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上海圖書館獲贈了一批珍貴的張佩綸家藏信札（以下簡稱“張藏信札”）。這批信札，由張佩綸公子張志潛多年收集得來，后由其子張子美及其子女保存。不久前，張子美哲嗣、著名數(shù)學家張恭慶院士及張怡女士、張恭慈先生一致同意無償捐公，為學術(shù)研究作貢獻。

研究近代史的珍貴資料

上圖入藏的“張藏信札”，包括張佩綸與李鴻章、李鴻藻、張之洞、陳寶琛、于式枚、王懿榮、邊寶泉、奎斌、穆圖善、黃彭年、黃國瑾、梁鼎芬、吳觀禮等晚清重要人物的通信，以及與張氏家人、子弟、親戚的家書（如張人駿、邊粹玉、宗得福、朱溍等），還有陳啟泰、聯(lián)元、許景澄、袁昶等友朋致張佩綸的信札，和張家收藏的時人書信，內(nèi)容廣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軍事、人事、學術(shù)諸多方面，尤其對于“清流”的政治活動、中法戰(zhàn)爭、中日甲午戰(zhàn)爭、庚子議和的諸多方面，提供了以往不為人知的內(nèi)幕和細節(jié)，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珍貴資料。

1922年，張志潛編撰張佩綸文集《澗于集》的書牘部分，曾提到張佩綸當年“在朝在野，所交皆名公巨卿、方聞碩學，往來書札非關(guān)朝局、即涉學術(shù)文章，足補奏議詩文所未及，亟宜廣為搜輯，以永其傳”（張志潛：《澗于集·書牘后序》，豐潤澗于草堂版，第1頁）。為了尋覓張佩綸生前與友朋的往來書牘，他作出了巨大努力。通常我們看到的名人書札，大多是收信人保存的他人來信。自己寄出的信，或自存抄件，或由幕僚起草、另將底稿保存下來。其中著名例子，就是于式枚為李鴻章代擬的草稿，厚厚地積攢了三十余冊，李鴻章閱過稿件，修改若干，批上“照繕”二字定稿，再由幕僚謄清寄發(fā)。而上圖這批“張藏信札”，無論收件還是寄件，都是原件。數(shù)量之多，令人驚嘆。由于雙方都是有心人，都將收到的信件很好地留存著，加上張志潛持之不懈地追蹤搜集，最后雙信璧合，便于研究者尋找線索，厘清真相，顯得極為罕見和寶貴。

經(jīng)過三年籌劃，“張藏信札”這部寶貴而重要的歷史文獻終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皇皇十六卷，以供史學界研讀使用，這是一件學術(shù)盛事。應(yīng)當特別感謝 張氏后人的慷慨捐獻。細讀張佩綸的書札，我們能夠感受到，他是一位憂國憂民、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愛國者，是一個敏銳和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家，也是一個長期被誤解和被忽略的歷史人物。相信這部史料將引起學術(shù)界的高度關(guān)注。深入研究“張藏信札”和張佩綸的其他著述，對于深刻理解晚清政治格局的演變，可以生發(fā)出許多新意，得出許多新的見解；會推動晚清歷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總結(jié)前人對于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和處理錯綜復雜的中外關(guān)系的思考、謀略和失敗的教訓，也推動對張佩綸的人物研究，推動對張佩綸歷史定位的重新評價。

張佩綸的一生

張佩綸，字幼樵，一字繩庵，號蕢齋，直隸（今河北）豐潤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1848年11月24日）。父親張印塘，歷任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咸豐四年（1854），張印塘卒，張佩綸全家流寓浙江。同治九年（1870），張佩綸應(yīng)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翌年聯(lián)捷進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xié)修官。光緒元年（1875）九月，擢侍講，二年九月，署日講起居注官。

先是，張佩綸堂侄張人駿，同治七年中進士，該科諸同年吳大澄、寶廷、陳寶琛、陳啟泰、何如璋，遂與佩綸交往。張佩綸與其中諸人及張之洞、黃體芳等，標榜風節(jié)，議論朝政，彈劾貪腐，時人目為“清流”。軍機大臣李鴻藻，籍貫直隸，張之洞、張佩綸亦直隸人，與其過從密切。李鴻藻提攜“清流”，一時在朝野形成了強大政治力量。

