有幾個情況需要考慮。一是上海和長三角周邊的城市乃至更遠的城市之間的推、拉力失效了。這個數字意味著，人們無論什么代價，拼了命，都要留在上海。實際情況是什么呢？上海周邊的昆山、太倉、嘉興等地，這些年“搶走”了上海不少的產業(yè)和人口。最近國家選定杭州召開G20，杭州本來就有優(yōu)勢的網絡經濟，加上G20助力，與上海在吸引相關人口、產業(yè)的競爭上，又將有一番新的氣象。

二是要在664平方公里上容納1840萬人口（即2.77萬人/平方公里），上海、中國乃至世界準備好了嗎？如果要準備好，需要多少時間？實際上，東京算是亞洲國家里首位度數一數二的城市，到2015年為止，東京都只能在219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納1349萬人(6157人/平方公里)[ 數據來源于東京都政府。見：http://www.metro.tokyo.jp/ENGLISH/ABOUT/HISTORY/history03.htm]。因此，沒有技術上的突破，以及城市綜合規(guī)劃、建設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上海要在664平方公里上容納1840萬人口，仍然是不現實的。

三是，格雷澤在《城市的勝利》中說明，密集的城市、濃縮的空間，成就城市的繁榮和促進可持續(xù)發(fā)展。當然，城市密集、濃縮到一定程度是成立的。但同為經濟學家的Anas等早在1998年就指出，城市（中心）即使是在技術上、管理上能實現越來越高的密度，但經濟活動集聚到一定程度，會有顯著的負面效益（如交通擁擠、自然光照不足等），一些人、企業(yè)因此往往另起爐灶[ 見: Anas, A. Arnott, R. and Small, K.A. 1998.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3), 1426-1464,]。

格雷澤在《城市的勝利》的第九章中，最為推崇因較高密度而成功的東京、新加坡和香港。姑且不說這密度、空間濃縮對三座城市的成功究竟是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還是僅起到一般的促進作用，單比較香港和臨近的深圳，我們也可以看到，深圳的密度和空間濃縮并沒有香港厲害，在有限的將來，深圳恐怕在密度和空間濃縮方面，也成為不了香港，但過去若干年，以及在可預見的將來，深圳的成功，恐怕將不亞于香港。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一點，看看以低密度蔓延出名的洛杉磯、休斯頓，我們可能更加容易認識到，密度和空間壓縮可能只是城市成功的充分而不必要條件。洛杉磯、休斯頓后來居上，從開始遠遠落后于紐約、芝加哥這些美國老牌城市，到現在分別是美國電影、能源工業(yè)的中心，也算成功了吧？

對更高密度的城市，中國其實也不乏理想加現實的追求者。例如，馮侖和他的團隊，過去若干年就一直在研究和實踐“立體城市”。但至今，中國大地上還是沒有建成的“立體城市”。上?；蚱渌鞘?，最后能否到達那種人口密集、空間濃縮的程度，恐怕不像《關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所言，是個單純的科技發(fā)展和城市管理的問題。就像“立體城市”那樣，我們的老百姓，我們的市長們，他們會有多認可和接受更高的密度？換言之，從供需的角度而言，即使更高密度的供給一點問題都不存在，但需求方的偏好和接受度，才是更高密度能否變成現實的關鍵。

對于5000萬人口的上海，筆者認為《關于大城市人口規(guī)劃的思考：與 <上海人口那點事>商榷》也是側重于“供給”，而忽略實現這樣供給的現實可能（行）性和民眾真實的需求及其空間可轉移性。按照Demographia的多年跟蹤和測算，東京-橫濱連綿成片的城市地區(qū)，過去60年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qū)，但到2015年，該地區(qū)總人口也才3775萬，占地8547平方公里[ 詳細信息見：http://www.demographia.com/db-worldua.pdf]。上海市域目前7037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積)，如果真的容納到5000萬人口，那不但要比今天的東京-橫濱連綿成片還要多上1000多萬人，也許還要把市域內人口的密度做得比前者還要高60%（即7105人/平方公里對4417人/平方公里）。如果是那樣，我們就要期待上海（中國）老百姓對密度的敏感度和東京-橫濱（日本）老百姓的顯著不同了。但筆者更愿意相信，老百姓會在到達一定的高密度之前，就開始用腳投票，轉往其他密度適合的地方居住、工作和生活。

對上海而言，它和周邊星羅棋布的浙江、江蘇的城市(鎮(zhèn))聚合起來，逐漸超越東京-橫濱，連綿成片成為億萬級的最大Demographia所定義的城市地區(qū)，筆者倒是堅信不疑的。

