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沈渭濱先生于2015年4月18日在上海中山醫(yī)院病逝，享年78歲。沈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旭麓先生則是他的恩師，陳先生于1988年12月1日去世后，沈先生盡管足疾纏身，但仍決志為先生編撰年譜，撰寫先生傳記。雖然最后未能完成，但他晚年念茲在茲的全在這部年譜和傳記，令人感動。沈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張劍研究員將沈先生已完成的部分《陳旭麓先生年譜長編稿》略加整理，交《上海學》發(fā)表。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以節(jié)選的方式轉(zhuǎn)載沈先生的這篇遺作，俾使先生夙愿稍嘗，并志對先生的感念與緬懷之意。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一歲

仍在大夏大學任秘書、講師。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下，約在三月間開始過東躲西藏的流動生活。五月初，為迎接上海解放，擬聯(lián)絡部分大夏教師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以研究教育為掩護，作為迎接解放和復校的準備。在“流亡”生活中與未婚妻陸鴻達結(jié)合。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一文中說到解放前夕的生活時寫道：“上海解放前的一些日子里，情緒是異常緊張的。因為反動派在作垂死的掙扎，到處逮捕。在那兩個月中，晚上我不敢住在自己的宿舍，是東宿西餐度過的?！保ㄎ纯指?，第8－9頁）

不僅被列入“大夏群奸譜”黑名單的先生和進步教師為躲避特務而流浪，連學校也被疏散了：

解放前夕的上海，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局面，不敢固定住在學校，王毓祥也關照我不要去學校辦公。過了兩個月的流動生活，學校在反動軍警威逼下，跟著也全部疏散到市區(qū)。這時吳澤同志和我聯(lián)絡了一部分平時在政治上表現(xiàn)略好的教師，以作迎接解放和復校的準備，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自傳》第17頁）

關于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先生在《我的思想轉(zhuǎn)變過程》中寫道：

上海解放的前夕，在蔣匪幫逃前的大逮捕大屠殺的威脅下，我們數(shù)日一地，住宿不敢固定，然而為了保護校產(chǎn)，迎接解放，對策劃解放來臨所要進行的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解放前的最后半月，我與吳澤同志住在法華路一個地方，旦夕計劃，一待解放，即爭取大夏的進步分子及有好傾向而本質(zhì)好的同事，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解放后的一年內(nèi)，對于大夏反動勢力的斗爭和革新運動的展開，主要都是由這個組織連同學生會進行的（黨支部還為公開）。（未刊手稿，第12頁）

關于解放前先生避難情況，據(jù)先生在大夏讀書時的同學張英年回憶：

一九四九年三月間，我到上海，曾在他（沈按：指先生）那里住過一個月。南京解放后（沈按：南京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又在他那里住過幾天。那時他在大夏大學任校長室秘書兼文學院講師，是由該校副校長王毓祥的關系找到這些工作的。當時他和大夏進步教授吳澤很要好，在上海解放前，他在學校很活躍，據(jù)他的未婚妻告訴我說：學校反動學生已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單，送到反動政府去了。說經(jīng)常有反動學生監(jiān)視他們的行動，他住的房子外面還有放哨的。我在他那里作時，的確看到有這情況，晚上他住的房子外時有人走動，還有時敲門。我當時曾勸他躲一下，他氣憤地說：“怕什么，這些混賬王八蛋！”直到解放前不久，反動派開始大批捕人，有一次我在小報上看到登載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被逮捕消息，曾馬上打電話告訴他，幾天后，他就躲在副校長王毓祥的三樓上不露面。后來由他稅務局的一個朋友（好像是姓張）替他在法租界法華鎮(zhèn)找到一所房子（據(jù)說那房子是一個匪國民黨空軍將領的，房主人全家逃走了，是一所空洋房），他就躲在那個房子里。他未婚愛人陸鴻達這時也搬去，和他開始同居；后來大夏進步教授吳澤也搬來和他們住在一起。他住的這個地方對外人都守秘密，只告訴了我。我曾去他那里好幾次，直到解放后，他們才搬回學校。（未刊手稿，第2頁）

五月底 上海解放，大夏師生返回學校，修復校園，迎接新學期。

六月 先生與大夏部分教師發(fā)起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在復校工作中起了積極作用。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的簡述》中寫道：

去年六月，上海剛解放，為了推動大夏的復校工作，為了向傳統(tǒng)的反動勢力展開斗爭，由吳澤和我發(fā)起組織大夏新教育研究會，參加的有十余位同事。這一個組織在向校方斗爭期間，起了相當?shù)淖饔?。（未刊手稿，?頁）

八月 任大夏大學專職副教授，兼任圣約翰大學教授，講授社會發(fā)展史、新民主主義論等課程，教學成為工作重心，但教余仍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和組織員工的學習事宜。

