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場群眾運動的風暴席卷了西亞北非地區(qū)的諸多國家，并促發(fā)了隨后的一系列政權更迭與政治沖突。西方媒體稱這一事件為“阿拉伯之春”，將其視為一場區(qū)域性的自由化轉軌；而一些在地的進步活動家們則將其稱為“阿拉伯起義”（Arab Uprising），以此強調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蛘撸覀兛梢越邮芤压实陌＜白笠斫洕鷮W家薩米爾·阿明的評價——這場運動“高于起義，低于革命”。

當然，對這一事件的討論與爭端早已淡出當今主流公共輿論的視野，然而當時輿論所爭論的內容卻依然盤旋在今日的公共討論中：每當一個“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家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一些“阿拉伯之春”時展現出的思維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時至今日，許多人依然獨斷地認為，如果此類運動不能被理解為國內政治精英與部落教派之間內斗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國操弄意識形態(tài)偏見或維護地緣政治霸權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眾可以自我組織，自我動員的聲音，也往往一廂情愿地將其解讀為當地民眾對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追求。我們認為，只有將觀察運動的視角從外部勢力與新舊政治精英那里移開，重新還給群眾，只有強調阿拉伯起義的“草根”屬性，我們才能理解這一運動本身的復雜性及其對隨后十余年政治經濟發(fā)展的意義。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出了“阿拉伯起義·十年抗爭”專題，傳遞了運動前后阿拉伯各國政經格局與群眾運動的信息。專題收錄文章的作者包括長期研究中東政治經濟問題的專家學者，在發(fā)達國家高校任教或學習的阿拉伯學者或學生，以及阿拉伯國家國內的活動家、學者與研究者，從多方面分析了群眾運動的背景，意義與挑戰(zhàn)?！芭炫刃侣劇に枷胧袌觥苯汿NI授權，將挑選翻譯這一專題的文章，介紹給中文讀者。?

專題的介紹大概囊括以下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如何同時加強了中東各國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并為起義的爆發(fā)提供了結構性背景；工人階級與其他勞動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運動過程中發(fā)揮關鍵作用，最終卻在政權更迭之后被達成妥協(xié)的政治精英聯(lián)合彈壓；當地女性如何參與抗爭，并以此重塑我們對女性解放問題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國如何介入，壓制群眾運動，并試圖劫持政治沖突以達成其地緣政治目標；傳統(tǒng)的教派與部落勢力如何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合謀，以及群眾如何在這一背景下進行抗爭……

當然，橫跨數國的運動無法被短短幾篇文章徹底展現。然而，通過從多種視角切入西亞北非各阿拉伯國家的現實情況，輔以數篇對單個國家政治進程的長線梳理，我們相信讀者能對十一年前的運動及運動前后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的復雜性有所了解。

【正文】

革命十年：突尼斯“特殊論”的特殊性與局限

一、引入：一日，人民求生，命運答復

在離臭名昭著的突尼斯內政部幾米遠的地方，人們聚集在布吉瓦大道（Bourguiba Avenue），討論政治局勢。晚上，人們有序地排隊；氣氛很融洽。社區(qū)委員會正在行動。白天，不同階級和派別(sector)的人都在游行，還有一場罷免前官員的運動。每個人都在談論政治，無處不在，這是以前的禁忌......

回顧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下臺后發(fā)生的這些片段，我想到了這些“震撼世界的日子”（正如約翰·里德對俄羅斯革命的描述）（譯者注：見《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宏偉。十年后，突尼斯和其他國家的許多人仍然想知道：在突尼斯發(fā)生的事情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還是一場轉瞬即逝的起義，還是一個“外國陰謀”？或者用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提到同年埃及事件時的話來說，它也許是“起義以上，革命未滿”？如果是后者，那么如何解釋來自內陸地區(qū)和首都周邊的群眾社區(qū)（popular neighbourhood）的，被社會邊緣化的青年人所進行的持續(xù)抗議和與警察的沖突？答案是否僅僅是“突尼斯”——正如一些埃及人哀嘆威權統(tǒng)治在他們國家的回歸時，提到“突尼斯的例外論”時所指的那樣？與利比亞、埃及、巴林、也門和敘利亞的失敗革命相比，這個“突尼斯例外”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而革命這一被假定的成功和民主過渡又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革命前的時代（pre-revolutionary period）。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總統(tǒng)向全國發(fā)表講話后，突尼斯示威者在突尼斯Habib Bourguiba 大道的內政部前高喊口號。

