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16年底完成十六卷本《張佩綸家藏信札》影印出版之后，就一直謀劃策劃用排印本的方式，將原件整理、標點，更好地為讀者和學術界研究提供服務。其中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是張氏藏札中最為重要、也最令讀者期待的內容。

李鴻章（1823-1901），字漸甫，號少荃。在本信札集所涵蓋的年份里，亦自號儀叟、省心閣。曾擔任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會辦海軍事務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同時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期及1901年庚子之役后，兩次受命擔任議和談判全權大臣。是晚清政壇上最重要的政治家。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繩庵，又字蕢齋。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歷任翰林院侍講、翰林院侍講學士、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理衙門大臣、三品卿銜會辦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兼署船政大臣。中法戰(zhàn)爭后革職遣戍軍臺，賜環(huán)后娶李鴻章女兒李經(jīng)璹為妻。庚子議和時，奉旨賞給翰林院編修，隨同李鴻章辦理交涉事宜。

張佩綸

李、張兩家是世交。太平天國起義后，咸豐三年（1853），張佩綸之父張印塘擔任安徽按察使，與回鄉(xiāng)興辦團練的李鴻章在戰(zhàn)事中形成患難之交。次年，張印塘病逝于徽州南源口舟中，其家人流寓浙江，時張佩綸方才七歲。

同治九年（1870），張佩綸應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翌年聯(lián)捷進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xié)修官。光緒元年（1875）九月，擢侍講，二年九月，署日講起居注官。隨著張佩綸逐漸在政壇崛起，也開始與李鴻章建立聯(lián)系。從現(xiàn)存李鴻章與張佩綸最早的通信內容看，他在張散館之時，即已致信祝賀。

本書所搜集的李鴻章與張佩綸往來信札，起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止于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前后跨度二十八年。大部分書信是張佩綸后人張志潛、張子美、張恭慶、張恭慈、張怡所保存下來的家藏信札原件，2013年11月由張氏后人捐贈給上海圖書館。張志潛曾解釋說：書信的“外祖文忠公（指李鴻章）部分，諸務整齊劃一。所得先公（指張佩綸）函札，均排年存貯，既締姻，先太恭人（指李經(jīng)璹）遂取以歸，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無缺漏。其間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牘最多，閑有遺失，蓋亦廑矣。”經(jīng)李經(jīng)璹親自整理，這批書札按年份和彼此往復順序裝裱成冊。此外若干遺闕，從《李鴻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澗于集·書信》（豐潤張氏澗于草堂，1922-1928年）以及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簣齋函牘稿》中收錄的信函補入。

為了方便研究者閱讀，還將中法戰(zhàn)爭和庚子議和期間李鴻章與張佩綸的往來電報也作為附件，按年份插入信件之中，使李、張之間的聯(lián)系溝通呈現(xiàn)出連續(xù)性和完整性。本書中還錄入部分李鴻章與李經(jīng)璹的父女通信，以助讀者增加對李鴻章晚年生活及張佩綸夫婦家庭生活的了解。我們知道，李鴻章交游廣闊，大量信札都由幕僚代筆起草，經(jīng)其審閱后謄寫寄出?，F(xiàn)存石印版《李文忠公尺牘》（商務印書館，1916）達三十二卷，皆為于式枚手跡。但與張佩綸的通信，除早期個別幾通之外，均為李鴻章親筆，有些時期，往復通信的頻度還很密集，顯示出李、張之間對于彼此信息交流均極為重視。

