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灶在臘月二十三還是臘月二十四，是南北方節(jié)令風俗中的一個重要區(qū)別。這一差異和“豆腐腦咸甜”、“春節(jié)吃不吃餃子”一樣，已經(jīng)成為網(wǎng)絡(luò)上“南北之爭”的一個重要話題。不過，要問這一差異是什么時候產(chǎn)生的，卻尚缺乏可信的回答。

在當前網(wǎng)絡(luò)中，對于“北方祭灶日比南方早一天”的起源有以下幾種流傳較廣的說法：第一，籠統(tǒng)地說朝廷在二十三祭灶，平民百姓在二十四祭灶，即所謂“官三民四”，北方因為受朝廷直接影響較深，所以都變成了二十三祭灶；第二，認為祭灶日由二十三到二十四的變化，實始于清代雍正（代表文章為林垚的《“北廿三南廿四”的大體格局、“官廿三民廿四”的地方風俗，究竟是何時形成的》）；第三，則是星之《灶神之謎：小年祭灶是臘月二十三還是臘月二十四？》（見“文史宴”微信公眾號）一文提出的觀點，認為是嘉慶帝為照顧軍機大臣而提前了祭灶日期，才導(dǎo)致了二十四到二十三的變化。

然而，在綜合考察了若干明清地方志之后，筆者以為，上述說法都是錯誤或偏頗的。其誤區(qū)在于：只抓住清人筆記中的個別記載，卻忽視地方志中豐富的民俗材料；只關(guān)注上層統(tǒng)治精英的活動，卻忽視了民俗發(fā)展中“自下而上”和“漸變”的特點。實際上，北方祭灶日從二十四向二十三的轉(zhuǎn)變，不是始于宮廷和官府，而是源于民間習俗的自發(fā)演化。

唐宋至晚明的祭灶——小年節(jié)

祭灶，本是一樁源遠流長的風俗，在《禮記》和《白虎通義》中，就記載了作為“五祀”之一的祀灶。不過，祀灶日期最初既不在臘月二十三，也不在臘月二十四?！抖Y記·月令》規(guī)定在夏天祭灶，《荊楚歲時記》則記載南北朝時期南方人在臘八祭灶。到了北宋，“祭灶”與“交年節(jié)”結(jié)合之后，民間的祭灶日才長期固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稏|京夢華錄》云“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jīng)，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錢，帖灶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門，謂之醉司命?！蹦纤畏冻纱笥小都涝钤姟罚_頭即云“古傳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边@時，南北方祭灶日都是一致的。

入元之后，臘月二十四祭灶之俗仍然廣泛存在?！吨另樻?zhèn)江志》卷三云：“二十四夜，祭灶?！背錾肀狈揭娑嫉脑骷覄⑼⑿诺摹墩酃鹆睢穼懙溃骸安胚^了一百五上墳的日月，早來到二十四夜祭灶的時節(jié)”。明代時，從地方志來看，北方多數(shù)地區(qū)仍然是臘月二十四祭灶。《嘉靖尉氏縣志》卷一載：“（十二月）二十四日，俗于是夕設(shè)餳糖牲醴祀灶，名曰送灶神。”《萬歷真定縣志》載：“（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痹诒本蓵诔绲澞觊g的《帝京景物略》記載：“二十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栗子、胡桃、炒豆祀灶君?！痹诿鲗m廷內(nèi)部，劉若愚《酌中志》記載，“宮眷內(nèi)臣臘月二十四祭灶后，穿葫蘆景補子。”可見直到明末，北京城的居民無論身份高低都是在二十四日祭灶的。

明代后期北方局部地區(qū)的節(jié)令嬗變

既然從宋代到明代，臘月二十四祭灶都是南北方的主流，那么今天北方的二十三祭灶是如何形成的呢？是清朝統(tǒng)治者（如雍正帝或嘉慶帝）的意志強行改變了這一民俗格局嗎？其實，被之前論者所忽視的是，從明代后期開始北方局部地區(qū)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從“二十四祭灶”到“二十三祭灶”的節(jié)令嬗變。這種變化清楚地反映在嘉靖、萬歷、天啟時期的方志文獻中：

1、嘉靖三年（1524）《太康縣志》卷四：“ 祀灶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span>