二、回顧12月17日起義的背景

毫無疑問，青年失業(yè)和區(qū)域的邊緣化（譯者注：在包括突尼斯在內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國內不同區(qū)域之間常常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形成類似全球資本主義中出現的中心-外圍體系，“邊緣化”應該是指在這一過程中被鎖定在國內資本主義發(fā)展外圍，因而經濟社會問題尤其嚴重的地區(qū)，后文涉及區(qū)域的“邊緣化”皆屬此意）是2010年底突尼斯起義爆發(fā)的主要原因。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在突尼斯中心地帶的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進行的自焚，是被邊緣化的區(qū)域失業(yè)青年的挫折感增加的表現之一，這導致了前幾年抗議活動的激增：2008年的加夫薩（Gafsa）采礦盆地起義和2010年在蘇海拉（Skhira）和本加爾丹（Ben Gardane）的抗議活動。數字顯示這一時期的失業(yè)率有所上升：盡管獨裁政權的統(tǒng)計機構試圖提出13%的失業(yè)率，但實際上青年失業(yè)率至少達到31%。這些數字反映了本·阿里政權失敗的新自由主義，其經濟政策依賴于增加有資格在私營部門工作的大學畢業(yè)生的數量和吸引外國投資，并依賴于1995年與歐盟簽署的聯(lián)系協(xié)定。該協(xié)議非但沒有設法解決失業(yè)問題，反而摧毀了紡織業(yè)，使近50萬工人失業(yè)。

這些失敗的發(fā)展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將最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和私營部門投資引向沿海省份，而忽略了內陸省份。因此，法國殖民者為促進其掠奪而建立的經濟布局得到了維持。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非沿海地區(qū)貧困和失業(yè)率上升的原因。這也解釋了12月17日的革命，它在突尼斯中部的西迪布濟德省爆發(fā)，轉移到鄰近的卡塞林（Kasserine）省，然后影響到其他被邊緣化的省份，一直到城市周邊的貧困街區(qū)，許多人的生活條件非常困難。

本·阿里政權（1987年通過政變上臺）在早期成功地消滅了其主要的政治對手——恩納赫達運動（Ennahda Movement）。之后，該政權通過采取有利于最偏遠地區(qū)的發(fā)展措施來尋求民眾支持的合法性。這包括修建公路和建立水電網絡。然而，國家媒體口中所謂的“成就”的宣傳性質和臨時性質很快就暴露無遺——因為該政權仍然堅持那些（此前被認為）失敗的“發(fā)展”政策。更糟糕的是，本·阿里讓他和他姻親的家族接管各種公共部門的公司及其預算，并控制公共交易，耗盡國有銀行的資產以換取個人的快速致富。這導致大約一半的資本積累總額（a semi-tot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在少數姻親家庭手中（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占突尼斯經濟總量的21%）。這也促使將反政府情緒擴大到一部分資產階級，從而剝奪了他們在一些有利可圖的部門的競爭能力。隨著200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yè)生失業(yè)率的上升（根據可疑的官方數字，失業(yè)率達到22%），該政權在廣大中產階級中失去了可信度。

由于突尼斯憤怒的原因糾纏在一起并相互倍增，布阿齊茲的自焚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議。布阿齊茲可以說是代表了全國范圍內的一個巨大的社會階層：那些失去了上學機會的青年，被排除在規(guī)模小、選擇性極強的就業(yè)市場之外。西迪布濟德警方指控布阿齊茲從事“非法活動”的指控在突尼斯許多省份都很常見，尤其是針對城市貧困地區(qū)的人們。然而，布阿齊茲的突出之處在于，他所居住的地區(qū)主要是農業(yè)地區(qū)，該地區(qū)遭受（現在仍然如此）了這樣的一個進程：小農戶被邊緣化，他們的土地被征用，為農業(yè)資產階級（尤其是來自斯法克斯省[Sfax Governorate]的資產階級）謀取利益。在Bouazizi事件發(fā)生的幾個月前，雷古布（Regueb）鎮(zhèn)的小規(guī)模農民在西迪布濟德舉行靜坐，譴責國有的國家農業(yè)銀行（Banque Nationale Agricole）試圖竊取他們的土地；警察鎮(zhèn)壓了他們的動員活動。因此可以說，起義是從一個靈活就業(yè)的街頭小販和一個被剝奪了（農業(yè)）生產資料的農民開始的，他拒絕屈服于迫使他就業(yè)或加入勞動力后備軍的市場規(guī)則。

起義很快蔓延到西迪布濟德的其他地區(qū)，如曼澤爾·布扎伊恩（Menzel Bouzaiane）、梅克納西（Meknassy）和雷古布（Regueb），在那些地方還有人犧牲。后來，它又蔓延到鄰近的卡塞林、錫勒亞奈（Siliana）和卡夫?。‥l Kef），在那里可以看到同樣的社會動態(tài)：失業(yè)的青年，被剝奪了耕作的手段（這對一個嚴重缺乏工業(yè)活動的地區(qū)的發(fā)展至關重要），他們在抗議謀殺其他年輕人時發(fā)現了一個機會，以表達他們對那些對他們施加影響、使得他們邊緣化的政策的拒絕。

這些抗議活動很快得到了突尼斯總工會（UGTT）——突尼斯最大和最重要的工會，主要維護與公共部門工作相關的中產階級的利益——的地區(qū)分支機構的當地活動家和工會成員的支持，以表達這部分中產階級對不斷惡化的生活條件的不滿。大部分地方工會領導層的政治意識和民主愿望有助于為起義提出口號，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就業(yè)是一種權利，你們這群小偷！”