古往今來，通信都是私人溝通交往的重要手段。隨著歲月的流逝，大部分書信湮沒失傳了，僅有少數(shù)信函保存下來，成為后人研究的珍貴史料。要使私人書翰成為史料，需要具備三個要素：一是要知道寫信者和收信人是誰，二是信中談論內容要“言之有事”，三是寫信時間和大致背景能夠考訂出來，這樣才能使當事人之外的讀信者，能夠知道他們在談論什么。從前名人之間問候或邀約會面的短箋十分隨意，大多數(shù)在落款時連年月都省略了，因是名家手澤，倍受收藏家青睞，但在學者眼中，恐怕只算是斷爛朝報。不少書信中談論瑣碎的家事或求醫(yī)問藥，講一些學問心得、修身家訓之類的話，對后人或許有所啟發(fā)，或可尋找拼綴出往事的細節(jié)，自可由研究者各取所需。但真正讓人感興趣的，還是關鍵歷史人物所寫，記載、討論國家機密大事，尤其是反映重要歷史事件決策內幕的往來書翰，這種局內人爆料真相的信件，有時只需發(fā)現(xiàn)一二封，都足以使研究者欣喜若狂。

李鴻章、張佩綸的通信，就是一部符合以上三個要素的珍貴史料集。我們知道，從前在沒有復印技術的情況下通信，作者除自留底稿外，只能存留對方來信。由于張佩綸后來成為李鴻章的女婿，這使他的家人得以將自存的李鴻章信件和張致給李的去信珠聯(lián)璧合；重新匯編成一部兩地書，事件前后有序，討論的問題重要而連貫，綿延二十多年，這在中國近代史史料中是極為罕見的。在我所讀過的書信集中，只有一部可以媲美，那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與金登干的通信。

李、張信札，就時間論，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十年（1874-1884）。從光緒五年起，李-張交往漸密。當時，張佩綸是清流健將、政壇上的新生代，也是軍機大臣李鴻藻的重要謀士。李鴻章則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務的另一個溝通代表，洋務事業(yè)的直接推動者。張佩綸運用世交子弟的特殊身份，成為連接李鴻章和李鴻藻關系的聯(lián)絡人。從表面上看，“清流”“洋務”水火不容，清流人士多是洋務外交的批評者。而在實際上，張佩綸卻私下學習、了解洋務事業(yè)，積極推動近代海軍的建設，并保護李鴻章免受保守勢力的攻訐；在李鴻章丁憂時期，為他“奪情”復出做籌劃。他們的通信，涉及朝政、海防、鐵路和對日、對法外交，以及清政府對琉球、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的事務，涉及慈禧太后、恭親王奕的健康狀況，官場人事安排的幕后運作。隨著雙方關系不斷加深，還涉及“甲申易樞”等國家政治的核心機密和張佩綸奉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后的心態(tài)、謀劃和在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信息量十分豐富。李、張之間，又都保留各自的獨立見解，在某些事件上，立場觀點雖有不同甚至齟齬，但都沒有影響彼此感情。閱讀這些通信，對于了解這個時期的政局嬗變，無疑是打開了一扇窗戶，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可以找出真正的因果聯(lián)系。

張佩綸給李鴻藻的信

第二階段，是光緒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張佩綸因推薦在越南對法作戰(zhàn)失利的廣西巡撫徐延旭、云南巡撫唐炯以及自身在馬江之敗，被遣戍張家口軍臺效力。這一時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員流放生活的諸多細節(jié)、李、張二人交流的對政局和朝廷人事的看法，也凸顯出來李鴻章對張佩綸落難之后的關懷和幫助，展現(xiàn)他們之間不為人知的友誼，從很大程度上，可以加深對李鴻章、張佩綸個人私德的了解。

第三階段，是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894-1901）。張佩綸賜環(huán)后即成為李鴻章的女婿，住進天津北洋大臣衙門的蘭駢館，與李鴻章朝夕過從，兩人間反倒不用寫信。直至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張佩綸因御史端良彈劾，被驅出天津，后來定居南京，翁婿間恢復書翰往來。這一時期重要的通信，包括張佩綸反對簽署馬關條約“推枕濡淚”所寫的家書，關于李鴻章訪俄、出任總理衙門大臣，以及被褫去該職務的看法和建言；還有對戊戌變法時期朝政的評論、對庚子議和的細節(jié)記錄，都是生動且富有獨特價值。這階段的通信中，還包括張佩綸夫婦在南京的生活情況，生育子嗣及夭折的細節(jié)，居住環(huán)境和覓取新居的種種考量，以及張佩綸奉詔赴京協(xié)助李鴻章議和時的家庭情況，以往不為人知，讀來都很引人入勝。

