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忠男

直到現(xiàn)在，我還清楚記得自己八年前剛踏上日本國土時做的第一件事。抵達宿舍后，剛放下行李的我還沒來得及布置新家和添置日用品，就急匆匆地拿起錢包沖到紀伊國屋書店，購入最新一期的《電影旬報》（『キネマ旬報』）和佐藤忠男的《日本電影大師們》（『日本映畫の巨匠たち』）全集。這兩者的存在對于無數(shù)日影迷而言，無疑是啟蒙時期的明燈。應(yīng)該有不少影迷至今依然關(guān)注著每年的“旬報十佳”，將《日本電影大師們》作為“補片指南”一部接一部虔誠地觀影。我自己曾經(jīng)也是其中一員。

因此，前年有編輯朋友問我要不要翻譯佐藤先生的著作《電影中的東京》時，我內(nèi)心是非常激動與雀躍的。一方面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獨立翻譯整本日語著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多年來對佐藤先生的仰慕。

佐藤先生的一生非常傳奇。他于1930年10月6日出生于新潟縣新潟市，小學畢業(yè)后沒考上初中，一年后成為海軍少年飛行兵。戰(zhàn)敗后，年僅十四歲的他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去東京探險，失敗后再次回到新潟。這段時日他輾轉(zhuǎn)于鐵工廠、國營鐵路、電工店等等，最終在新潟的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安定下來，成為一名正式員工。佐藤先生在疲于奔命的同時也不忘追尋夢想，他一邊在工廠打工一邊上兩年制的定時制高中，最終從新潟市立工業(yè)高等學校畢業(yè)。與此同時，他也源源不斷地給《電影評論》（『映畫評論』）等雜志投稿影評，他的努力、熱情與才華深受日本著名哲學家、評論家鶴見俊輔的賞識，這也使他得以成功進入日本的電影評論界，并于1956年順利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日本電影》。1957年，他受《電影評論》雜志之邀以雜志編輯的身份再次前往東京，此后以電影評論家與研究者的身份獲獎無數(shù)。

從佐藤先生的字里行間，能夠很直觀地體會到人生經(jīng)歷對他的巨大影響。

第一，他向來不喜舞文弄墨。他的遣詞造句是非常簡單而直接的，基本都是常用詞匯，句子也普遍較短，不似許多文縐縐的精英階層愛用拗口的生僻詞與復雜的難長句。第二，他很少進入抽象層面的思考，不會涉足過于艱深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往往更偏向于書寫最直接的情感共鳴。第三，他的觀影量極度龐雜，基本上什么都會去看，什么都可以寫。我猜測這或許也與日本電影的歷史密不可分。日本政府為了推行軍國主義政策而于1939年至1945年施行的電影法曾對日本電影進行嚴格的審查，排除所有的娛樂性，并且極力限制外國電影的上映。也就是說，佐藤先生的整個青春期幾乎都很少能看到富含娛樂性的電影。也許正是因為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這種文娛方面的“貧瘠”與“匱乏”，才讓他在戰(zhàn)后近乎饑渴地吸收力所能及的所有電影。

佐藤先生的前兩點特征常常為影迷與讀者所詬病。有人會覺得他的文章缺乏深度解析和學術(shù)探討，很多時候只是劇情介紹和一些私人的感想。我自己也曾有過這樣的想法。剛開始入門電影理論的人總會大量集中地閱讀所謂的“學術(shù)著作”，接觸一些艱深而玄妙的理論知識。在這些學術(shù)著作的面前，佐藤先生的文字很容易讓人覺得過于“淺薄”和“直接”，少了幾分樂趣與玩味。但其實，我個人認為佐藤先生的文章是“淺而不薄”的，而他的“直接”則透著他的真誠與忠實，不論是對于電影作品，還是對于他自己的觀影體驗。

我認識到這一點，是在我逐字逐句地翻譯佐藤先生的著作《電影中的東京》時。當時正處于博士最后一年的我已經(jīng)“刷”了一堆咬文嚼字、不知所云、堆砌學術(shù)術(shù)語與玩弄論證邏輯的參考文獻。毫不夸張地說，佐藤先生這本薄薄的單行本就像一根插入泥塘的蘆葦，雖然看似平平無奇，卻給置身于淤泥之中的我送來了一口救急的清新氧氣。在簡單的文字、易懂的內(nèi)容背后，是力透紙背的濃厚情感。

《電影中的東京》，[日]佐藤忠男著，沈念譯，光啟書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316頁，72.00元

以佐藤先生對《稻妻》的分析為例。

這部改編自林芙美子原作的電影由成瀨巳喜男導演、田中澄江編劇、高峰秀子主演，可謂是黃金陣容，被視為日本電影史上難得一見的經(jīng)典。電影刻畫了一個背景復雜的家庭。女主角清子（高峰秀子飾）是一名觀光巴士的導游，她每天下班后都會從繁華的市中心回到位于下町的家。清子的母親阿勢（浦邊夈子飾）先后和四名男性生了四個孩子，所以清子與兩名姐姐、一名哥哥都是同母異父。哥哥嘉助（丸山修飾）是一名不務(wù)正業(yè)、游手好閑的復員兵。大姐縫子（村田知榮子飾）是個見錢眼開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費盡心思說服清子嫁給人品很差的暴發(fā)戶綱吉（小澤榮飾）。二姐光子（三浦光子飾）本性善良，但是性格懦弱。某天，光子的丈夫突然離世。縫子和嘉助虎視眈眈地覬覦光子丈夫留下的人身保險金。雪上加霜的是，一名自稱亡夫情婦的女子（中北千枝子飾）也上門要求瓜分這筆錢。

