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xiàn)代科技史奠基人樊洪業(yè)先生主編的二十四卷《竺可楨全集》被譽為“近現(xiàn)代中國科技與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其中第6-21卷為日記，是一個值得學者們不斷挖掘的寶庫。樊洪業(yè)先生在“全集”編撰過程中曾以“訪竺問史”為名發(fā)表《中國科學家的1956》等系列文章，筆者不揣孤陋，以“讀竺問史”為名，梳理閱讀竺可楨日記的點點滴滴，并以此紀念樊洪業(yè)先生的教誨。

《竺可楨全集》，竺可楨著，上?？萍冀逃霭嫔纾?004年7月版

1948年9月6日，時任數(shù)學系主任、教授會主席的蘇步青出任浙江大學訓導長。他前不久以“卵型論與投影微分幾何等研究，主持浙江大學數(shù)學系”榮膺首屆中研院院士（數(shù)學科院士還有姜立夫、華羅庚、許寶騄、陳省身等四人），“素有紅教授之稱”，因此學生們表示歡迎，《浙大周刊》說：“蘇先生是一個著名學者，我們歡迎他能本科學與民主精神來主持訓導，決不讓同學遭受任何迫害，我們期待蘇先生能為同學謀最大幸福?！睍r有評論說：

就目前環(huán)境作一衡量，蘇先生出任訓導長，尚不失為一適當人物。惟在今日人事紛雜，派系林立，夾上一些政治問題的情況下，蘇先生的命運究竟如何，任何人都不敢作過分樂觀的推測。（方旦《浙大三易訓導長》，《世紀評論》第14期）。

一

1938年1月，國民黨CC系靈魂陳立夫接替法學家王世杰擔任教育部長，開始推行其教育統(tǒng)制政策，在大學設立與教務處、總務處三足鼎立的訓導處作為學校最高訓育機構，成其進一步加強高校訓育工作、控制學生政治思想的策略與工具，訓導長必須是國民黨黨員，由學校呈請中央核準后“始得就任”。同時強制推行“導師制”以導師監(jiān)督學生思想、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進駐學校，形成“導師制”“訓導處”和“國民黨黨團”三位一體的學生管理模式。對于訓導處的設立，陳立夫在回憶中曾作為功績予以宣揚：

訓導處的設置， 乃由于種種需要。第一，由于推行導師制，須有統(tǒng)籌的機構；二因戰(zhàn)時學生貸金、救濟、疾病照顧種種有關學生事務增多，需有主管機構；三因戰(zhàn)時須集中意志爭取勝利，青年行動須有積極指導方可免入歧途，妨礙抗戰(zhàn)。（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正中書局，1994年，258頁）

他還專門撰寫《訓育綱要》呈請蔣介石核定頒布實施，要點為十六字方針“自信信道，自治治事，自育育人，自衛(wèi)衛(wèi)國”。

浙江大學曾對新的導師制予以“杯葛”，因為此前浙大實施的導師制強調導師以身作則的人格感化與熏陶，并不對學生的政治思想予以“監(jiān)控”，竺可楨曾回應數(shù)學系教授錢寶琮導師訓導目標時說“思想不能統(tǒng)制，但求做一好人而已”（《竺可楨全集》第6卷，625頁）。對于教育部要求設立訓導處竺可楨自然無法抵制。1939年5月10日校務會議議決“盡先成立訓導處”（張淑鏗主編《浙江大學史料》第二卷[下]，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80頁）。經(jīng)竺可楨多方考查與奔走，最終決定聘請時任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員、浙江永嘉人姜琦擔任訓導長。1939年11月，姜琦走馬上任。

曾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的姜琦（1886-1951），三民主義研究專家，著述甚豐，曾以《德育原理》獲得教育部學術獎勵三等獎。他上任伊始就堅決執(zhí)行三民主義訓育政策，要求學生人手一冊《訓導綱要》，“時加研讀”。這自然引起學生的反抗，也招致教師的抵制，1940年7月，姜琦被迫辭職。非國民黨黨員、文學院教授費鞏8月12日繼任。