先生自述：“一九四九年秋季開學，我除在大夏專任副教授講授社會發(fā)展史外，并兼任圣約翰大學政治教授?！保ā蹲詡鳌肺纯指?，第17頁）

“去年秋季開學后，我的時間大部分擺在教學和寫作上，而社會發(fā)展史又是改造學習和思想的重要課，所以教學變成了我的工作重心。不過學校內(nèi)外必須參加的運動以及員工的學習事宜，我都沒有放棄過我的責任。”（《三十二年生活》，未刊手稿，第9頁）

秋 第一次申請入黨，參加長寧區(qū)學校黨員的黨課。先生在《申請入黨報告》中就自己在解放前對中共的認識寫道：

在解放前的兩三年中，轉(zhuǎn)念過“將來是不是應當加入共產(chǎn)黨”，這僅是掠過心頭的浮影；有時雖和朋友們談起，也還是懷疑者的態(tài)度。但對共產(chǎn)黨很早就作為英雄形象看待的，想接近他們。在貴陽和進步的朋友建立友誼，在重慶曾和新華日報記者追求過關系，主要的還是出于這種景仰的心理。由于自己的認識不夠，由于自己沒有“取信于人”的明確革命立場，到上海后的幾年（就解放前說），周圍雖不乏革命的朋友，但對他們并沒有真正的了解。

上海解放了，共產(chǎn)黨員的稱號，在人們的心目中，代表了英雄的斗爭和革命的勝利，我也和人們懷著一樣的心情，但我更有著無限的向往。

就在上海解放后的不久，大夏黨支部的幾十位同志聚餐慶祝，只有我以非黨的身份參加。由于黨在學校還沒有公開，有些同學以為我是黨員，同志們也這樣的問過我。我懷著“喜”和“懼”交錯的情緒：一方面以為自己是“革命”的，所以別人這樣的看待我；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并不是黨員，就不可能享有這榮譽，以此每被這些思想所苦惱。甚至這樣的想過：要是上海晚解放一年，根據(jù)我對革命認識的發(fā)展，我一定在反蔣反美的斗爭中會更積極些，是可能被地下黨所吸收的。同時也想在黨未公開的時候，趕快爭取入黨，還不算晚。就是以這種極端個人的僥幸心理來為自己打算，嚴重到希望晚些解放來滿足個人的意圖。

一九四九的秋天，就是上海解放后的兩三個月，我作了第一次的申請入黨。

那時，大夏黨支部程傳泰、廖錫瑞兩位同志經(jīng)常來聯(lián)系我，確定我是黨發(fā)展的對象。在他們的幫助和啟發(fā)下，我愉快地填了入黨申請書，寫了自傳，因此我就得到了黨的直接培養(yǎng)，受到黨的教育——長寧區(qū)學校黨員的黨課。（陳旭麓：《申請入黨報告》，未刊手稿，第1－2頁）

十月 在《展望》雜志上發(fā)表《從學習社會發(fā)展史到人民大憲章》。

十二月 以大夏大學副教授、圣約翰大學兼任教授應邀參加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籌備會議，被推為籌備委員。

據(jù)馮紹霆等編《上海歷史學會大事記》1949年12月11日記載：該天，在上海番愚路209弄16號海光圖書館召開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下簡稱史學會）初步籌備會。會議主席周谷城（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務長）報告召開會議經(jīng)過，李亞農(nóng)（時任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主任）就老解放區(qū)用社會發(fā)展史改造思想所產(chǎn)生的教育作用作了講話。董每戡、李平心、吳澤、陳旭麓、姚紹華、金兆梓、胡厚宣、周予同、蔡尚思、姚瞬欽、王伯祥、顧頡剛等出席會議。大會決定成立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籌備會，上列出席者均為籌備委員，推定周谷城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南京、杭州方面推顧頡剛、李平心分別去信接洽。（見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附錄第39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

本年 發(fā)表《英雄主義的喪鐘》，批判英雄史觀，闡述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文章指出：

英雄主義像一條橫亙的長流限制著人類的進展。奴隸社會的奴隸主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主義者；封建社會的封建領主王侯及武士更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主義者；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商大亨們及殖民地的總督們，不也都是這個時代里趾高氣揚的英雄主義者嗎？盡管歷史在不斷的演進，社會經(jīng)過了許多的變遷，由漸變而至突變，然而英雄主義通過了變遷之流，仍以各種不同的姿態(tài)不同的名詞在各個不同的社會里掌握著一切，其實質(zhì)則始終不變，永久站在社會的最高層做人類的統(tǒng)治者剝削者，不但那個社會里的經(jīng)濟政治教育文化掌握在他們的手里，就是那個社會里的千萬老百姓的生命也一樣的掌握在他們的手里，由他們?nèi)我馍鷼ⅰ?/span>

又英雄主義而導致英雄崇拜。對這種社會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文章作了分析，認為：

