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1日，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瓦爾特·米尼奧羅在清華人文與社會系列講座上開講。瓦爾特·米尼奧羅為阿根廷出生的符號學者，曾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求學，師從羅蘭·巴特和熱拉爾·熱奈特。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現(xiàn)代世界和殖民世界，致力于探討全球殖民性、知識的地緣政治、邊界思考、多元性等核心概念。

本次講座以“去殖民化后的去殖民性及冷戰(zhàn)后的去西方化”為題，提出了“殖民權力矩陣”的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展開，揭示了現(xiàn)代性、殖民性以及全球化作為一種敘事的虛構性。與此同時，在分析了從1500年開始的西方文明霸權，以及如今霸權的坍塌和世界的失序之后，米尼奧羅嘗試提供一種解決方案：基于多元化和多極化的另類出路，以及超越西方建構的主體性之外的一種新的主體形成可能。

殖民權力矩陣：西方文明的歷史基礎

瓦爾特·米尼奧羅講座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殖民權力矩陣（the colonial matrix of power,the CMP），即他所說的殖民性。在米尼奧羅這里，殖民權力矩陣是一個由不同領域、層次以及涌流構成的復雜的管理和控制結構。和弗洛伊德的“潛意識”或者馬克思的“剩余價值”類似，殖民權力矩陣這個理論化的概念能夠幫助沒有理論基礎和背景的“裸眼”群體看見平日不可見之物。

但和上面兩個概念不同，殖民權力矩陣是誕生于第三世界的概念，誕生于南美洲的理論-政治斗爭中，誕生于學術界和公共領域的交界中。

理解殖民權力矩陣的前提是，理解殖民性（coloniality）是一種和現(xiàn)代性密不可分的組成。因此，我們常說“現(xiàn)代性/殖民性”，這里的斜杠意味著殖民性是現(xiàn)代性的組成部分，沒有殖民性，也就沒有現(xiàn)代性。與此同時，當我們強調“全球殖民性”的時候，意味著全球性的現(xiàn)代化只是可見的一半，另外被藏匿的一半則是全球殖民性。

接著米尼奧羅簡要回顧了一下現(xiàn)代性的歷史。他認為從1500年至今，現(xiàn)代性是一種利用改宗、進步、文明、現(xiàn)代化、發(fā)展、市場民主等保障幸福和救贖的話語。這種話語和殖民性邏輯密不可分，共同影響現(xiàn)代世界中的諸多分類：政治、經濟、宗教、認識論、審美、種族、性別主體等等。

現(xiàn)代性的一個預設前提是存在一種普世歷史，而現(xiàn)代化推動者的職責所在便是尊重這種不可阻擋的命運。這種假設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基督教神學意圖以及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的世俗意圖中均有體現(xiàn)。同時，現(xiàn)代世界的各個領域是密切相關的，在沒有理解一個領域和其他領域的關系以及對于其他領域可能產生的后果之前，全面理解任何一個領域都是不可能的。比如，要理解經濟和政治領域，同時也要理解經濟和政治與宗教、種族、性別等其他方面的關系。但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是隱蔽的。

導致殖民權力矩陣不可見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權力矩陣的參與者的勝利者敘事；其二是他們對于自己的道路是唯一的、是人民應該遵從的道路的篤信。而“西方化”，則意味著世界范圍內的游戲規(guī)則在殖民權力矩陣的各個領域建立起來，包括統(tǒng)治階級的主體形成過程。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是什么讓殖民權力矩陣的各個領域黏合起來？這就牽涉到權力矩陣的不同層次。在各個領域中，有不同層次的管理和控制。為了讓被統(tǒng)治者相信一個決策或者公共政策是為了每個人的利益，現(xiàn)代性的敘事在各個領域的各個層次上發(fā)揮了最大的效用。比如歷史上的神學原則和哲學-科學真理，還有如今的主流媒體話語中的“專家”。他們對于一個領域了如指掌，但對其他領域以及他們彼此如何相互聯(lián)結一無所知。

在這些領域以及管理和控制的層次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寬泛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中，不同領域被定義，他們之間的關系被合法化，被授權。我們可以把這些領域自身稱為對話的“內容”，被“闡明”之物。與此對應的，更為寬泛的層次則可以成為對話的“術語”，或者“闡述過程”本身。

更進一步來說，更寬泛的層次其實就是“知識”層面。它是由參與者、語言和機構組成的。機構主要包括大學、博物館、研究中心（智庫）、基金和宗教組織等。參與者則由訓練有素的政客、銀行和公司的CEO、大學校長、博物館總監(jiān)等等。這些權力矩陣的參與者對于世界和社會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就像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

差異的共性是所謂的“右派”和“左派”之間的對話內容。至于語言，則是六種歐洲帝國主義語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以及啟蒙運動以降的德語、英語和法語。母語為其他語言的人如果想加入權力矩陣的對話，則必須使用規(guī)定的語言。

知識在權力矩陣的各個領域占據(jù)優(yōu)勢性地位：它處于被闡明的地位，在那里對話的內容被確立，同時它也處于闡明的內容的地位，在那里它規(guī)定著對話的術語。知識的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因此意味著改變知識生產、轉化和傳播的原則和假設。而與之相對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則意味著對對話的內容加以反駁。

因此，“被闡釋的內容（對話的術語，現(xiàn)代性的修辭）”散發(fā)出來的涌流充當了殖民權力矩陣的粘合劑。這些涌流把所有領域黏合起來，也把不同領域和參與者、機構黏合起來。在這里，主體性和主體形成的問題便浮現(xiàn)出來：殖民權力矩陣中包含了對于特定主體和機構的創(chuàng)造，但權力矩陣也有自己的命運，塑造著、扭曲著管理它的人的主體性。