2、嘉靖八年（1529）《許州志》卷七：“二十四日祀灶，或先一日?！?/span>

3、嘉靖二十年（1541）《雄乘》卷上：“厥廿三或廿四日暮以餅茶果祠灶，婦女不得參?！?/span>

4、萬歷四十五年（1617）《朔方新志》卷一：“廿三日夕，祀灶?！?/span>

5、天啟五年（1625）《同州志》卷二：“二十四日祀灶，亦有先一日者?！?/span>

以上雖然是五個孤立的記載，但地域跨度已經(jīng)相當廣。它證明了明代后期河南、河北、寧夏、陜西的局部地區(qū)都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臘月二十三祭灶的現(xiàn)象，遠遠早于對臘月二十三祭灶起源的現(xiàn)有說法（“雍正說”或“嘉慶說”）。當然，這些記載里多處都用了“或”、“亦”等詞句，說明即使是在最早出現(xiàn)二十三日祭灶的地區(qū)，兩者尚處于并存過渡的狀態(tài)。先寫二十四日祭灶，再加上“或先一日”、“亦有先一日”的寫法，也體現(xiàn)出在方志編纂者眼中，廿四祭灶仍是更常見、更“正統(tǒng)”的祭灶時間。

嘉靖《太康縣志》對“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祀灶的記載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無名氏所寫的《如夢錄》在敘述明末開封周王府祭灶時，也記述了祭灶日是臘月二十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灶神奏天之期。禮宜祭祀。王用豬羊，遣典膳官祭；鄉(xiāng)紳士庶用三牲或刀頭貢獻?！币驗楝F(xiàn)存的《如夢錄》在十九世紀經(jīng)過了常茂徠的修改，所以這段文字被《“北廿三南廿四”的大體格局、“官廿三民廿四”的地方風俗，究竟是何時形成的》的作者林垚認為可信度不高，即可能是根據(jù)咸豐年間的開封風俗“以今度古”的結(jié)果。常茂徠改竄《如夢錄》，固然令人嘆恨。但是，如果聯(lián)系嘉靖、萬歷年間部分地區(qū)已有的祭灶日變化，聯(lián)系康熙《開封府志》中“ 十二月廿三、廿四日，掃舍宇祭灶”的記載，晚明開封祭灶日已經(jīng)前移到臘月二十三并非不可能。如果我們的推測能夠成立，那么這正是民間祭灶節(jié)令變化自下而上影響到周王、士紳等統(tǒng)治精英的一個最早例證。

清前期臘月二十三日祭灶區(qū)的擴展

如果說，明代方志文獻記載中的臘月二十三日祭灶地還只是幾個孤立的點，那么入清以后，經(jīng)歷順治、康熙、雍正時代，臘月二十三祭灶的地域范圍已經(jīng)大大擴展。試將從順治到雍正期間地方志對臘月二十三日祭灶的記載，按今省級行政區(qū)分別列出：

北京：

康熙《良鄉(xiāng)縣志》卷一：“二十三日晚用糖祀灶卜吉?！?/span>

康熙《通州志》卷一：“二十三日夜設(shè)牲醴糖餅以祭灶?！?/span>

河北：

康熙《晉州志》卷一：“二十三日祭灶，二十四日掃舍。”

康熙《定州志》：“二十三日祀灶。”

康熙《廣宗縣志》卷一：“二十四日先一日禮送灶神?！?/span>

山西：

康熙《五臺縣志》卷二：“廿三夕以糖餅祀灶，拂塵?！?/span>

康熙《長子縣志》卷四：“二十三日祀灶?！?/span>

康熙《寧鄉(xiāng)縣志》卷二：“臘月二十三日送灶神”

康熙《徐溝縣志》：“二十三日夜供餳餅祭灶”