閱讀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其實是在重溫光緒朝的歷史。書啟時分，張佩綸還是個二十六歲的青年，懷抱理想，思緒敏捷，勇于任事，及至書末，則是經(jīng)風瀝雨，遍體鱗傷、暮靄沉沉。李鴻章，則是功成名就、位高權重的官場大佬，閱事無數(shù)，老成睿智。對現(xiàn)代化的各項舉措懷有高度興趣，在對外事務中主張忍讓妥協(xié)、以待時機。對張佩綸的許多謀劃內外聯(lián)手呼應，但對其激進諫言從不心動，在馬江之戰(zhàn)的困難環(huán)境中也絕不援手。但對張佩綸個人的才華識見，則抱以欣賞、扶持，對其個人及親屬的生活工作，一直大力援手，甚至以愛女嫁之，構成非常獨特的私人關系和特殊的親情。外人往往看不明白，取笑者有之，揣測李鴻章要以“衣缽傳知”亦有之。閱讀李、張信札，可以加深對舊時代士大夫立身、立德行事風格的思索，加深對這兩位以往都被臉譜化的人物內心、才情和政治識見的理解，加深對中國近代面臨天翻地覆的社會轉型變革和深刻的內外矛盾沖突時上層官員的因應對策的研究。伴隨著他們的老去，也看到大清王朝這座破舊的老宅，雖由裱糊匠努力裝點，終究雨打風吹，走向崩塌。

張佩綸信札

李鴻章-張佩綸通信的刻本和排印標點文本，李致張部分，先在吳汝綸編輯的《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1902年）中部分刊布，前些年經(jīng)陳秉仁先生整理，發(fā)表于《歷史文獻》第九、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和《李鴻章全集》。張致李部分，張佩綸哲嗣張志潛上世紀二十年代編輯《澗于集·書牘》時，亦公布了一批信件，但略去了寫信時間，讀者使用很不方便，從內容上亦有刪減。就李、張二位寫信人和收信人來講，數(shù)百封本來已經(jīng)整理璧合的信件，又被分開，失去對應的聯(lián)系，不能不說是個大的缺憾。此次，借《張佩綸家藏信札》原信影印刊布之機，將全部信件重新整理點校。對部分信件的寫作時間，也進行了考證和調整，應當說是件方便讀者、亦有益于學術研究的好事。當初李、張通信裝裱時，還保留下原始信封，不少信封上登記了發(fā)信和收信的時間，這次整理時也一并錄入，以使研究者了解信件到達的準確時間和收信地址，從而有助感受相關信息的傳遞對于歷史進展的真實影響。

張佩綸研究，是我近年來一直利用業(yè)余時間進行重點研究的課題，但文獻整理不是我的長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孫瑜兄向我提出這個選題的時候，我把它當作一個挑戰(zhàn)，也當成一個學習的過程。本書整理時，我在辨析字跡和斷句過程中，常常碰到困難、躊躇反側；對信函中提及的人物進行判定和注釋，也是極費功夫。是師友們的鼓勵，使我增添了信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馬忠文研究員、復旦大學陳絳教授、中華書局編審劉宗漢先生、廣東學者梁基永先生、上海圖書館梁穎先生始終給予我熱情幫助和支持。常熟翁同龢紀念館老館長朱育禮先生還在盛暑高溫之時，閱看全部清樣，提出了寶貴意見。本書責編張鈺翰在編輯過程中也給我很大幫助，在此一并致以謝忱。本書整理中，由于學識淺陋，必定還有訛誤，這也是我惴惴不安的地方，期待方家教正，容待今后再改。

此外還應說明，李鴻章、張佩綸的通信函札，雖然綿延二十七年，基本保存完好，但從信中提及情況看，依然還有缺失，所以還應繼續(xù)收集完善，拾遺補闕。期待讀者朋友提供線索，共同努力，以使這部通信集更加完整。

（本文摘自《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姜鳴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