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 1076 年，大宋熙寧九年，大遼大康二年。

上一年，也就是1075年的3月，王安石又被請回開封，再次擔任宰相。距離他第一次罷相，只歇了九個月。相當于只放了一個長假，就又回來上班了。這次君臣相見，神宗拉著王安石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小人我已經(jīng)幫你擺平了，愛卿你可以大展身手啦?！?/p>

確實，這次王安石回來，干事的環(huán)境表面上更好了。你就看宰相班子的情況：首相留給了王安石，次相是韓絳，參知政事王珪、呂惠卿，樞密使吳充，樞密副使王韶。這里面除了吳充和王珪，都是變法派的核心人員。而吳充是王安石的親家，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這倆人都相對中立，至少不能算是激烈的反對派。有這么個班底，確實可以擼起袖子加油干點兒事了。

但是沒想到，轉(zhuǎn)過年來，到了這1076年，這個班子里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到了今年的11月，王安石也再次罷相。??？這就又走了？是的，一年多，又走了。而且這次走，就再也沒回來了。

關(guān)于王安石這第二次罷相，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比較常見的一種說法，是因為神宗年紀大了，已經(jīng)是一個很有主見的君主了，所以不肯再聽王安石的話了。

這只是個推測，你去看當時的史料，會發(fā)現(xiàn)很難得出這個結(jié)論。這次王安石回來，和神宗之間的相處模式其實沒有變。他還是那么倔，一言不合就要辭職，必須得神宗皇帝服個軟，他才肯出來干活。比如有一次，為了一件小事，神宗說，這事兒要不算了吧？王安石馬上就怒了，朝廷每次要干事，就一定有人瞎嗶嗶，你就改主意，這樣下去，還干得成什么事？我請病假，我不干了。神宗一看，又來了，只好派人去說，朕對你啊，一丁點兒的猜疑都沒有啊，老天爺可以做證啊，你不要這樣好不好？王安石這才起床干活。你要是聽過我們前面的節(jié)目，對這個情節(jié)應(yīng)該很熟悉。他第一次當宰相的時候，這君臣二人就是這么個“你要分手，我偏不干”的交往模式。

他倆有時候鬧分手，鬧得都出格。比如，今年2月份有一次，王安石也是鬧著要辭職，神宗直接下令，讓人把王安石的宰相官邸看住，不許他家有人帶行李出門。我看你還怎么走？

那為什么到了這一年的11月，王安石還是走了呢？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兒子王雱死了。這個“雱”字是個生僻字，上面雨字頭，下面一個方字，形容雪下得很大的意思。王雱這一死，可不是一般的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啊，王安石對王雱的感情是遠遠超越一般的父子之情的。王雱從小就聰明，一身的豪杰氣質(zhì)，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助手。王安石曾經(jīng)對人說了一段自言自語的話：“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誰能繼承我的位置，繼續(xù)當宰相呢？”，一邊說還一邊掰著手指頭數(shù)，數(shù)了半天，冒出來一句：“哎，還得是我兒子啊。”這說的就是王雱。你想，當宰相這事，可不是你一個大臣能定的。但王安石就這么自信，就這么鐘愛自己的兒子。

現(xiàn)在，33歲的王雱死了，55歲的王安石還在，他是徹底心灰意冷了。所以，這一次他辭職，是真心實意地要走，而不是在跟神宗鬧脾氣。當時，神宗為了留他，已經(jīng)不收他的辭職信了。王安石還特地給王珪寫了兩封信，說你幫幫我，你就跟皇帝說說，放我走吧。神宗一看，才知道這回是徹底無法挽回了，這才放人。

王安石也因此得了解脫。在離開開封之前，他去了一次佛寺，出門的時候，突然心有所悟，寫下了一首詩：“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殷勤為解丁香結(jié)，放出枝間自在春?！闭f我這十年啊，就跟做了一場夢似的?，F(xiàn)在終于解脫了?！岸∠憬Y(jié)”，這是中國詩詞中的一個經(jīng)典意象，丁香花的花苞像是一個結(jié)，這就有“纏繞、難解”的意思在里面，象征愁緒，李商隱不是有一句“芭蕉不展丁香結(jié)，同向春風各自愁”嗎？王安石說，我的心結(jié)，我的愁緒，這一刻全部解了，我剩下來的生命力就像丁香花那樣，要在枝頭綻放出下一個春天了。

我們《文明之旅》一直有一個傳統(tǒng)：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離開歷史舞臺，或者是去世的那一年，用專門一期節(jié)目跟他們告別。雖然王安石后面還有10年平靜的晚年生活。但是1076年畢竟是他離開政治舞臺的關(guān)鍵一年。那這一年，我們就來和王安石告別吧。

我們一邊回顧王安石的人生，一邊問一個問題：經(jīng)常有人說，王安石搞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神宗最后撤回了對他的支持。那好，假如給王安石更大的、更絕對的權(quán)力，這場變法，有沒有成功的可能呢？