雍正《朔州志》卷三：“二十三日晚社糖飴祀灶，治行裝，名送灶神升上天?！?/span>

雍正《猗氏縣志》卷二：“臘月二十三夜祭灶，次日掃屋宇?！?/span>

雍正《澤州府志》卷十一：“二十四日掃舍宇，暮設(shè)果飴糖祀灶，有用二十三日者?！?/span>

雍正《平陽府志》卷二十九：“二十三日晚，設(shè)餅飴祀灶，逾日掃舍宇?！?/span>

遼寧：

康熙《錦州府志》卷一：“二十三日夜祀灶神。”康熙《寧遠州志》、康熙《蓋平縣志》、康熙《廣寧縣志》所錄文字相同。

山東：

順治《招遠縣志》卷四：“二十三日，暮祀灶神?！?/span>

康熙《利津縣志》卷一：“臘月二十三日祀灶神?！?/span>

康熙《堂邑縣志》卷七：“二十三日，設(shè)酒果餳飴祀灶?！?/span>

河南：

順治《汝陽縣志》卷二：“二十三日祀灶?！?/span>

康熙《開封府志》卷十二：“十二月廿三、廿四日，掃舍宇、祭灶?！?/span>

康熙《內(nèi)鄉(xiāng)縣志》卷五：“二十三日夜祭灶，次日掃室宇?！?/span>

陜西：

康熙《延綏鎮(zhèn)志》卷一：“二十三夜祀灶神……二十四日掃舍宇?！?/span>

由上可見，截止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為止，已經(jīng)至少有24部清代地方志記載了臘月二十三祭灶的現(xiàn)象。其中順治年間2部，康熙年間18部，雍正年間4部。即，在雍正帝確立清宮廿三祀灶之前（詳下文），二十三日祭灶的習俗就早已在北方民間大為風行了。

需要補充的是，雖然清前期臘月二十三祭灶的范圍比明末大為擴展，但是并沒有取代二十四祭灶成為北方的主流。在許多地方，廿三祭灶和廿四祭灶是交錯存在的。以康熙年間地方志為準，在北京及其鄰近地區(qū)，懷柔、平谷、大興（附郭）是廿四祭灶，通州和良鄉(xiāng)則已經(jīng)變?yōu)樨ト涝?；在河南，開封、汝陽、內(nèi)鄉(xiāng)等地是廿三祭灶或廿三、廿四并存，而濮州、上蔡仍是廿四祭灶；在山東，堂邑縣和臨清州相隔不遠，但一個祭灶在二十三，一個在二十四。這種交錯狀態(tài)，實際上說明了民間節(jié)令習俗的演化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清宮廷祭灶日的確定和北京祀灶日的定型

廿三祭灶的進一步推廣，也確實和清朝皇帝有關(guān)，即清宮廿三日祀灶的確立。清宮祀灶儀，見于成書于乾隆三十四年的《國朝宮史》。該書卷六載：

“祀灶儀：每歲季冬二十三日，坤寧宮祀灶。宮殿監(jiān)先期奏聞。至日，宮殿監(jiān)率各該處首領(lǐng)太監(jiān)等設(shè)供案、奉神牌、香燭、燎爐、拜褥各具、陳祭品三十三、黃羊一。屆時，奏請皇帝詣佛前、神前、灶神前拈香行禮。禮畢，皇帝還宮。宮殿監(jiān)奏請皇后行禮，亦如之。禮畢，皇后送燎回宮?！?/span>

按照乾隆帝的自述，康熙帝在位的六十年里從未舉行祀灶，是雍正帝確立了臘月廿三祀灶日于坤寧宮祀神的制度。乾隆六十年臘月廿三日，在傳位嘉慶帝前夕，乾隆帝寫了一首御制詩《祀灶日坤寧宮作》，“廿三神祀舉坤寧，天地帡幪普錫靈”，在自注里回顧說：

“坤寧宮祀神，乃祖宗家法，萬世遵依。即每歲元旦詣堂子行禮，亦其義也。予詩所云祀神，意包甚廣。至祀灶，古無明文，不見典謨。雖載《禮記》，但漢晉以后所傳七祀之一，非天子應(yīng)行大典，故皇祖未嘗舉行?？滴趿荒曛?，從未祀灶?；士寄硕纹截ト朐钊沼诶帉m祀神，并面南敬設(shè)天地神位，行九拜禮，以迓新年福喜。至于東廚灶神位前，亦致三叩。予六十年，謹遵弗忽?！?/span>