佐藤先生在這個場景中很敏銳地捕捉到一個細節(jié)——在經(jīng)過親姐弟與亡夫情人氣勢洶洶的連環(huán)攻勢后，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光子在狹小的家中抱起了腳邊的貓。這個動作非常出色地表現(xiàn)了人物的不安、恐懼與寂寞。其實這不是貓第一次在本作中出現(xiàn)：光子在尋找久久沒有歸家的丈夫時第一次遇見這只貓；之后，因為保險金而被親姐弟死纏爛打的她，在沖出家門蹲坐在逼仄的后巷時也聽到了貓叫。貓對光子而言是不祥的征兆，同時又是她唯一的慰藉。從她對貓的依戀來看，我們很容易就能理解她之后為何會選擇與人品不佳的綱吉糾纏不清。因為她實在太寂寞了，她太需要去抱住一些什么，不論是貓還是一個糟糕的男人。“貓”這一細節(jié)看似簡單，被道破后也并無深意，但是影像作者們刻畫人物、鋪展情節(jié)，靠的正是這一個個“平平無奇”的小細節(jié)。能夠發(fā)現(xiàn)這些細節(jié)，并且用直接、真誠的語言去表達這些細節(jié)絕非易事。只有真正對電影、對電影中的人物用情至深的人才能書寫如此平實的文字，而不是用華麗的詞藻喧賓奪主，反而沖淡了情感本身的濃度。

我并不反對華麗的文字與精巧的邏輯。許多此類風格的優(yōu)秀評論與論文，也能夠帶給讀者愉悅的閱讀體驗與新鮮的靈感啟發(fā)。我更想強調(diào)的是對于電影文本本身的感受與思索，并且對于這最直接的觀影體驗的忠實。我們對于修辭與論證的所有運用都不應(yīng)脫離我們觀影的真實感受。在玩弄趣味的文字游戲、引用誘人的學術(shù)理論之前，我認為我們必須先捫心自問一句，我真的這么想么？是我成為了這些極富魅力的言語的喉舌？還是我打從心底如此認為，而這些言語又恰好在我嘴邊？當我在學術(shù)研究方面最為迷失的時候，是佐藤先生的文字教會我回歸電影、回歸自己、回歸感覺。我在翻譯佐藤先生的著作時竭盡全力保留了他樸實無華的文字風格，這些平實的文字有著返璞歸真的力量，也讓我找回了自己最初愛上電影時的那份心動。

此外，佐藤先生龐大的閱片量也賦予了他極具整體性的電影史觀。每當我需要確認日本電影史方面的信息時一定會翻的兩本書，一本是四方田犬彥先生的《日本電影110年》，另一本就是佐藤先生的《日本電影史》。有些讀者會抱怨佐藤先生的書里很多都是劇情簡介，但其實從日本電影史的角度來說，這些劇情簡介是至關(guān)重要的。經(jīng)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電影遺失、損壞了大量電影膠片拷貝，戰(zhàn)后留存下來的戰(zhàn)前日本電影可能連一成都不到。我們耳熟能詳?shù)膸孜蝗毡倦娪按髱煹脑缙谧髌芬策z失了不少。比如，小津安二郎的戰(zhàn)前作品遺失了一半，溝口健二的則遺失了八成。戰(zhàn)后的日本電影雖然躲過了戰(zhàn)火，但是需要一定保存條件的膠片依然不得不面對天災人禍的考驗，還有許多冷門作品被自然而然地遺忘在歷史的長河中。然而，這些沒能保存下來的作品并非沒有價值。而記憶這些作品的個人言說便成為這些作品存在過的唯一證據(jù)，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完整的電影史。因此，閱片量極度龐雜的佐藤先生的記述尤為重要。幾乎“來者不拒”的他不僅會看一些影史經(jīng)典，也會看許多獨立電影。后者因為鮮少有人問津而更容易被掩埋，正是佐藤先生孜孜不倦的觀影與記錄拂去了塵土，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些作品的吉光片羽，豐富了我們對日本電影史的認知。如果說小津與溝口等導演是日本電影的巨匠，那么佐藤先生無疑就是凝視巨匠的巨匠。

多年前我曾遠遠地見過佐藤先生一面，當時他正在與天愿大介導演對談。就像許多的老年人一樣，他說話時總是離題，還會圍繞一兩件小事反反復復地敘述。但是他聊起電影時的神態(tài)，依然像一名興致勃勃的青年一般眉飛色舞。我當時贊嘆道，這個人是如此發(fā)自內(nèi)心地、深深地愛著電影呀。

萬萬沒有想到，《電影中的東京》上架才三個月就傳來先生故去的噩耗。希望這本承載著敬意與傾慕的譯作傳達到了先生的手中。

為佐藤忠男先生的冥福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