隨著政權的血腥鎮(zhèn)壓，憤怒蔓延到全國各地以及議會內部的左翼“民主反對派”、突尼斯總學生會（UGET）、工會、政治化的律師、人權維護者和高校，然后進入首都的街頭。這些主要代表受過教育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和社會階層，發(fā)現現在正是擺脫政治專制和強加給各階級的壓迫的好時機。

然而，這些運動很快就被警察部隊鎮(zhèn)壓或圍堵了。毫無疑問，使起義的天平傾斜的重要因素是城市邊緣地區(qū)的群眾社區(qū)的青年加入了起義。這個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是政權的最大受害者之一，這些人沒有財富和特權，但也正是他們向政權的警察發(fā)起挑戰(zhàn)，并燒毀了其總部。這是有代價的：在首都周圍的街區(qū)，從北到南（特別是埃爾-卡蘭[El-Karam]和埃爾-佳比[El Gharbi]，那里的青年在1月14日逼迫本·阿里“出逃”那天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以及在蘇斯和斯法克斯和其他地方，共出現了數十人的犧牲。

隨著一些工會領導人（在其成員的壓力下）開始理解這一歷史時刻的重要性，來自群眾社區(qū)和邊緣化地區(qū)的青年力量有所增加。斯法克斯的UGTT分會呼吁在1月12日舉行大罷工。罷工獲得了成功，而同一天的大規(guī)模游行和與警察的暴力沖突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動搖了政權的基礎。此后，同一工會的地區(qū)辦事處也發(fā)出了類似的呼吁，要求在1月14日在首都舉行大罷工。與此同時，本·阿里在1月13日的講話中試圖安撫突尼斯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除了試圖賄賂一些民主反對派，向他們提供過渡政府的職位（一些人在1月12日之后接受了這個職位）之外，本·阿里在第一次用民間語言向突尼斯人民講話時顯得有些困惑。在他之前的兩次講話中，他使用了威脅并提到了“果斷”，而現在他聲稱他“理解每個人，無論是反對派、失業(yè)者還是商人”。這位獨裁者聲稱有些人“誤導”了他，免除了他對向抗議者發(fā)射實彈的責任，他承諾將保障公共自由，不再競選總統(tǒng)，并將追究“腐敗分子”的責任。本·阿里在這次演講后宣布并執(zhí)行了一系列減少媒體審查的措施，旨在緩解民眾的憤怒。

這些控制損失和整頓本·阿里形象的悲慘嘗試失敗了。1月14日這個令人難忘的早晨開始時，抗議者涌入首都。隨著警察部隊的撤退，武裝部隊取代了他們，更多的人走上了街頭。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場景中，他們擠滿了哈比卜·布吉瓦大道（Avenue Habib Bourguiba）。在那里，數千人坐在內政部總部前，呼吁“政權垮臺”和本·阿里離開。在律師和政治活動家的帶領下，抗議活動幾乎持續(xù)了一整天，在為一個群眾社區(qū)的烈士舉行葬禮的過程中與警察發(fā)生了沖突。

同樣的模式幾乎發(fā)生在全國每個城市：城市成為抗議者和警察部隊之間打打殺殺（hit and run）的戰(zhàn)場。一個高光時刻是，抗議者襲擊并燒毀了本·阿里的一些姻親的房子。鑒于這一爆炸性場面，本·阿里的家人和姻親開始為自己的性命擔憂，并逃離該國。根據泄露的對安全和軍事官員的審訊以及研究當天事件的文獻，似乎本·阿里的一些隨從，包括他的姻親馬魯安·馬布魯克（Marouane Mabrouk）和總統(tǒng)衛(wèi)隊負責人阿里·塞里亞蒂（Ali Seriati）向他通報了即將發(fā)生的對宮殿的襲擊。這促使獨裁者與家人一起逃往沙特阿拉伯，希望能盡快返回并重新控制局勢。

三、革命是如何流產的？

上文指出，群眾起義在國家機關內部造成了混亂和分裂，導致其中的一些部門試圖通過清除其首腦本·阿里及其家人來挽救政權。因此，1月14日體現了仍然主導突尼斯社會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混亂，他們迫切需要恢復穩(wěn)定來保證自己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與歐洲市場交織在一起的。這個階級在歷史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qū)（首都、沿海地區(qū)和斯法克斯），在政治權威及其馬赫森國家（Makhzen state，譯者注：Makhzen是突尼斯與摩洛哥獨立前管制這一地區(qū)的政府，在柏柏爾人的阿拉伯語中，這個詞就是“政府”或“國家”的意思）中擁有既得利益，他們后來適應了法國殖民主義，甚至在1956年突尼斯正式獨立后繼續(xù)在各個層面與法國殖民主義維持政治聯(lián)系。這一階級從前政府首腦赫迪·阿馬拉·努伊拉（Hédi Amara Nouira）采取的自由主義政策中受益，他在197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合作社實驗失敗后，使公共部門的公司得以私有化，后來這個階級利用其地位，從與歐盟的合作協(xié)議中獲益。