光緒四年九月，崇厚出使俄國，談判收回伊犁。張佩綸聞其取海道以達俄都，謂議新疆必先知新疆，請敕令由陸路前往；又反對授厚全權(quán)便宜名目，后果如所慮。十二月，上奏稱四川候補道寶森系大學士寶鋆之弟，總督丁寶楨特膺保薦，恐以虛譽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兄子，并非正途出身，不由提調(diào)坐辦而京察列入一等，恐為奔競夤緣上實。五年二月，佩綸上奏商人李鐘銘捏稱系工部尚書賀壽慈親戚，勾結(jié)官府，招搖撞騙，包攬戶部報銷，打點吏部銓補，為京員鉆營差使，為外官謀干私書，請驅(qū)逐回籍。上諭將壽慈降三級調(diào)用。

旋丁母憂。直隸總督李鴻章，早年曾與張印塘同率軍與太平軍作戰(zhàn)，助佩綸葬資千金，延請入幕。佩綸辭之，然往返京津，考察海防洋務(wù)，對北洋多作贊畫，交往遂日益密切。張佩綸主張御外侮，建海軍，反對日本吞并琉球。崇厚在俄簽訂《中俄伊犁條約》，“清流”群起抗爭，張之洞奉特旨預議俄約，常與佩綸咨商。

七年八月，佩綸服闋，補侍講，仍充日講起居注官。八年正月，上《保小捍邊當謀自強折》，強調(diào)“馭倭之策，雖無伐之之力，當有伐之之心；雖無伐之之心，當有伐之之勢。欲集其勢，則莫如大設(shè)水師”。三月，李鴻章丁母憂，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張佩綸原允樹聲子張華奎相助，獲知鴻章必奪情，旋拒之，樹聲仍奏請張佩綸幫辦水師事宜并請加卿銜。陳寶琛奏《論疆臣擅調(diào)近臣宜予議處折》，奉上諭，張樹聲擅調(diào)近臣，實屬冒昧，著交部議處。佩綸遂與樹聲父子交惡。

六月，朝鮮發(fā)生“壬午兵變”，張樹聲遣軍平定。佩綸與李鴻藻謀劃為鴻章保留大學士、直隸總督諸職務(wù)，以準備作戰(zhàn)之名，安排鴻章復出。又陳善后六事，請作東征日本準備，鴻章弗應(yīng)。

張佩綸屢劾朝貴，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左都御史童華相繼開缺。云南報銷案起，御史洪良品、給事中鄧承修交章劾軍機大臣王文韶受賄。文韶與佩綸為姻親，然佩綸以為，其“安坐政事堂，若無其事，并欲上下其手，舉此案而彌之。揆之國體，竊謂非宜”，上折請罷斥之。慈禧太后旋準文韶開缺回籍養(yǎng)親，超擢張佩綸署副都御史，舉朝側(cè)目。

李鴻藻秉政，愛重張之洞、張佩綸，二張皆主任用賢臣。之洞所薦者，閻敬銘、陳寶琛、吳大瀓、徐延旭，尤稱張佩綸“志節(jié)才略，實為當代人才第一”。佩綸所薦者，唐炯、徐延旭、吳大衡、鄧承修。唐炯為之洞妻兄，張佩綸稱其“知兵，可任艱巨”，光緒八年由四川建昌道超擢云南布政使，次年擢巡撫。徐延旭為之洞姐夫鹿傳麟之親家，由湖北安襄鄖荊道超擢廣西布政使，旋亦擢巡撫，均為中越邊境布防，預籌對法作戰(zhàn)。

九年七月，張佩綸奉命至西安查案。陛辭時力陳法國入秋必大舉，請嚴北圻防務(wù)以待。使歸，任總理衙門大臣，下榻署中，鉤稽積牘。又以時艱甚迫，措手殊難，致書恭親王奕訢，請加強海防布置以作戰(zhàn)備；又建議總署內(nèi)設(shè)立海防股，從之。

十年二月，法軍陷越南北寧，援越華軍戰(zhàn)敗。清廷先后將徐延旭、唐炯革職拿問。張華奎運動庶子盛昱，彈劾張佩綸、李鴻藻誤薦徐延旭、唐炯，致越事敗壞，恭王、寶鋆久直樞廷，其咎實與李鴻藻同科。三月十三日，懿旨命軍機處全班開缺，以醇親王奕譞主政，朝局為之一變，四月十四日，上諭著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準專折奏事，加三品卿銜。行前奉懿旨，上折請設(shè)水師衙門，將沿海水師改用兵輪，各省船廠、機器局均歸調(diào)度，以專責成。

