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面向世界的對話者：樂黛云傳》中，作者這樣評價學者樂黛云：

在當今中國，比較文學已經(jīng)日益走向成熟，成為人文科學研究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而這一切，都與一位杰出女性的努力密不可分，她就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樂黛云教授。

樂黛云，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歐洲跨文化研究院執(zhí)行理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等。這些與成就相伴隨的頭銜，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樂黛云教授這樣一位中國女性卻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實在令人贊嘆不已。

1931年，樂黛云出生于貴州。17歲那年，她同時被幾所大學錄取。在母親的支持下，她只身來到了京城，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52年，21歲的樂黛云畢業(yè)留校，成為中文系最年輕的助教。在教務之余，她師從著名的文學史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泰斗王瑤先生，研習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年輕氣盛的她，系統(tǒng)地研讀了大量書籍，立志在當時尚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領域作出一番成就。然而不久，這一切被突然中止，她跟她的同輩人一樣，走出校園，重歸土地。等回到學校，已經(jīng)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時光。7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學招收了一批留學生。樂黛云被分配去教留學生班。誰知就這三年的教學，改變了她后半生的生活，也續(xù)上了我國比較文學30年幾乎中斷的血脈......

在《樂黛云散文集》中，樂黛云回顧了自己的精神園地，在她活潑的文字中，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堅毅、富有力量的女性的伏案背影，以及那片孕育了一代女性的文化土壤。

人的個性可能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歸根結底是決定于社會和家庭的影響；對一些人來說，讀書更是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在初中二年級讀了《簡愛》，女主人公那種自尊自愛、自我奮斗，鄙棄世俗成見，忠實于自己的心的性格無形中成了我的摹本。

高中時代，我最喜歡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別是《罪與罰》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他讓我第一次關注到社會底層可怕的貧困、痛苦和絕望，并深感如果對這一切不聞不問、漠不關心，那確是人生的奇恥大辱。

四十年代末期，我有幸接觸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新人的故事》。職業(yè)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和作者本人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標。

后來，一連串逆境，使我深深愛上了《莊子》：莊子遼闊豁達的胸懷使我有力量去漠視生活對我的不公；尤其是他的名言“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眾”成了我在逆境中做人的準則。

與此同時，《陶淵明集》則陶冶了我浮躁而尚不能脫俗的情懷。陶淵明對素樸的田園生活的吟味，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等都陪伴著我，使我在艱苦的農(nóng)村生活中體驗著「大自然的詩意而逐漸心安。“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等詩句使我對農(nóng)村的靜夜和清晨都充滿著喜悅。后來，甚至對生死等大問題似乎也都有所參透了：“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币坏┻B生死都能聽其自然，還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樂黛云散文集》 (2015) 

作者：樂黛云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我們的書齋

我們家的藏書在北京大學里雖說數(shù)不上狀元，但總也能算得上個探花、榜眼什么的。湯家家傳的書，除分贈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外，還存一批線裝書，但不到我們目前藏書的十分之一。我父親留給我的書不多，但卻有幾本相當精彩：如一卷《敦煌寫經(jīng)》，那是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大念書時，從皇宮附近一個賣破爛的小攤上買來的，也不知是真是假；另外還有一本明版的《牡丹亭》，這是他送給我和湯一介的結婚禮物。另外，新中國成立前夕，沒人讀書，更沒人買書，甚至沒人要書，湯一介乘機買進了一批他喜歡的珍貴書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在美國和香港，幾乎把手中的外匯都買了英文書和臺灣書。此外，就是陸續(xù)買進的國內(nèi)出版的各種書籍了。反正我學文學，他學哲學，歷史是我們都需要的。于是，凡有文、史、哲的新書好書，我們就都想買。錢不多，也常為買文學書還是哲學書的問題吵架。后來，孩子大了，負擔輕了，錢也多了一些，買書就不免隨心所欲起來，送書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的書也就源源不絕。

這么多書，往哪里擺？“文化大革命”，我們被轟出燕南園，在中關園一住就是三十年。先住三十五平方米和人分住的小平房，后住五十平米左右的樓房，我們家的空間幾乎全被書籍占滿了。四壁全是頂天立地、里外三層的厚木書架。書，先是立著放，后是橫著「擺，再后來，就摞成一堆一堆，塞滿了書架的全部空間！

當然，我和老湯都愿意把自己愛用和常用的書放在顯眼、好拿的地方，可是這種地方有限，該放誰的書呢？在這種爭執(zhí)中，我常常打勝仗，因為，第一，他個兒高，我個兒矮，他得讓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學書，他卻?？次膶W書籍，從利用頻率來看，哲學也該讓著文學；第三，我會耍賴皮，他拿我沒有辦法。這樣一來，他的書大半被驅(qū)逐到了非用梯子拿不到、非搬開前兩層瞧不見的“流放地”。他這個好脾氣的人有時也難免發(fā)牢騷，嘟囔幾句：“這么難找，還不如到圖書館去借呢！”我也有點為我的跋扈慚愧，但也無法可想；況且，我還有一道擋箭牌：“我早就說‘處理’掉一批，誰叫你不聽？”

湯一介真是一個嗜書如命的人，一本破書也不舍得扔。他總認為哪一本書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成為“世界唯一”的珍品。說也奇怪，我們家歷經(jīng)劫難，書的損失卻說不上慘重。除了老先生一輩子珍藏的許多成套佛經(jīng)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函被紅衛(wèi)兵抽一本去檢查，從此杳無音信外，就是我們在最窮的時候（窮到四個人吃一枚雞蛋），賣掉了一套武英殿版的《全唐文》。記得賣了六百元人民幣，很救了燃眉之急。湯一介對此念念不忘，總說這是老先生省吃儉用，好不容易買來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呆呆地看著那一格空蕩蕩的書架時滿臉的凄惶。后來，他——直想把這套書重新買回來，但幾十倍的價錢也買不回來了，只好買了一部鉛印本。

托改革開放之福，我們終于搬到了「較為寬敞的朗潤園。雖然使用面積仍不過八十平方米，但我們興高采烈地計劃著如何從“坐埋書城”一躍而為“坐擁書城”！裝修時，我們將兩個大房間的六面墻全都裝成下接地板、上接天花板的書架，大部分單層，小部分雙層；又按書冊大小將書架設計為高低不同的許多書格，以便不留縫隙地占滿全部空間。這回，他的書占一間房，我的書占一間房，似乎應該不再有什么矛盾。然而，事與愿違，當全部書架都被堂皇的大書占領后，紙箱里卻幾乎還有一半書籍無處容身！真沒想到原來三層排列的書，一旦排成單列，卻還剩余如此之多！幸而我們住在中關園時曾經(jīng)租了園內(nèi)一間小空屋堆放雜志，現(xiàn)在只好把放不下的書全往那里堆，堆不下的則借放在文化書院的辦公室。

總而言之，我們的書越來越多，有增無減。我總擔心會壓垮書架，壓坍樓板（我們住在二樓）。況且醫(yī)生多次說過，舊書散發(fā)出來的氣味對人體健康不利，對湯一介這樣的心臟病人尤其有害。然而，我們不能沒有書！我們既不能賣書，又不能扔書，甚至也不能不買書，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