這一派資產階級已經遠離了生產性部門（比如針對內部市場、農業(yè)和重工業(yè)的部門）。如前所述，與歐洲國家的協(xié)議幾乎摧毀了該國的紡織業(yè)，由于國家未能保護該產業(yè)，突尼斯的資本家轉而尋求快速創(chuàng)造利潤、低技術能力、低成本的勞動力密集型部門（labour sector）。為了減少開支，他們在生產鏈的不同部分（如汽車和飛機部件、電纜等），或在出口導向的制造業(yè)，如紡織、化工和食品業(yè)成為外國資本的在地管理者。他們還通過旅游、通信、銀行、商業(yè)空間和油田服務增加了與服務部門的交易，以及與一些奢侈品供應部門的交易，如汽車進口，這些都被一小部分人所壟斷。在國家的鼓勵下，其中一些資本家專門出口原材料，特別是農業(yè)出口，如椰棗、橄欖油和柑橘類水果。通過這種方式，幾十年來，國家的貿易赤字加劇了。同樣，為了帝國主義中心地區(qū)的金融資本的利益，對歐盟和國際金融機構的結構性經濟依賴也加速了。

然而，資產階級認為2010-2011年的革命是將自己從本·阿里及其姻親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真正機會。但他們的欣慰和樂觀蒙塵于對革命可能變得深入徹底和不可逆轉的擔憂。

2011年1月14日之后，內陸地區(qū)（尤其是西迪布濟德和卡塞林）的青年們前往首都突尼斯城，在卡斯巴（El Kasbah）的政府官方總部前組織靜坐。他們要求推翻本·阿里政權的一些剩余象征，如總理穆罕默德·甘努希（Mohamed Ghannouchi）和內政部長艾哈邁德·弗里亞（Ahmed Friaa）。對那里的靜坐的第一次鎮(zhèn)壓發(fā)生在1月29日，即靜坐開始后的第六天，但現在全國各地發(fā)生的抗議活動并沒有停止，抗議者于2月20日返回卡斯巴。

這一次，抗議者不僅要求政府辭職，還要求解散以前執(zhí)政的民主憲政聯(lián)盟（RCD），他們要求舉行制憲會議選舉。還有一些常見的要求，如追究殺害烈士的兇手的責任和采取措施發(fā)展貧困地區(qū)。

與此同時，突尼斯城附近的門扎（El Menzah）地區(q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居住的地方，成為了“奎巴”（Qubba，即圓頂）靜坐的地方，幾百名中產階級成員（自稱是“沉默的大多數”）每天下班后聚集在一起，表達對穆罕默德·甘努希政府的支持。他們呼吁恢復“安全和穩(wěn)定”，并舉行總統(tǒng)選舉，而不是卡斯巴抗議者所要求的制憲會議選舉。他們還拒絕了由左翼政黨、恩納赫達運動和勞工聯(lián)盟成立的保護革命全國委員會向政府施壓的努力。

這一時刻是突尼斯階級斗爭的一個明顯的政治反映。一方面，卡斯巴的靜坐示威代表了群眾階層和邊緣化群體，他們缺乏領導和明確的政治愿景。因此，小資產階級的下層發(fā)現很容易引導他們。這些黨派由右翼政黨（如伊斯蘭主義組織的恩納赫達，它試圖將自己從幾十年的壓迫中抽離出來）、小型左翼政黨（如突尼斯工人共產黨、多年來秘密運作的民族民主團體、工會和各類協(xié)會）以及由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控制的組織組成，他們希望通過階級聯(lián)合和改良主義增加商業(yè)利潤。另一方面，奎巴歡迎來自沿海和首都的傳統(tǒng)資產階級，在之前同時保護和制約它的民主憲政聯(lián)盟黨倒臺后，他們擔心自己的利益，同時還有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后者對穩(wěn)定、“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相對價值更感興趣——被認為是前布吉瓦國家的遺產，他們當時主要由進步民主黨和革新運動（Ettajdid Movement）代表。