英雄只靠他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成為英雄，還須賴別人的趨奉鼓吹才能成為英雄?！澳档るm好，還仗綠葉扶持?！彼杂⑿壑髁x者除了利用別人的生命制成了自己的皇冠外，還需要大量的血汗來挹注。換句話說：英雄不能孤立，他的治下必須站著無數(shù)的善良人民，做他發(fā)展的資本和工具。所以英雄先天的即要具有征服人民意識的力量，這種力量幾千年來的社會構(gòu)造及上層政治組織，已給他們預備好了一切，只要他們有機會投身上層政治的組織，總不難成為英雄的。所以英雄崇拜，以英雄為最高人格價值，這即是英雄們意識統(tǒng)治的先聲。我們現(xiàn)在打開中外歷史及許多文藝作品來看，不是英雄們生活思想的描寫，即是驚天動地的英雄故事，故多少年來的教育，就是英雄思想的灌輸。因此歌頌英雄崇拜英雄好像是人民的天賦本能，于是歷史上的許多英雄以及現(xiàn)社會存在的英雄，一直就成為人民崇拜的偶像。尤其在英雄做了群龍之首的時候，聲勢顯赫，令行萬里，誰不聞名而凜然起敬。我想我們這一代許許多多的人都有過這種經(jīng)驗，這是英雄進一步神化的結(jié)果，以神化的英雄來統(tǒng)治人民，無怪只有加深愚民政策的成份?？梢妰扇倌昵暗目茖W家主張“地動說”主張“進化論”會有罪，至今還以讀馬克思主義為叛徒，這就是普遍神化的結(jié)果。

……

英雄主義經(jīng)過了奴隸主封建領主專制魔王以至于法西斯強盜，是一個垂直線的系統(tǒng)發(fā)展。但英雄主義發(fā)展到法西斯主義，正如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帝國主義一樣，是矛盾的頂點，已到了質(zhì)量發(fā)展的統(tǒng)一性，現(xiàn)在歷史的腳步正走向完全相反的新社會——只有人民大眾沒有英雄個人的新社會。這是歷史規(guī)律演進的結(jié)果。（原載《啟示》1949年，收入《陳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22－429頁）

本年 結(jié)識馮契，后成為摯友之一。

馮契先生在《懷旭麓》一文中寫道：

我和旭麓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了。解放前，因同為《時與文》撰稿，參加大教聯(lián)活動，便已相識了。上海解放后，在籌備高教聯(lián)和教育工會期問，接觸就更多了。真可說是一見如故，我感到他為人爽直、熱情，以赤子之心對待朋友，是很難得的。他邀我到大夏兼點課，我同意了。后來院系調(diào)整，成立華東師大，他和佛年都勸我正式到師大來工作，并且要我把家也搬來，旭麓有次說：“你搬進來，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边@使我想起了陶淵明的幾句詩：“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有素心人，樂與數(shù)晨夕?！?/span>

從搬進了師大校園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問，確實建立了一種“樂與數(shù)晨夕”的關系，因此“文革”時，造反派便說我們是師大園內(nèi)的“三家村”，專門為此開了批斗會。在隔離期間，造反派還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話”，我說：“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過了也就忘了?！币驗槲艺f“忘了”，被造反派罵了一通，說：“你們?nèi)齻€都是老頑固，死不交代！”其實，我說的“忘”，也包含這樣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種“魚相忘于江湖”的樂趣。人生在世如果沒有幾個能平日聊天時“相忘”，到困難時“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會感到寂寞、空虛的。

我們之間談得最多的是學術問題。旭麓和我專業(yè)不同，但都興趣廣泛，喜歡涉獵各種書籍。見面時介紹自己在最近讀了些什么新書，這幾乎是每次談話必有的一個內(nèi)容?！捌嫖墓残蕾p，疑義相與析”，這是可以使人欣然忘餐的。我們也經(jīng)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問題提出來和對方討論，這種討論是無拘無束的，互相啟發(fā)和詰難，問題便忽然迎刃而解了。我提出“古今中西”之爭制約著中國近代哲學發(fā)展的觀點，是和旭麓反復討論過的。旭麓在《近代史思辨錄》中有關“革命與改良”、“中體西用”等文章，在寫作時，也都曾和我討論過。近年來，他在整理《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而我則在整理《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討論的問題便更多了。我于一九八七年夏把《革命進程》完成后，請他把全部書稿通讀了一遍，他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例如洪秀全與儒家的關系，胡適和西化的關系等，他的指正，我基本上都采納了。他本來說等《新陳代謝》一書完成后，也要請我通讀一遍，但是很遺憾，他竟拋下他凝聚了數(shù)十年心血的手稿走了！（見《陳旭麓先生哀思錄》，1989年編印，第47－48頁）

（本文原載于《上海學》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原標題為《陳旭麓先生年譜長編稿》，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轉(zhuǎn)載，有刪節(jié)，現(xiàn)標題和小標題均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