4. 跨國比較和人口預測

《再過20年，上海會有多少人？》用了跨國GDP和人口關系比較的方法，預測了上海未來的人口，并認為，上海即使有5000萬人口，但和孟買、東京和紐約比起來，密度也不算高。文章沒有給出有關城市的密度、人口數據，因此筆者無法校核。但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通過跨國比較來預測上?；蚰膫€城市的人口，從嚴謹學術的角度，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筆者根據自己多年經驗，覺得有以下幾點。

第一，確保比較對象有相當的共性，這些共性可以讓人建立起一個(些)關于比較對象的理論(框架)。對此，兩位學者Kantor和Savitch就指出: 如果沒有關于城市共性的理論架構，比較分析毫無意義[ 見：Kantor, P. and Savitch, H.V. 2005. How to study comparative urban development politics: a 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1), 135-51. ]。具體到通過跨國比較GDP和人口關系，則至少需要考慮這些情況：

(1)GDP和人口是(互為)因果關系，還僅僅是相關關系，或者沒有關系?！对龠^20年，上海會有多少人？》似乎把它當作一種相關關系。但4個數據點（東京、紐約、釜山和悉尼）建立起來的相關關系，能有多可靠呢？再把這個相關關系移植到上海，估計（預測）上海的合理人口，是值得商榷的。

(2)GDP和人口關系，在不同發(fā)展階段（如以城市所在國的城市化率衡量）、外部環(huán)境（如100公里范圍內中小城市數量和人口）的城市，或處于同一發(fā)展階段但經濟、社會構成(如產業(yè)構成、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比值)不一樣的城市，是否存在很大的變數？這么考慮，以上4個數據點和上海的可比性將下降很多。例如，4個數據點所在國的城市化率都遠超我國的56%[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1/19/t20160119_8371558.shtml]；釜山、悉尼周邊沒有上海周邊那樣星羅棋布的城市(鎮(zhèn))。

其實，《再過20年，上海會有多少人？》里也提到，上海GDP和人口在全國所占比例的變化情況。那些變化正反映出，在城市的不同發(fā)展階段，一個城市GDP和人口在全國所占比例是可以變動的。以上海為例，1980年到2010年，其人口占全國比例上升，但GDP比例下降。有關數據說明，上海的經濟發(fā)展程度曾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但近年來上海之外的地方一路趕上。因此，即使就像《再過20年，上海會有多少人？》所說的，人們會因經濟原因遷徙，那么，與其它地方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此消彼長，上海的吸引力雖然仍然巨大，但已不比從前。事實上，上海邊上的蘇州，遠一點的深圳，這些年吸引外來務工人口的數量或速率，一點也不亞于上海。

第二，一定需要思考反例對比較有效性可能的破壞作用。在上面提到的GDP和人口關系中，其實對此已有提及。通常，為了系統(tǒng)深入比較，人們會選取較小的樣本，但隨之而來的風險就是，這些小樣本只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可比。如果不注意到這一點，有可能夸大了通過比較而得出的結論。

第三，比較得出的關系，需要用最多的常識，甚至需要請一些專家，來判斷其可靠性。因為比較通常不同于嚴謹設計的統(tǒng)計模型，因此很難判斷，它得出是真實的相關關系。因此，需要比較者利用最多的常識去進行二次判斷。在需要的時候，甚至可以請專家介入。例如上文4個數據點比較得出的關系，就無法很好地通過二次判斷。

結語

“上海2040”引發(fā)人們對上海未來人口數量及其保障設施等熱烈討論，是令人開心的事。這充分反映了上海的城鄉(xiāng)規(guī)劃，不再是以往那種“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東西。

同時，如上文所說，“上海2040”不是一個結束，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上海內外的部分頂級專家學者，已經拿出了一些關于上海未來的理性思考和階段性成果，其他的專家、學者和廣大公眾，正可以基于有關成果，更好地思辨自己期待的上海未來，以及怎么實現之。筆者相信，上海有關方面一直在傾聽各種民間發(fā)聲，也愿意繼續(xù)傾聽他們繼續(xù)發(fā)聲。此文其實也是一些拋磚引玉的發(fā)聲，一些力圖把人口預測和城鄉(xiāng)規(guī)劃從“黑箱”變成“白箱”的發(fā)聲。

歸根結底，上海的未來，不僅是有關方面的，更是千千萬萬個上海人、中國人乃至世界人的。廣開言路，群策群力，上海的明天才能更美好。

（作者致謝：感謝清華同衡李昊、上海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石崧、武漢市武漢市規(guī)劃編制研究和展示中心胡憶東、上海財經大學馮蘇葦、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城市政府許豐功、中國人民大學朱巍這幾位老師。他們仔細閱讀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了諸多修改意見，唯文責我自負。另外還有若干我之前的同學、老師和學生，為我的想法提供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