在2011年2月25日的大規(guī)模集會之后，抗議者成功地解散了甘努希的政府，并成立了制憲會議，旨在推出一部新憲法。兩天后，甘努希辭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體制內的老面孔，但他與本·阿里政權的關系并不密切：他就是貝吉·凱德·埃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這是傳統(tǒng)資產階級的成功之舉，他們知道如何讓所有人放心：這些人包括擔心自己的腐敗檔案的總工會領導層，尋求恢復安全和平靜的其他團體，特別是擔心革命道路升級的西方大使館?？ㄋ拱偷闹饕α客饨馍㈧o坐，并成立一個“實現革命目標、政治改革和民主過渡的高級機構”。這個臨時委員會由所有曾經在反對本·阿里的過程中發(fā)揮作用的前反對黨、協(xié)會和組織以及一些獨立團體的代表組成。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提出一項新的選舉法。委員會同意舉行制憲會議選舉，以起草新憲法和選舉新政府——選舉于2011年10月23日舉行。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不僅駕馭了由民眾階級領導的革命浪潮，還為帝國主義對“民主過渡”的干預和控制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干預幾乎從一開始就很明顯：在突尼斯有影響力的帝國主義大國（法國和美國）在起義爆發(fā)時被嚇了一跳之后，他們趕緊遏制起義。這種策略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國務院在2011年1月9日的聲明，其中呼吁尊重突尼斯人民的意愿。正如奧巴馬2009年在開羅的著名演講中指出的那樣，華盛頓看到了一個在“新中東”進行試驗和“鼓勵”自由主義“民主”的有利時機，以維護美國在該地區(qū)的霸權地位。因此，甘努希政府在兩天后匆忙撤換本·阿里，并任命世界銀行前高級顧問、新自由主義者穆斯塔法·卡邁勒·納布利（Mustapha Kamel Nabli）為中央銀行新行長也就不足為奇。從一開始，納布利就阻止了左派關于審計本·阿里的可憎債務并拒絕支付這些債務的要求。同樣不足為奇的是，八國集團將于2011年5月在法國舉辦多維爾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主要的帝國主義大國試圖遏制“阿拉伯之春”國家（突尼斯、埃及、也門等），向這些國家的臨時政府提供貸款，虛假承諾歸還其掠奪的錢財，并提供援助和投資。他們還試圖安撫其他從屬政權，這些政權也開始出現社會和政治動蕩，如摩洛哥和約旦。最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國家過早地卷入了全球金融機構提出的以緊縮措施和貸款為條件的“改革”方案，導致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負面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

3月3日撤離卡斯巴和埃塞布西接管政府以監(jiān)督過渡時期，是起義失敗的開始，也是起義可能轉變?yōu)楦锩牧鳟a（或有人認為是革命的失?。┑拈_始。換言之，這是突尼斯反革命勢力勝利的開始。來自邊緣化地區(qū)和貧困街區(qū)的抗議者未能提出政治代表，從而為幾十個政黨在被本·阿里政權長期禁止后渴望合法的政治接管鋪平了道路。這些政黨包括軟弱的左翼政黨，他們沒有把握住這個時期的優(yōu)先事項，而是參與了資產階級媒體所點燃的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身份沖突。此外，這些政黨對權力的平衡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他們相信“通過投票進行變革”的幻想。從這個時候開始，政權開始恢復其政治平衡并重建其安全部隊。首都的群眾運動停了下來：勢頭消散，群眾運動在內陸地區(qū)瓦解成分散的、獨立的社會抗議活動，集中在地方或部門的社會經濟問題。隨著“第二共和國”的建立，基層運動退縮了，為黨派競爭和主要由外國勢力資助的“公民社會”的誕生讓路。因此，突尼斯從一個具有革命視野的起義轉為帝國監(jiān)護下的“民主過渡”，這導致了進一步的依賴性和新自由主義。

四、三套車（Troika）下的動亂和為新自由主義服務的恐怖主義

恩納赫達運動在經歷了20年的政權迫害后，于2011年10月23日贏得了選舉。毫無疑問，卡塔爾的財政支持和土耳其的政治支持都在其成功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該運動不僅受益于容易傳播的宗教話語，還受益于其作為該政權獨裁統(tǒng)治的受害者的身份。選舉勝利后，恩納赫達黨與兩個隸屬于中左翼但實際上似乎更接近中右翼的政黨結成聯(lián)盟：共和國大會黨（CPR）和勞動與自由民主論壇（FDTL）。這個由三個政黨組成的聯(lián)盟被稱為“三套車”。

恩納赫達繼續(xù)執(zhí)政至2014年12月。其執(zhí)政期間最重要的發(fā)展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 一開始，恩納赫達試圖面對前集會黨（Rally Party）民主憲政聯(lián)盟的殘余勢力。它擺脫了“革命清洗”的論調，選擇與前政權在政治、媒體、安全和經濟方面的部門進行交易。

- 同時，該黨通過提出包含反動條款的憲法初稿，與社會上堅持突尼斯世俗主義和社會勝利（尤其是婦女）的那部分人展開了一場危險的斗爭。這場運動還為薩拉菲主義潮流打開了大門，它們利用新發(fā)現的自由和國家的弱點，并利用這些潮流與左派和自由派的對手進行斗爭。