乾隆即位前的詩作多被收入《樂善堂全集》，其中有一首《祭灶》詩，也能證明雍正時期北京城的祭灶日已經(jīng)早于郊區(qū)：“鄉(xiāng)村臘廿四，家家祭灶王。城中二十三，比戶燈燭張。傳言輦轂百神聚，灶君奏事非荒唐。灶君奏事向何方，九天之上有玉皇。年年此日灶君升，云旗龍馬宵翱翔。且祝家事莫短長，為乞明年安且康。我聞作善斯降祥，灶君直奏職所當。天君自有定賞罸，陰氏由來費黃羊。”

乾隆帝的“御制”說明，應(yīng)是清朝官方對臘月二十三宮廷祭灶儀式最權(quán)威的解釋。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帝原文說的是“皇考乃定嘉平廿三祀灶日于坤寧宮祀神”而非“皇考改嘉平廿四祀灶為廿三祀灶”，其御制詩文也一再把清宮廿三祭祀儀式中“意包甚廣”的祀神（實際上是與清室特有的“堂子祭神”結(jié)合）與單純的祀灶區(qū)分開來，亦即把“廿三祀灶日”看作一個既有的存在。這提示我們，雍正帝固然有可能提前了北京地區(qū)的祭灶日期，但也有可能是順應(yīng)了當時北京城內(nèi)已有的祭灶日變化趨勢。

不論雍正帝是“改”還是“定”，無論清朝皇帝在祭灶日前移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十八世紀中葉以后，二十三日祭灶已經(jīng)成為北京城宮廷內(nèi)外、官府民間祭灶日期的主流。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刊印的《帝京歲時紀盛》記述北京祭灶，云“廿三日更盡時，家家祀灶，院內(nèi)立桿，懸掛天燈”。乾隆五十一年刊刻的張塤《竹葉庵文集》卷八云“京師廿三日送灶，除夕接灶”。大臣英廉《歲暮雜詠·糖》詩自注云：“二十三日送灶，祀用糖。賣糖爪餅于市者，扁為餅，圓而中空者為爪。”袁枚《子不語》錄有一篇發(fā)生在京師的“忌火日”故事，也說：“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俗以此日祀灶?！?/p>

與此同時，雖然在京城周邊州縣還有居民保存著二十四祭灶的舊俗，但二十四日祭灶已經(jīng)開始被詮釋為來京“南方人”的風俗。如成書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日下舊聞考》的卷一百四十八，編者在引用了明末《帝京景物略》對廿四祭灶的記載后，就加了一段“與時俱進”的按語：

“臣等謹按：京師居民祀灶猶仍舊俗，禁婦女主祭。家無男子，或迎鄰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戶則用二十四日，如劉侗（《帝京景物略》作者）所稱也?！痹凇度障屡f聞考》的編者看來，二十四日祭灶已經(jīng)是另一地域的“南省客戶”的專屬了。

北廿三南廿四格局的形成和所謂“官三民四”

在北京城中廿三祭灶取代廿四祭灶的同時，北方其他省區(qū)的祭灶節(jié)令也在持續(xù)變動。以山東為例。康熙年間山東地方志記載的廿三祭灶只有利津和堂邑兩例，廿四祭灶有茌平、朝城、曹州、臨清、鄒縣五例，廿三祭灶地顯然少于廿四祭灶地；乾隆年間則不然，記載廿三祭灶的有濟陽、威海衛(wèi)、樂陵、濰縣、昌邑、掖縣、博山、曲阜、夏津、平原、青城、新泰、海陽、淄川、福山等十五處，其中淄川是“亦有用次日者”，即廿三廿四并存，只記載廿四祭灶的唯有歷城縣（濟南府附郭），廿四祭灶已經(jīng)淪為少數(shù)了。在山西，乾隆間地方志記載廿三祭灶的有臨晉、鄉(xiāng)寧、臨汾、孝義、沁州、崞縣六處，廿三廿四祭灶并見的有襄垣一處，僅見廿四祭灶記載的僅有渾源州和潞安府。在今河北境內(nèi)，按乾隆地方志于廿三祭灶的有順德府、平鄉(xiāng)、滄州、永清、南和五處，廿三廿四并見的有河間、任丘兩處，廿四祭灶的有衡水、祁州、蔚縣三處。以上統(tǒng)計主要依靠愛如生的“中國方志庫”資源，必然不夠全面；各個時代地方志本身的覆蓋范圍也值得考慮。不過，用它們來說明乾隆年間北方祭灶日變化的大體趨勢，應(yīng)當是可信的。