江蘇吳縣人費鞏（1905-1945），復旦大學政治系畢業(yè)，曾留學牛津大學研習政治經(jīng)濟學，1933年任教浙大。“他的訓育方式，不在堂皇的文告上，不在規(guī)章上，而從生活上去關切同學、啟發(fā)同學”，“對國事不滿，可以批評，對校政不滿，可以提出要求改革”，“他給浙大帶來了新的氣象、新的學風，他崇尚自由，倡導個性解放”，因此成為“賢明而深獲同學感佩的訓導長”（方旦《浙大三易訓導長》）。陳立夫設立訓導長的目標是規(guī)訓學生，費鞏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引起校內黨團的不滿，也造成當局的“不爽”。1940年12月7日，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對竺可楨表示“希望有一正式之訓導長”，并希望由張其昀繼任（《竺可楨日記》第7卷第496頁）。當局看來，非黨員的費鞏僅僅是“臨時工”。無奈之余，竺可楨只得按照教育部的意愿，請張其昀繼任。

浙江鄞縣人張其昀（1900-1985），中國人文地理開創(chuàng)者之一，竺可楨南京高師高足。在竺可楨的極力舉薦下，當選中研院首屆評議會氣象學科聘任評議員，曾引起非議。張其昀是國民黨浙大區(qū)黨部負責人，在諸葛麒等協(xié)助下，吸收郭斌龢、顧穀宜、李相勖、李浩培、蘇步青、王琎、胡剛復、朱正元、江希明、蔡邦華、楊耀德、黃尊生等入黨（楊思信《戰(zhàn)時浙江大學的訓育與風波——以竺可楨日記為考察中心》，《甘肅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更因陳布雷的居中斡旋，得蔣介石資助創(chuàng)辦《思想與時代》，一時影響甚大。他因此以“體力不勝”“不愿為行政”推卻。竺可楨最終以訓導委員會（由張其昀、李熙謀、諸葛麒等組成）形式減輕訓導長責任，張其昀于1941年1月30日勉強接任。張其昀與李熙謀等是浙大國民黨黨團負責人，訓導處與黨團關系自然極為融洽。

張其昀因編輯《思想與時代》太忙，并不安于其位，竺可楨不得不尋找替人，在學校之外謀求曾在浙大負責訓導工作的廣西教育廳長雷沛鴻（1888-1967）、中央大學教授許恪士（1895-1967）等，校內接洽李熙謀與郭斌龢（《竺可楨全集》第8卷，164、166-167、175頁）。無論如何，張其昀一直堅持到1943年2月訪美離校，郭斌龢繼任。竺可楨介紹新任訓導長郭斌龢時說：“訓導一職，任勞任怨，重以當此時空，欲為同學多謀幸福，殊非易易”，郭斌龢“在校歷有年所”，“不辭勞怨，出任斯職，殊深感激”（《竺可楨全集》第2卷，566頁）。

語言學家郭斌龢（1900-1987），字洽周，江蘇江陰人，哈佛大學碩士，并赴牛津大學研究院進修。1937年執(zhí)教浙大，曾任國文系、外文系主任，他主張實施“勸導的、同情的、以身作則的”式訓導，“先之以勸告，勸告不成最后懲戒”（《第三次紀念周郭洽周先生講訓導方針》，《國立浙江大學校刊》[復刊]第117期[1943]）。當然，他與張其昀一樣，作為國民黨浙大負責人之一，要求進一步加強黨團聯(lián)系、密切訓導與黨團關系，并呈請教育部命令“各大學教師均應研究三民主義”等（張淑鏗主編《浙江大學史料》第二卷（下），487頁）。國民黨團組織入侵大學的同時，中共秘密組織也開始復活，由此帶來學生活動的日益黨派化。即便如此，郭斌龢作為訓導長一直維持到1946年1月（當年離開浙大任教中央大學），成為浙大歷史上擔任訓導長時間最長者。

二

抗戰(zhàn)勝利后，大學內外環(huán)境變動，訓導長責任發(fā)生了新的變化。教育部廢除訓導會議，成立訓導委員會，校長聘教授三至九人組成，校長、訓導長、教務長為當然委員（《竺可楨全集》第10卷，169頁）。對于浙大的訓導方針，竺可楨認為“目前各黨派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學中不應再有黨部，即青年團亦只能作為一種服務團體，如青年會然。學生對于政黨信仰完全自由，但不應作政治活動。訓導方針應以道德服人為標準”（《竺可楨全集》第10卷，12頁）。