民主憲政聯(lián)盟解散后，代表傳統(tǒng)買辦資產階級的政黨陷入分裂，在新的自由主義政黨未能代表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情況下，一些左翼政黨和全國進步潮流試圖聯(lián)合起來，成為“實現革命目標的人民陣線”的一部分，試圖聯(lián)合一些地區(qū)不斷升級的社會抗議活動。恩納赫達和尼達圖恩（Nidaa Tounes，由埃塞布西創(chuàng)立，重新整合了民主憲政聯(lián)盟的零散成員）之間的緊張關系很快加劇，后者與突尼斯總工會暗中結盟。同時，人民陣線與后者聯(lián)合起來，有時是為了捍衛(wèi)自由和婦女權利，有時是為了拒絕新統(tǒng)治者的新自由主義。然而，突尼斯工業(yè)、貿易和手工業(yè)聯(lián)合會（UTICA），歷史上是資產階級的領導組織，最初似乎選擇了中立。身份和文化問題似乎是這些緊張關系的核心，但實際上發(fā)生的是一群尋求控制國家職能的新精英和一群拒絕放棄其特權和地位的舊精英之間的權力斗爭。

新的條件極大地影響了國家機構，包括安全和情報部門，使極端主義薩拉菲斯特團體能夠組織起來，武裝自己，并開展恐怖行動。在一場嘲弄先知穆罕默德的電影放映后，薩拉菲主義抗議者沖擊美國大使館是一個轉折點，2013年2月6日人民陣線的著名領導人喬克里·貝萊德（Chokri Belaid）被暗殺也是如此。在他被暗殺之前，這位左派領導人因其反對恩納赫達運動的對抗性言論和支持社會抗議的強烈行動而脫穎而出。因此，人們自動將矛頭指向恩納赫達的領導層，認為它應對他的暗殺負責。

貝萊德被暗殺后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抗議活動。這使恩納赫達感到困惑，并促使其總理兼黨的領導人（party leader）哈馬迪·杰巴利（Hamadi Jebali）接受反對派提出的組建以他為首的技術官僚政府的要求，而沒有得到黨魁（the head of the party）拉赫德·甘努希的批準，他認為這是對合法性的政變。恩納赫達黨領導層任命內政部長阿里·拉拉耶德（Ali Laarayedh）代替杰巴利擔任總理；還批準增加了一些“技術官僚”部長。這些變化并沒有緩解精英階層內部的緊張關系。因此，工會和社會抗議活動仍在繼續(xù)，如抗議對出租車司機和貨物運輸商征稅。

恩納赫達黨現在面臨著敵對的區(qū)域環(huán)境——三周前塞西的政變推翻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在國內也面臨著民眾的壓力，即由“拯救陣線”（Salvation Front）組織的“出發(fā)靜坐”（departure sit-in），該陣線是由“現代派”資產階級及其媒體機構支持的尼達·圖恩和人民陣線的聯(lián)盟。制憲會議前的靜坐持續(xù)了一個多月，最終迫使恩納赫達黨讓步。在一些商人和右翼政客的調停與法國政府的保護下，甘努希與埃塞布西在巴黎會面，并達成協(xié)議，恩納赫達黨放棄對政府的控制，以換取批準一部基于共識的憲法并盡快結束制憲會議的職能。因此，通過“全國對話”（在當地由國內組織發(fā)起，在國際上由八國集團發(fā)起），雙方同意由哈欽森公司（隸屬于法國道達爾公司）的前董事邁赫迪·喬馬（Mehdi Jomaa）擔任總理，直到2014年選舉。

通過締結這項被當地和國際社會稱贊為歷史性成就的協(xié)議，“民主過渡”的軌跡得到了挽救，新憲法也最終得到了認可。然而，與群眾階層和國家主權有關的現實情況卻惡化了。獲得了工業(yè)貿易與手工業(yè)聯(lián)合會主席提名的邁赫迪·喬馬接管了政權，由總工會組織的勞工罷工“奇跡般”地停止了，特別是在私營部門。此外，令人震驚的新法律和協(xié)議被通過，這進一步加劇了突尼斯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尤其是將太陽能發(fā)電私有化的法律）和其他情況，包括開啟突尼斯和歐盟之間的全面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談判。全球金融機構和自由派公民社會組織施加壓力，確保新憲法能夠包括某些章節(jié)，這些章節(jié)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主權。也許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關于財政平衡的章節(jié)。在帝國主義的護佑下，這個短暫的過渡期為下一階段的右翼聯(lián)盟鋪平了道路。

在這里，我們不能忽視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的“沖擊理論”?？巳R恩解釋了帝國主義列強及其全球金融機構如何與當地資產階級合謀，并利用特定國家的破壞性事件（災難、政變和戰(zhàn)爭），以便讓“技術官僚”上臺，實施以前人民無法接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如芝加哥男孩利用皮諾切特在智利的政變和對伊拉克的軍事入侵，他們在突尼斯也利用暗殺和恐怖主義來推動這些政策。這提出了真正的問題，即我們地區(qū)的恐怖運動與帝國主義大國之間可能存在聯(lián)系。

