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是魏晉時代的永恒標簽。這一時期歷史變幻紛繁，但登場的人物又是非凡卓越。士族爭相炫耀奢侈，官僚名士醉心于清談。置身其間的士人或雄才大略，或才華橫溢，在復(fù)雜的政治局面下，形成令后人追慕的魏晉風度。

然而，風流之外，魏晉時代有何不同？“淡泊名利”是對魏晉詩詞的刻板印象嗎？澎湃問吧邀請秦漢魏晉史研究者李屹軒，一起聊聊有溫度的魏晉生活。

@披星戴月地吃哈密瓜：為什么魏晉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不是亂就是風度？為后人癡迷的魏晉風度究竟是什么？

李屹軒：魏晉時期之所以給人留下“亂”的印象，大概是由于這一時期緊接漢末的黨錮之禍、董卓之亂與群雄割據(jù)，西晉末年又經(jīng)歷了八王之亂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歸晉為起點計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亂起，國家承平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十一年。東晉時期雖然政局整體上相對安定，但是早期也經(jīng)歷了王敦之亂和蘇峻之亂，此后整個國家政治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與門閥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異族政權(quán)的威脅一直存在，亦可謂是如履薄冰。天下紛亂的局面會影響整個時代的精神氣質(zhì)，例如東漢末年建安時期詩歌的總體特征是“慷慨任氣”，《文心雕龍·時序篇》便稱這種氣質(zhì)的形成良由詩人見慣了亂離的世事，因悲涼而慷慨，遂任氣而為詩。

魏晉風度實際上也是時代的產(chǎn)物。今天我們談起魏晉風度，大多會比較注意魏晉名士率直任誕的處事風格，名士清談、服散、飲酒和縱情山水的逸事尤為令人津津樂道，不過，此類處事風格的形成原因其實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這是由于東漢末年儒學由僵化而走向衰落、個體思想逐漸解放；另一方面漢末至魏晉士族內(nèi)部的傾軋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試圖通過此類處事風格來表達對現(xiàn)實的不滿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因為見到魏晉嬗代之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終日酣飲，不與世務(wù)，以此來逃避參與司馬氏與曹氏之間的政爭。因此，將魏晉風度看作是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現(xiàn)象，其中蘊含著魏晉士族對現(xiàn)實政治發(fā)展的因應(yīng)，或許不失為一種妥帖的看法。

詩詞里的魏晉

@柒星：魏晉時期的詩詞發(fā)展如何？

李屹軒：魏晉南北朝是文學自覺的時期，曹操的樂府詩、曹植的游仙詩、嵇康的四言詩、左思的詠史詩以及陶淵明的田園詩都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開創(chuàng)了五言詩、七言詩、田園詩、山水詩和律詩等先河。學界一般將魏晉時期詩歌的發(fā)展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是“建安時期”，這一時期是五言詩的大發(fā)展時期，漢樂府民歌本來長短不一，在這一時期逐漸向五言詩整齊化發(fā)展。建安詩歌的總體特征是“慷慨任氣”，代表性的人物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yīng)玚、劉楨），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可以說是“建安詩歌”的代表性作品。

建安風骨代表作——曹操《蒿里行》

第二是“正始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受到清談風氣的影響很大，清談的內(nèi)容主要是道家玄理，因此“正始時期”的詩歌大多表現(xiàn)出道家的風格，衷心向往超現(xiàn)實的自然境界，像何晏《擬古》詩云：“雙鶴比翼游，群飛戲太清。常畏失網(wǎng)羅，憂患一朝并。”

第三是“太康時期”，這一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有三張（張載、張協(xié)、張華）、二陸（陸機、陸云）、兩潘（潘尼、潘安）、一左（左思），西晉時期士族政治已然確立，這些文學家的作品實際上以官場、宮廷宴會的應(yīng)酬之作為多。不過，這一時期潘安的悼亡詩和左思的詠史詩仍可稱為文學史上的佳作，尤其是左思的詠史詩，其上承班固，下啟鮑照，在李白的詩篇中亦能看到其影響。

第四是“東晉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以玄言詩、田園詩和山水詩為主，代表性的人物是郭璞、陶淵明和謝混等人，其中尤以陶淵明的成就為最高。陶淵明的詩在當時普遍追求形式美的時代寫出了生活真實的內(nèi)容，開創(chuàng)了“田園詩派”，唐宋以后很多詩人都把田園生活作為歌詠的題材，比如唐代的儲光羲和宋代的范成大均受其影響。

總而言之，魏晉時期的詩歌文學既繼承與發(fā)展了漢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成就，又開啟了南北朝乃至隋唐的諸多文學風格，實乃承上啟下的一個階段。

飲食中看有溫度的魏晉

@沒有方向的風：那時名士吃啥喝啥，普通人呢？

李屹軒：這個問題很有趣！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中古時期不同階層之間的飲食肯定會有差異，魏晉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輩，如晉武帝時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飲食的花費超過萬錢，但吃飯時還說無處下筷。又如外戚王濟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請晉武帝，連晉武帝都覺得他太過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經(jīng)過蒸煮的米、麥、粟等谷物為主，其實與今日頗為接近，史載吳郡陳遺因為母親喜歡吃鍋底的焦飯，因此他擔任郡主簿時常常攜帶一個囊，專門用來裝焦飯帶回家給母親。魏晉時期每有饑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來賑濟災(zāi)民。

此外，小麥磨成粉后制成的餅食在當時士族和平民的飲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說新語》記載魏明帝因為懷疑何晏臉上搽了一層厚厚的白粉才顯得如此潔白，于是在夏日賞賜給他 “熱湯餅”吃，所謂“熱湯餅”其實就相當于今日的熱湯面。西晉束晳的《餅賦》中亦描繪了“曼頭”（即饅頭）、“牢丸”（類似于今天的包子）、“豚耳”、“ 薄壯”和“起溲”等十種餅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晉名士飲食最值得稱道之處還是個體的生活情趣與時代風潮碰撞時所展現(xiàn)出來的風采。魏晉嬗代之際，司馬氏高舉“名教”的大旗作為誅鋤異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時士人為表孝心，多不敢盡情飲食，而阮籍卻刻意突破禮制，喪母之后仍然飲酒吃肉，借此表達與司馬氏的不合作態(tài)度。西晉時期，吳郡張翰在洛陽見到秋風起，因而思念起了家鄉(xiāng)的莼菜羹、鱸魚膾，于是辭官歸鄉(xiāng)，留下了“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shù)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實當時正值八王之亂，張翰見齊王司馬囧驕縱奢靡，敗象已生，故借莼鱸之思為由，及早離京避禍。飲食方式應(yīng)該可以說是觀察魏晉士族人生態(tài)度與情感追求的一種獨特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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