新身份

我們先來問一個問題：王安石，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這個問題特別難回答。別的有爭議的名人，像秦始皇、曹操那樣的，優(yōu)點缺點就擺在那里。對他們的評價不同，不過是對不同側(cè)面的強調(diào)，是“五五開”還是“二八開”的問題。

而王安石不一樣。對他的評價，經(jīng)常是從一個極端擺動到另一個極端。有人說他是千古第一完人，也有人說他是禍國殃民大奸臣。別的不用看，僅僅是宋朝，僅僅是宋朝的皇帝，對王安石的評價就天上一腳，地上一腳。我們來簡單捋捋：

神宗對王安石，那當然是最好的。用他的時候，稱他為“師臣”，你既是我的臣子，也是我的老師。即使罷相之后，神宗對他也是經(jīng)常慰問，賞賜不絕。神宗是一個心思特別細的人，他為退休后的王安石還做了兩個特別的安排，一是派了王安石親信的呂嘉問去做了江寧知府，還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調(diào)到江寧任職，兩大地方官護著你一個人。你就說，君臣一場，皇帝對他做到這個份兒上，是不是也算可以了？

神宗死了，王安石也死了，但是沒想到吧？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居然還在上升。到了宋哲宗時期，他配享宋神宗的宗廟；到了徽宗時期，他又升一格兒，配享孔子，僅次于顏淵和孟子，地位就這么高，而且還被追封了一個王爵。這是王安石歷史聲譽的最高峰。

然后就一路走低嘍。宋高宗建立南宋，開始貶低王安石。配享神宗，停了，追封的王爵，也撤回了。到了宋理宗時代，淳祐元年，也就是1241 年，你想，這都什么時候了？都過去快200多年了，那時候的皇帝宋理宗還不解恨，送了王安石一個稱號，叫“萬世罪人”：北宋滅亡，都賴他。這真是到了谷底。此后幾百年，王安石就基本維持著這么一個禍國殃民的奸臣形象。直到清朝末年，梁啟超給他翻案，他才重新成了正面人物。

王安石還是那個王安石，為什么對他的評價會有這么大的波動？很簡單，因為對后世來說，王安石就是一個符號，一個搞改革的符號。

但凡一個時代要強調(diào)自己繼承傳統(tǒng)的那一面，王安石就會成為大逆不道的象征。對啊，你居然敢講“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你這是要翻天啊。富弼當年聽說這話，就有個憂心忡忡的評論：天命不足畏？這皇帝，能夠畏懼的，也就是一個天了。如果皇帝連天都不怕，什么壞事做不出來？誰跟皇帝說這話，必是奸臣無疑啊。你聽，富弼的擔心是不是也有道理？當傳統(tǒng)的價值凸顯的時候，王安石搞的那一套當然就很負面。

但是反過來，如果一個時代要強調(diào)變革、創(chuàng)新的時候，王安石又會被推出來，作為改革家的符號。梁啟超為什么要寫這本《王安石傳》替他翻案？因為那是清朝末年，又到了一個需要勇氣，需要沖破一切的大擔當?shù)臅r代的了嘛。你看梁啟超夸他這話：“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币窃谥袊鴼v史找一個完美的人，那就是王安石。這也未免夸得太狠了。但沒辦法，時代需要你王安石了，還得勞煩你出來走兩步啊。

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就這樣：是以對人物的評價為核心的。一部二十四史，里面主要琢磨的，就是誰是忠臣孝子？誰是奸雄惡棍？一個個地擺出來，要么是后人的榜樣，要么是后人的借鑒。那后人呢？也不傻。后人也不會照搬既有的評價，后人也會根據(jù)時代的需要，重新調(diào)整給古人打的分數(shù)。所以，王安石就會這么忽上忽下。

好在我們這個《文明之旅》節(jié)目，從來不以褒貶為己任，我們想做的只是“解釋”：解釋人類今天的文明成就是怎么積累起來的？解釋人的行為和觀念何以如此？所以我們不給王安石打分數(shù)，我們要跳出圈外，力求看到另一個王安石。

請注意，用“功過”“成敗”“忠奸”這些尺子來衡量王安石，不管你的結(jié)論是什么，你其實都是把王安石看成了一個政治家：被重用，搞變法，失敗了。九個字好像把王安石的一生就總結(jié)完了。

其實，這個角度，把王安石看小了。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他在歷史的水下，還有一個更顯赫的身份，那就是儒家的大思想家，大經(jīng)師?！敖?jīng)”是四書五經(jīng)的“經(jīng)”，“師”是老師的“師”。比如西漢的董仲舒、東漢的鄭玄、北宋的程頤、程顥、南宋的朱熹，只要是做過儒家經(jīng)典的闡釋和研究工作的人，都可以叫經(jīng)師。