1946年1月14日，黃尊生接替郭斌龢出任訓導長，時間以學校遷回杭州為限。廣東番禺人黃尊生（1894-1990），中國世界語運動先驅，1938年任浙大法文教授，1946年5月回粵。8月9日，竺可楨得知黃尊生 “已決計留粵”，說他“年來頗多臂助，其人甚熱心辦事，不多得之人才也”（《竺可楨全集》第10卷，179頁）。竺可楨只得再次尋覓新的訓導長。10月26日，以顧穀宜“比較能得學生信任”請顧出山。顧雖推辭，但言再考慮。10月29日，顧就任訓導長（《竺可楨全集》第10卷，236-238頁）。竺可楨在同日訓導會議上指出，浙大訓導工作面臨多種困難：第一，“學生來源不同，分發(fā)新生如青年軍及臨大學生皆自成風氣，師范與大學、總校與分校界限一時不能消滅”；第二，“民主風氣盛行及政治上之不安定，予訓導上極大困難”；第三，“師生情感淡薄，學生對師長不能尊敬”。面對上述困難，學校訓導原則：發(fā)揚求是精神，增加課外活動，提倡學術空氣，增多師生接觸機會，重理智啟發(fā)、減少干涉，不分黨派、不分地域、倡導思想自由（《竺可楨全集》第24卷，426頁）。

江蘇無錫人顧穀宜（1904-1966），1925年畢業(yè)于南洋大學電機科，先后加入國民黨與中共，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后脫離政治轉入教育界，1935年任教浙江大學，教授西洋史。他與竺可楨“私交甚睦”，因實踐過國共政治運作，“頭腦甚清楚”，“頗有一番智謀”，“八面玲瓏，善于應付”。但他面對的不是正常社會，特別是內戰(zhàn)爆發(fā)，在校園掀起更為強盛的波瀾，“學生看不慣現(xiàn)實，憎惡戰(zhàn)爭，于是罷課抗議、游行請愿迭起。政府說學生是‘為匪張目’，要‘肅清學校匪諜’，乃禁止游行，封鎖學校，再進而黑名單、抓人、特刑庭等等”；“學生要求訓導長保障學生安全，政府下令訓導長禁止學生一切活動”，“二者一拖一磨，搞得訓導長東奔西走，亂作一團”（方旦《浙大三易訓導長》）。浙大是戰(zhàn)后學生運動中心之一，終于演成“反饑餓運動”中于子三被戕的慘劇。深處漩渦中心的顧穀宜雖竭力縫合，以致“心神勞瘁，苦不堪言”，但并不被學生們理解，被民主墻攻擊。顧只得一再向竺可楨提出辭呈，一直拖到1948年3月，竺可楨以顧任訓導長“一年半不能再留，且身體確不能支持”準予辭職，請時任法學院院長李浩培“勉為其難”，李浩培“允任至八月底”（《竺可楨全集》第11卷，75頁）。

生于上海的李浩培（1906-1997），東吳大學法學士，考取第四屆英庚款赴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研修，曾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1946年來浙大籌建法學院，以“研究國際私法，主持法律學系多年”正式候選首屆中研院院士。年輕的李浩培 “論私德、論風度以及研究精神”，“確為一個不可多得的學者”，“對任何人都很謙和，對工作毫不敷衍”，但在浙大沒有什么根基，不期然卷入學生攻擊老師風潮中（內幕為文學院教師間矛盾）被老教授們當面侮辱，憤而辭職，經(jīng)竺可楨安慰后繼續(xù)視事。不想隨后發(fā)生學生壁報辱罵青年軍事件，因學生不滿意校方處置措施，自治會決議訓導長辭職，并不惜以罷課、絕食相威脅，進而激起竺可楨離校辭職（6月12日離校，直到6月26日在多方勸說與學生退讓后才返校）。雖然校方“對于學生自治會請李浩培引咎辭職一點非常憤慨”，并要求學生向李浩培道歉，但李浩培辭意已決，任職不足半年（《竺可楨日記》第11卷，131-133、148、162-163頁）。

有論者說，大學的訓導長難做，在擁有七個學院的浙大，“曰訓曰導，真是談何容易；何況除了校內的‘訓導’之外，更摻上一些校外的政治問題，校內校外亂作一團，錯綜復雜，其窮于應付，不易討好，自可不問而知了”（方旦《浙大三易訓導長》）。浙大自姜琦1939年11月就任訓導長以來，到1948年7月李浩培辭職，共有姜琦、費鞏、張其昀、郭斌龢、黃尊生、顧穀宜、李浩培等七人擔任此職，除顧穀宜任期近三年、張其昀兩年、顧穀宜超過一年外，其他人都不足一年；除張其昀、黃尊生、郭斌龢外，其他人都是因各種原因被迫辭職，可以說浙大訓導長職位實在是“燙手山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七位訓導長除李浩培來自法學院外，其他六人都來自文學院，而且七人都非自然科學出身。