五、2014-2019年：右翼聯(lián)盟和日益增長的社會抗議活動

邁赫迪·喬馬的統(tǒng)治隨著立法和總統(tǒng)選舉的舉行而結束。尼達·圖恩黨贏得了全面勝利，獲得了大多數議會席位，總統(tǒng)職位由該黨領袖埃塞布西獲得。恩赫納達在議會中排名第二，而人民陣線排名第三。尼達·圖恩和恩赫納達之間的競爭和選舉舞弊讓位于所謂的“兩個酋長協(xié)議”（指埃塞布西和甘努希），根據該協(xié)議，這兩個前對手成為政府的盟友，政府首腦由埃塞布西任命。

在這一階段，突尼斯擊敗了恐怖運動（經過多次血腥的行動，其中最危險的是試圖在本加爾丹建立薩拉菲主義酋長國），而社會抗議活動則體現了數量和質量的重大轉變。在這些年里，失業(yè)青年的靜坐在城市和外省蔓延，要求國家為他們的邊緣化地區(qū)提供工作和發(fā)展。然而，從2015年開始，社會斗爭開始發(fā)生變化。西南小城杰姆納（Jemna）在左派團體和組織的幫助下，其居民進行了一場重要的戰(zhàn)斗，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杰姆納的人民收回了國家之前接管的綠洲土地（為了提供給私人資本），他們開始集體管理，為廣大人民謀福利。這使人們第一次討論了該國的農業(yè)狀況、糧食主權和生產模式（或主流媒體話語中的“發(fā)展模式”）。同樣，通過與天然氣生產公司派特法（Petrofac）的英勇斗爭，科爾坎納（Kerkannah）群島的失業(yè)青年從一個新的角度提出了就業(yè)問題，揭示了能源財富的管理和分配方式。同樣，作為“石油在哪里？”運動的一部分，活動家們要求國家的化石燃料開采要有透明度。再舉一個例子，盡管有媒體的歪曲和警察的暴行，2017年在泰塔溫?。═ataouine governorate）發(fā)生了一場持續(xù)的戰(zhàn)斗：那里的青年在沙漠中間一個被稱為“卡穆爾”（El Kamour）的地區(qū)集會，該地區(qū)位于外國石油公司卡車經過的道路交叉口，提出了當地居民有權從自己地區(qū)的自然資源中獲益的問題，這些資源被外國公司所開采。這些抗議者和其他人開始使用新的動員口號，如“財富國有化”，回顧他們祖先的歷史遺產和反對法國殖民者的斗爭。

盡管如此，2014年選舉后的兩屆政府無視這些要求。該政權保持了同樣的新自由主義選擇，繼續(xù)聽從帝國主義列強及其國際金融機構的指令。它繼續(xù)執(zhí)行獲得外國貸款、實施緊縮政策和參與公共部門機構的私有化的政策。優(yōu)素?！ど澈盏拢╕oussef Chahed）的政府做出了令人不安的決定，威脅到國家主權和群眾的權利。這包括新的中央銀行法，該法進一步鞏固了銀行對國家的“獨立性”，以及歐盟和突尼斯開始就貿易協(xié)議（ALECA）進行正式談判。

這個階段是突尼斯階級斗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人民階級從以前的經驗和斗爭中了解到，除非他們直接針對資本，而不是止步于對失去能力的國家機構施壓，他們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為這些機構在國內是買辦資產階級手中的棋子，在國外是帝國列強和全球金融機構的棋子。

六、2019年：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變革還是回歸獨裁統(tǒng)治？

在傳統(tǒng)左派無法加入群眾并在政治上引導他們的斗爭的情況下，他們在立法和總統(tǒng)選舉中無法獲得選民的信任是很自然的（盡管應該指出，這很大一部分群眾不再關心選舉）。隨著他們對不同政黨和整個“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緒的增加，民眾階層把他們的信任放在了那些在他們看來反對這個制度、獨立于腐敗政黨、雙手干凈的人身上。因此，2019年10月發(fā)生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轉折：一位大學憲法學教授升任共和國總統(tǒng)。

除了群眾的挫敗感和對“干凈的救世主”的尋找，人們可以把這個陌生人在政治上的崛起理解為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最后希望”的表達，特別是那些自1970年代以來渴望重新獲得“社會福利國家”的人，此時突尼斯的新自由主義選擇的結果開始顯現。

凱斯·賽義德一當上總統(tǒng)，就卷入了一場激烈的斗爭，反對以恩納赫達為首的議會多數派及其兩個右翼盟友——尊嚴聯(lián)盟（一群文化保守主義煽動者）和突尼斯之心運動（一群機會主義者，由腐敗商人納比爾·卡魯伊[Nabil Karoui]領導）。與此同時，由阿比爾·穆西（Abir Moussi，本·阿里政權的律師）領導的自由憲法黨試圖繼承尼達·圖恩黨的遺產，該黨在其創(chuàng)始人埃塞布西于2019年7月25日去世后已經崩潰，同時與恩納赫達和賽義德競爭。