正當北方廿三祭灶為主的民俗格局形成時，南方也以“官三民四”的方式感受到了廿三祭灶的沖擊。按，“官三民四”最早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書的《尋甸州志》。康熙《尋甸州志》卷三云：“二十四日，以糖豆祀灶神。凡官署多先一日，俗謂官三民四也。”即早在康熙末年，在北方并無官民對立因素的祭灶日差異，在云南已經(jīng)被賦予了另一種區(qū)隔官府/民間的意義。

隨著北方主流改在臘月二十三祭灶、尤其是首都北京的節(jié)令改變，源源不斷的南下官員和駐軍，必然會讓南方人把廿三祭灶與“官”聯(lián)系在一起。但清代的一種特殊現(xiàn)象是，一些地方精英會主動攀附官府/北方的廿三祭灶風俗。乾隆年間的江南士人洪亮吉，在辛亥年（1791年）曾寫了一組 《里中十二月詞》詩，詩注中說：“祀灶舊以廿四日，今則家計稍裕者，皆移廿三。”是說江南地區(qū)的家庭富裕者，會選擇將祭灶日前移。洪亮吉觀察的現(xiàn)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光緒《四會縣志》更為直接地寫道：“二十四為小除夕，俗稱年小。晚以牲醴祀灶，謂送灶君上西天也。然今多于廿三日祀灶者。諺又云：‘官三民四’。紳衿家不欲與齊民伍也?！必ト涝畛蔀椤凹濕萍摇庇幸鉃橹?、夸耀自己區(qū)別于一般民眾的標志。

諷刺的是，廿三祭灶在北方恰恰是自下而上從民間興起的。甚至直到乾隆年間，一些北方地方志還把廿四祭灶當作“與海內(nèi)同”的主流祭灶時間（乾隆《潞安府志》）。這或許反映了，節(jié)令民俗作為一種認同符號，在地域和階級之間的異化與錯位。

綜上，我們已經(jīng)基本還原了南北方祭灶日差異形成的過程：先是北方局部地區(qū)出現(xiàn)祭灶日遷前移現(xiàn)象，隨后是廿三祭灶區(qū)的范圍不斷擴展，再是清宮祀灶和北京城采用了廿三祭灶，從而讓廿三祭灶與“朝廷”、“官府”聯(lián)系在一起……最后，是“官三民四”認知的形成、部分南方精英對廿三祭灶的效仿和北方廿三祭灶區(qū)的進一步擴大。

這種過程告訴我們，不應(yīng)把“中國”、“南方”、“北方”、某一地域視為一個同質(zhì)的整體。之前對臘月二十三祭灶起源的解釋之所以存在偏差，就是把雍正帝或嘉慶帝的舉措看作是能立即對全國民俗格局產(chǎn)生影響的中心事件，卻沒有自下而上的視角，忽略了之前、之后各地民俗演變都有自身的內(nèi)在機理。中華文化有著不可忽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qū)差異，中國的民俗一向是多元和動態(tài)的。直到今天，北方并不都是廿三祭灶，南方也并不都是廿四祭灶，祭灶日也并不只有臘月廿三、廿四兩種。過不過哪個節(jié)日、在哪個日子過節(jié)、以什么樣的內(nèi)容慶祝節(jié)日，都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方式。

清內(nèi)府抄本“節(jié)節(jié)好音”中的《喜滿門庭》劇本

清宮祀灶節(jié)令戲《喜滿門庭》中，有一段“廚子”與“院子”的對話，對祭灶日期的分歧作了“和而不同”的處理：院子說二十三日祭灶之辰已到，囑咐廚子準備祭品。廚子表示疑惑：“我們聽見人說，二十四日灶君上天。如何二十三日就祭？不早一日了?！痹鹤踊卮穑骸澳銈儾恢?，廿三、廿四，各處鄉(xiāng)風不同，都是一樣?！蹦昴隁q歲，不同地區(qū)人民的風俗各有其特色，但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卻都是一樣。這才是一切節(jié)日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