三

自1948年7月5日，竺可楨就開始物色新的訓導長人選。最初他屬意于工學院電機工程專家楊耀德（1898-1986），但楊只想任訓育委員會委員。再問數(shù)學教授錢寶琮（1892-1974），錢也不愿意。教育學教授李相勖（1902-1971）倒愿意，但他曾與費鞏交惡，因而不受學生歡迎。再商顧穀宜，“因同事中無一人愿就者”，顧推薦物理教授朱正元（1900-1985），朱不愿意。朱推薦化學教授王琎（1888-1966，字季梁），竺可楨認為不行，“季梁先生年已逾耳順，渠不能再任此種常常受氣之事”。多次請經(jīng)濟學教授嚴仁賡（1910-2007），但嚴都不松口（《竺可楨日記》第11卷，151、162-163、177、196頁）。為繼任訓導長，竺可楨可謂“勞心勞力”，因此報道稱：

李辭訓導長后，各方紛紛推測繼任人選，有謂顧穀宜將東山再起，有謂經(jīng)濟學家嚴仁賡可能被選，甚至有人指稱本省剛下臺的民政廳廳長阮毅成有意插進浙大來。波濤蕩漾，醞釀了整個暑期，仍杳無消息。（方旦《浙大三易訓導長》）

直到9月2日，竺可楨日記載：“約蘇步青為訓導長，渠已應允，故下星期即可發(fā)表?！?/p>

自1931年獲日本東北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任教浙大以來，擅長微分幾何的蘇步青與專長函數(shù)的陳建功一起培養(yǎng)了方德植、盧慶駿、徐瑞云、熊全治、張素誠、白正國、程民德、吳祖基、秦元勛、葉彥謙、越民義、曹錫華、谷超豪、楊忠道、周元燊、張鳴鏞等一大批人才，形成了著名的“陳蘇學派”，使浙大數(shù)學系聲名鵲起。蘇步青與陳建功也成為首屆中研院院士正式候選人（數(shù)學科一共僅有八人），最終蘇步青當選。對于訓導事務，蘇步青曾任訓導委員會委員，對于李浩培任內學生辱罵老師一事，以為學生如此囂張，學校要有態(tài)度（《竺可楨全集》第11卷，113頁）。對于學生罷課，5月21日在教師會議上提出，若5月24日上課時“無人到班上，即本學期不再上課”，建議得到不少老師的贊同（《竺可楨全集》第11卷，117頁）。據(jù)竺可楨說，對于訓導工作，蘇步青采取與顧穀宜相同的策略，“以德服人，若用以力服人辦法，則同事中即有不贊成者”（《竺可楨全集》第11卷，284頁）。

蘇步青就任以后，學校內沒有什么大事發(fā)生，政府命令逮捕“職業(yè)學生”是他必須處置的事務。8月22日，特種刑庭便衣逮捕吳大信等三人，學校出面，當天其他兩人保釋，吳“因有與共產(chǎn)黨通訊之嫌疑”被系。學生們聚會提出要求，諸如繼續(xù)營救、抗議特種刑庭非法逮捕、拒絕特種刑庭入校、保障學生安全等（《竺可楨全集》第11卷，189頁）。9月8日，召開訓導委員會，討論吳大信被公訴后處置問題，決定吳大信停學。另涉案兩人劉萬甸已被開除，李浩生未到校，通知家屬。9月18日，蘇步青與竺可楨、李浩培等旁聽吳大信審判，吳因陰謀罪獲刑十年。翌日與竺可楨一起召集自治會代表，警告學生不得罷課，否則可能引起軍警入校捕人。第二天大部分學生罷課，學校警告自治會代表，“謂如此行動將釀成軍警再來校中拘捕人之舉動，渠等負其責任”（《竺可楨全集》第11卷，202、210-212頁）。

9月29日，教育系二年級女生李雅卿在校外被捕。10月2日，蘇步青與竺可楨等前往特種刑庭會見李雅卿，李雅卿“態(tài)度從容，自承共產(chǎn)黨，于今年二月由（農(nóng)經(jīng)二）朱元明在時事座談會中談到思想問題，因而入黨。但朱認其不努力閱讀用功，故屢呵責之云云”。朱元明因去年鬧罷課被停學一年。10月23日，李雅卿獲刑二年半，蘇步青前往旁聽審判。11月11日，蘇步青報告竺可楨，法院傳票法律系厲熙暉、張新民。越兩日，蘇步青赴特種刑庭，被告知無重大罪名，學?？梢员ａ?span style="color:#7f8c8d;">（《竺可楨全集》第11卷第221、238、254-255頁）。