西方霸權的終結

在了解了西方現(xiàn)代性的修辭術以及這些救世話語給出的承諾后，瓦爾特·米尼奧羅轉向當今世界的失序以及造成目前這種混亂的原因。瓦爾特·米尼奧羅認為這種原因可以在全球殖民性中找到：16世紀開始的不請自來的歐洲人以及他們發(fā)起的大規(guī)模的奴隸貿易，以及由此帶來的當下世界范圍內的主導統(tǒng)治形式（現(xiàn)代民族國家），經濟類型（經濟殖民性），大學和博物館，媒體和娛樂業(yè)。

米尼奧羅認為美國在2003年對伊拉克發(fā)動的戰(zhàn)爭，和大約在1532到1580年間發(fā)生的歐洲對于印加帝國的入侵并無二致。它們只是西方化的漫長歷史中的兩個瞬間。這種“復制”和權力矩陣的持久性密切相關——一種作為救贖和移民性即統(tǒng)治、驅逐和壓迫的殖民性邏輯。值得注意的是，權力矩陣的歷史并非線性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種異質性的歷史-結構的集合，這個集合聯(lián)結了西方文明建立的歷史中的不同地域和不同瞬間。它是一個為了創(chuàng)造大同世界秩序的全球性的構想。但它失敗了，這種失敗是當下世界失序的主要原因。

從2000年左右開始，西方文明（美國和西歐，也即是現(xiàn)在的歐盟核心國）開始對權力矩陣失去領導地位。首先有必要回顧歷史。1500年到2000年之間，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基本上對世界上剩下的部分為所欲為。從十六世紀他們在大西洋的據(jù)點開始，到英國和法國針對西班牙帝國所起的爭端，再到以創(chuàng)立現(xiàn)代世俗資產階級國家告終的宗教戰(zhàn)爭，到一戰(zhàn)，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再到美西戰(zhàn)爭等等。

米尼奧羅強調了全球性（globalism）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區(qū)別。他認為最近三十年對于全球化的頻繁使用和新自由主義信條，以及蘇聯(lián)解體密切相關。全球化因而成為了現(xiàn)代性修辭中的新自由主義版本中的一個關鍵詞。全球化為弱勢國家應許了一種未來：沒有邊界，一種新型的發(fā)展——不再通過工業(yè)化，而是通過市場擴張、消費主義以及民主。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被當做一種歷史中的既定事實，像現(xiàn)代性一樣，全球化被作為一種 歷時性的本體論而非人為構想販賣。用全球性取代全球化的目的是指出全球化作為權力矩陣一部分的虛構性。

冷戰(zhàn)后的去西方化：改變對話的內容

米尼奧羅接著談及出路：如何面對如今的失序，出路何在？米尼奧羅認為，為了回擊長達五百年的西方文明侵略，非西方國家一直努力與西方統(tǒng)治脫鉤（delink），這體現(xiàn)在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的不同努力中。與此同時，為了維護西方文明遺產，美國和西歐各國也在努力地再西方化。在這兩種力量的不斷博弈中，我們抵達了如今的失序狀態(tài)。

米尼奧羅認為，重建世界秩序的另類出路不可能來自制造了如今這種亂象的西方國家。美國和西歐各國也許能夠處決薩達姆和卡扎菲，但這可能是單邊行動的絕響。烏克蘭和敘利亞很好的說明了這點，西方已經不能為所欲為了，作為現(xiàn)代性修辭術一部分的和平承諾充滿了潛在的維持西方統(tǒng)治權的意愿。

如今的世界將不會是冷戰(zhàn)格局的重演。冷戰(zhàn)格局本質上是兩種西方意識形態(tài)——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對立。去西方化不能被放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框架中，就像它不能被放入新自由主義框架中一樣。新自由主義主張世界的均質化以及國家角色的弱化。不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去西方化并非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是一種方向和連接點。它是一種鼓勵與西方統(tǒng)治下的資本主義脫鉤的方向，同時也是一種把形態(tài)各異的在地歷史聯(lián)系起來的連接點。

解決問題的答案必須來自參與去西方化的國家，來自在去殖民性中浮現(xiàn)出來的全球政治社會，而非全球殖民權力矩陣的制造者和管理者。

去殖民化后的去殖民性：改變對話的術語

那么，作為“大眾”一分子的我們，在民族、人民都變得次要的全球不適的情況下，能夠做些什么呢？米尼奧羅認為，“我們”能做的是去改變對話的術語，這和由去西方化所推動的改變對話內容是平行的。

為了改變對話的術語，我們必須從一個假設開始：即通過對于殖民權力矩陣的建立、管理和控制，西方已經無法為他們制造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相反的，他們應該放棄他們領導世界的需要，并且在世界和平中起到關鍵作用。今日之世界不再需要一個“領導者”。去西方化在國家層面、金融層面逐漸發(fā)生。去殖民性在政治社會的層面逐漸浮出水面。

我們可以把自己看做全球政治社會的一個行動分子。我們的武器就是能夠并且也應該改變對話術語的那些知識。我們需要將控制著全球殖民權力矩陣的那些自認為是真理的闡釋推翻。這種闡釋同時也認為所有不遵守這個規(guī)則和違背“真知”的人，都應該被監(jiān)禁、被犧牲、被邊緣化、被否定、被妖魔化。

我們的目標應當是加強推動多極化的動作，這包括和西方化的主體性脫鉤：勝利者、成功人士、第一名、世界領袖，以及所有其他現(xiàn)代性和它的余波——全球性所創(chuàng)造的、所推崇的、所鞏固的社會角色。與“我思故我在”和它的繼承者們脫鉤同時也意味著和自我被形塑的那種生命游戲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