張佩綸五月出都，與李鴻章、張之洞、吳大瀓、丁汝昌乘舟赴旅順口察閱炮臺，檢閱軍艦。閏五月十一日抵福州。時閩省有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將軍穆圖善、船政大臣何如璋，然和戰(zhàn)無措。廿一日，法代辦謝滿祿遞最后通牒，限華七日內(nèi)明詔撤兵越南北圻，并索軍費二百五十兆法郎，否則將自取抵押物及賠款。清廷旋宣布華兵回國，拒付軍費。法艦欲入閩江，佩綸主拒之。何璟、張兆棟等不敢，謂歷奉寄諭，均須俟登岸后御之。請示軍機處，答曰二艦既進，望守條約，余艦勿再進口。倘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若撲犯我營，或登岸肆擾，務(wù)須并力迎擊，斷其接濟，期于有戰(zhàn)必勝。廿七日，接報法軍明日將攻打船廠，佩綸提軍連夜冒雨馳駐馬尾，與法軍相持月余。累電請塞河先發(fā)，弗許?？偸痣娛臼录蹦趄v空船廠，撤全軍以顧省城根本重地?？傄晕鸫羰伛R尾，避其銳氣，伺隙而為方妙。又派曾國荃為全權(quán)大臣，往上海與法使談判條約。佩綸嘆曰：“株守遂已一月，請先發(fā)不可，請互援不可；機會屢失，朝令莫更，樞、譯勇怯無常，曾、李置身事外，敵在肘腋猶且如此，國事可知。”

七月初三日 (1884年8月23日)，法軍攻擊馬尾港內(nèi)華艦。接戰(zhàn)兩時許，福建船政之“揚武”等九艦被擊毀，中方官兵死七百余人。佩綸登山觀戰(zhàn)。翌日，法兵登岸，毀船廠、炮臺而去。十八日，朝廷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wù)，著張佩綸兼署船政大臣。尋革其三品卿銜，交部議處。未幾，閩籍京官劾佩綸玩寇棄師，僨軍辱國，怯戰(zhàn)潛逃，詔命左宗棠、楊昌浚查辦。宗棠奏稱京員據(jù)閩信以入告，而不知閩信多本于鄉(xiāng)人激憤之詞，傳聞失實之事，請置之勿論。又謂佩綸以會辦大臣出駐馬尾，身臨前敵，尚屬不避艱險。師船被毀，本志不遂，其咎無可辭而心尚可憫。請交部議處，以示薄懲。（左宗棠、楊昌浚奏：《查復馬江失守被參僨事各員情形折》，光緒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左宗棠全集》，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八冊，第540至546頁）詔謂情重罰輕，著從重發(fā)往軍臺效力贖罪。

張佩綸戍邊，居張家口三年，藉文史自娛。十四年賜環(huán)，值妻邊氏卒，李鴻章以女經(jīng)璹妻之。佩綸此前已二娶，原配為大理寺卿朱學勤女芷薌，續(xù)弦為陜西巡撫邊寶泉女粹玉。

光緒二十年，日本侵略朝鮮事起。李鴻章欲請佩綸復出，督衛(wèi)汝貴軍駐平壤，佩綸拒之。李鴻章子李經(jīng)方欲謀前敵主帥，亦為佩綸所阻。經(jīng)方與盛宣懷相謀，買通御史端良上奏，稱革員張佩綸，馬尾僨事后投在李鴻章門下為司文案，自恃其才，隨意改寫電奏電報文字，文武各官群相側(cè)目，莫敢有言。請將該革員驅(qū)令回籍，俾免受其蒙蔽，以致貽誤事機。佩綸旋舉家遷居南京，自謂“孑然孤立，一無倚著，清流以為淮戚而疎之，淮戚又以清流而遠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二十六年，八國聯(lián)軍圍攻北京。李鴻章以粵督奉召赴京，至上海，招佩綸相見。佩綸以參預密議者乃經(jīng)方、宣懷，難以置喙，居四日即返。年底，清廷賞張佩綸翰林院編修，隨同李鴻章辦理交涉事宜。佩綸素來主戰(zhàn)，不愿以議和復起。固辭不獲，二十七年二月抵京。見大亂之后，舉朝荒嬉如故，知事不可為，乞病南歸。詔命張佩綸以四五品京堂補用，以疾辭。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1903年2月4日），張佩綸卒于南京。

（本專題所引文字，除注明出處外，均為《張佩綸家藏信札》中的內(nèi)容）

（本文原載于2017年2月17日的《文匯學人》，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原標題為《張佩綸的交游和政治生涯》，現(xiàn)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