同時，社會抗議活動繼續(xù)蔓延和多樣化。更多的小農場主（small-scale farmers）參與進來（例如在阿爾瓦伊迪亞[Al Houaidia]和奧勒德·賈巴拉[Ouled Jaballah]的抗議活動），以及每年冬季群眾社區(qū)的貧困青年與警察部隊之間的沖突。2020/2021年的冬天——這是革命爆發(fā)的第十年——是首都周圍的群眾社區(qū)和一些邊緣化的內陸地區(qū)發(fā)生廣泛動蕩的顯著時刻，這些動亂得到了左派和青年團體的大力支持。

希沙姆·邁希希（Hichem Mechichi）政府因未能管理疫情而進一步激怒了突尼斯人。在一個崩潰的公共醫(yī)療系統(tǒng)和一個不敢使用私人醫(yī)療設施或實行全面封鎖以損害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中，幾十人的死亡成為每日新聞。

這種憤怒和挫折感的結合在2021年7月25日爆發(fā)了要求解散議會的抗議活動?？棺h活動特別針對恩納赫達運動，它認為恩納赫達運動應對這種情況負責，并燒毀了其許多地區(qū)總部。在缺乏能夠組織這一運動的革命替代者的情況下，凱斯·賽義德看到了一個合適的時機，在同一天宣布了“緊急威脅”的狀態(tài)。因此，他武斷地解釋了憲法第80條，解散了政府，暫停了議會，取消了議員的豁免權，并控制了立法和行政部門（甚至部分司法部門），同時承諾不損害任何自由。這些特殊措施所引發(fā)的喜悅和民眾的寬慰狀態(tài)（在2021年8月底寫這篇文章時仍在進行）反映了所謂的民主政治“突尼斯例外論”的程度。它再一次證實，自由就像在代議制民主的陰影下的海市蜃樓，這種民主被資本和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缺乏任何社會意義或主權意義的內容。

七、結語

在這篇文章中，我展示了2010年12月17日由內陸地區(qū)的邊緣化人群和貧困街區(qū)的青年發(fā)起的突尼斯人民起義是如何未能變成一場革命的——在生產方式的徹底改變和建立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價值體系的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場以表達民眾要求的口號開始，以主要涉及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結束，導致其失敗的革命。把起義變成革命流產（或失敗）的過程始于反革命勢力設法驅散卡斯巴的抗議者的那一天，此前工會官僚機構和一些左翼政黨設法說服他們接受自由民主的面包屑。這最終導致了2011年10月23日的選舉，在資本主義媒體的話語霸權下，在多維爾會議（Deauville Conference）決議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所體現的帝國監(jiān)護下。就在那時，“革命道路”被“民主過渡道路”所取代——走向更多的新自由主義和對帝國中心的依賴。

未來如何？很難預測突尼斯的下一階段會發(fā)生什么。在一個分裂的政治格局中（包括左翼），那些譴責凱斯·賽義德的“政變”的人和那些認為這是一種路徑修正或對民眾意愿的部分回應，值得批評性支持的人都無法給出答案，因為決定權仍然只在賽義德手中。他很少關注政黨或公民社會的意見；相反，他似乎很看重民眾的支持，相信自己是神圣的歷史任務的承擔者：實現人民的愿望。除了他的選舉口號“人民需要”，以及他將政權從調整后的議會民主制改為地方化、無黨派和總統(tǒng)制的政治項目之外，賽義德似乎對拯救突尼斯所需的經濟和政治決策沒有任何愿景。在艱難的經濟和金融條件下，這為外國干預打開了大門（尤其是在沙特-阿聯(lián)酋軸心的支持下，該軸心與猶太復國主義實體結盟）。

此外，由于總統(tǒng)缺乏一個能夠摸透社會并為他提供在地幫助的制度化政治組織，他幾乎完全依賴于國家機構和安全部門的報告。如果他不能迅速找到足夠的解決方案，為群眾提供生活和醫(yī)療必需品，賽義德可能會為他的反對者（他們在7月25日之后的局勢中受到傷害）推翻他鋪平道路。更危險的是，這個時刻可能會被利用來進行一場針對他的政變，或者他也可能會陷入實行暴政的危險或過度依賴國家機器來鎮(zhèn)壓那些在他身上看到國家“最后希望”的階層。

至于左派，在過去幾年浪費了許多在群眾中扎根的機會后，他們已經別無選擇——除非它能擺脫其精英主義的文化妄想，認真思考如何與群眾打成一片。

（作者Ghassen Ben Khelifa是突尼斯記者，革命社會主義活動家。他是媒體inhiyez.com的編輯協(xié)調人（editing coordinator），該網站主要報道民眾階層的斗爭。他曾是支持社會斗爭全國運動（Isned）和突尼斯抵制猶太復國主義實體并反對其正?；倪\動的協(xié)調人。本文由Yasmine Haj從阿拉伯語翻譯成英文，英文版由Meriam Mabrouk修訂和編輯。注釋從略。原文鏈接：https://longreads.tni.org/ten-years-into-the-tunisian-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