蘇步青擔任訓導長以來，秉承竺可楨“政黨不要入學?！钡囊回炛鲝垼诒M力保護同學的同時，也對學生們的激烈行動予以制止，如取締“壁報”上危害學校安全的言論等。當時學校面臨的最大問題并不是學生的政治運動，而是柴米油鹽溫飽問題。10月29日，有人赴蕭山買米，有人赴蘭溪購油，蘇步青赴富陽采買柴火。30日下午，蘇步青回來，“渠在富陽一帶有平陽同鄉(xiāng)者甚多，且有友人為民政科長，故道路極熟”，柴火黑市已漲價到七分一斤，蘇步青接洽三分五一斤一百二十擔，二分五一斤四十擔（《竺可楨全集》第11卷，243-244頁）。12月14日，召開訓育委員會，決定發(fā)起節(jié)電運動，要求學生厲行節(jié)約（《竺可楨全集》第11卷，281頁）。

面臨變局，有不少教授離校，學校工作大多處于混亂狀態(tài)。當初蘇步青承諾訓導長到學期結束，校長竺可楨不得不再次預先籌劃。最初屬意于批評浙大不嚴懲職業(yè)學生的陳訓慈（陳布雷弟弟）。1949年1月23日，竺可楨“勸江希明就訓導長，并允以半年為期，因步青只允維持至二月一日也”。1936年畢業(yè)于浙大生物系的江希明（1913-1990）不愿意，即使蘇步青來一同“苦勸一小時余”僅答應考慮考慮。2月4日，竺可楨到蘇步青家里討論訓導長，“步青決辭去，而學生則極力挽留，因之擬請繼任之江希明更難于接手”。蘇步青與江商量，江拒絕。蘇步青推薦年初來校任教的教育學教授趙述庭（1890-1958）。竺可楨認為“趙對于浙大內部不甚熟悉，請其擔任亦有困難”。直到2月12日還沒有找到接替者（《竺可楨全集》第11卷，357、366、372頁）。此后學校日漸混亂，訓導長一職似乎也沒有那么重要了。4月24日，學校成立“應變執(zhí)行會”，嚴仁賡為主席團主席、蘇步青為副主席（《竺可楨全集》第11卷，426頁）。4月30日，竺可楨離開杭州赴上海，學校交付給“應變會”。

四

自1948年9月6日就任訓導長，到1949年2月堅決辭職（是否成功不得而知），蘇步青擔任訓導長也不到半年?？删褪沁@短短訓導長任期給他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遺癥。僅僅“文革”期間，至少有兩批人到竺可楨處外調蘇步青擔任訓導長的相關材料。

1967年11月4日，來人提出三個問題，其中之一為“蘇步青當過浙大訓導長，應是國民黨員（這是上海教育衛(wèi)生部長楊西光提的）”。 竺可楨回答說蘇步青不是國民黨黨員，自然不是事實（《竺可楨全集》第18卷，639頁）。1968年6月3日，蘇步青專案組來調查蘇步青，在談話基礎上于5日提出了十四個問題。為回答相關問題，竺可楨閱讀1948年日記，說因為新任浙江教育廳長李季谷為蘇步青謀得一個省參議名義可以支干薪（1948年7月12日，蘇步青因在學校不能支雙薪而航空學校又不能兼課，有離開浙大任職中央研究院的想法。可見，蘇步青家庭人口眾多對他的壓力），8月22日所逮捕學生兩人即被釋放，因此“校中覺有蘇步青也許可以消息較為靈通”。這可能是竺可楨請?zhí)K步青出任訓導長的理由之一。6月14日，復旦蘇步青專案組又提出蘇步青關于訓導長時期工作，搞得一貫溫文爾雅的竺可楨都不耐煩了：“單為復旦蘇步青已談三個上午，還費了我許多鐘點查清事實?！笨梢?，這次蘇步青專案組實在浪費了竺可楨不少時間（《竺可楨全集》第19卷，133、140頁）。

對于在竺可楨領導下做訓導長，顧穀宜后來曾說：

我也知道我擔任訓導長不利于自己，但是我不能只想著自己，要想著校長處境和想著浙大學生的安危。在那學生情緒高漲時期，我也知道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能為竺校長做點工作為他分憂，這是我應該做的。我知道有些同學會不了解，我相信以后他們會了解的。歷史上許多事，都是后來才使人們了解的。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怎能光看眼前。一個人只要于心無愧就可以了。[轉引自王細榮、嚴嘉慧《錢令希與顧谷宜：從同邑、同事到校友》，《上海理工大學報》第418-419期（2024年3月10日、3月25日）第4版]

蘇步青擔任訓導長時想法及他后來如何看待這一經(jīng)歷，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