對啊，你想，變法工作他才做了幾年？從熙寧二年干到熙寧九年，即使不算中途罷相一年，滿打滿算，這個宰相他也不過干了8年。

而你放眼他生命的此前和此后：王安石是1042年，就是宋仁宗慶歷二年中的進士，在進京變法之前，一直在各種地方官的任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那他這段時間主要在干什么？當官，但是主要精力都在學術(shù)研究上。如果你生活在宋仁宗時代的后期，就是嘉祐年間，你聽說的王安石可不是什么官員，而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大思想家。尤其是他寫了一本《淮南雜說》之后，已經(jīng)被看成是孟子那樣的人物。學術(shù)地位就高到這個程度。到了他出山前夕，他在江寧講學的地方，已經(jīng)門庭若市，大量年輕學生從各地趕來聽他講學。

這是什么派頭？熟悉儒家歷史的人知道，這就是儒家大經(jīng)師到了一定地位之后，設(shè)帳講學的派頭。相傳東漢時候的馬融，跟著他學習的學生經(jīng)常有上千人。他講課的時候，坐在高堂之上，掛起深紅色的紗帳，前面教授學生，后面女子樂隊奏樂，學生們按次序來請教，因為人太多了，所以很多都是只能聽馬融的弟子講課，真的能到馬融面前聽講的人非常少。王安石當然不搞什么女子樂隊那一套，但是那種名動天下，眾人仰望的狀態(tài)，是差不多的。

這是王安石當宰相之前的狀態(tài)。我們再看他這一年卸任之后的狀態(tài)。按說，一個官僚都下臺了，還能有什么影響力？但是別忘了我們說的王安石的底色，官僚只是他的短期身份，他真正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的資本，是他作為一個大經(jīng)師的名望。

所以他罷相之后，影響力又持續(xù)了上百年。直到宋孝宗的時候，這已經(jīng)是南宋的第二個皇帝了，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你看，這可是100年之后了，這個時候王安石的很多榮譽稱號，什么配享神宗，什么舒王，都已經(jīng)沒了，但是這一年，居然還有人打報告給朝廷，說我們能不能不用王安石的學說來作為科舉的標準？這說明啥？說明王安石的思想，還是當時儒家的標準答案。又過了60多年，到了宋理宗的時候，就是送給王安石“萬世罪人”稱號的那個皇帝，王安石才正式被從孔廟里面搬出來，他作為孔子正宗傳人的地位才失去。

你看，王安石的學術(shù)思想的生命，遠遠長于他的政治生命。

這里我要插一句話：過去我們提宋代的思想史，往往只提什么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加上南宋的朱熹和陸九淵。好像程朱理學、陸九淵的心學才是宋代學術(shù)的代表。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是理學在南宋后期崛起之后，有意遮蔽的結(jié)果。

我手里這套大書，《宋元學案》，這是黃宗羲編的一本學術(shù)史著作，從宋代到元代，一共收了2000多個學者，將近100個學派的資料在這里面。王安石在里面什么地位？黃宗羲最早編這書的時候，壓根都沒提過他。是全祖望，作為后繼者編這套書，才把王安石補進去。補在哪里？全書100卷，補在倒數(shù)第三卷，而且用的名字也不是某某學案，而是“荊公新學略”，王安石有一個封號是“荊國公”，所以，荊公新學指的就是王安石的學問。你注意一下這個“略”字，就是附在最后，簡單說說得了的意思。

但其實呢？如果你是一個宋代人，你會看得很清楚：從熙寧年間到后來的南宋初年，王安石的“荊公新學”，是作為朝廷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風行天下60多年。此前的，什么漢唐時代的人對儒家經(jīng)典做的解釋，全都不算數(shù)了，只看王安石的解釋。科舉考試，王安石的學說就是標準答案。

所以你知道了，這本《宋元學案》和后來的很多書，說宋代思想但不提王安石，是一種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偏見。

好了，如果你接受了王安石的這個“大經(jīng)師”的新身份，你就理解了：為什么宋神宗上臺之后，要急匆匆地提拔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王安石來主持變法。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王安石非常能干，在當?shù)胤焦俚臅r候政績卓著。看得出來，他有處理復(fù)雜事務(wù)的能力和手腕。但是另一方面，王安石已經(jīng)花了將近30年的時間，通過學術(shù)思想，為自己養(yǎng)出了一個巨大的聲望。這個聲望，可不是一個當世的官僚所能有的，而是被幾千年的儒家道統(tǒng)所加持的聲望，危乎高哉。當時司馬光就說過一句話嘛：王安石負天下大名三十年。天下的人，不管遠的還是近的，也不管認不認識王安石的，都說，王安石不當宰相便罷，只要當了，馬上就是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要受到恩惠。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tǒng)中，歷來就有兩條上升通道。一條是按照當時的官場規(guī)矩來，一步一磕頭地往上升遷；還有一條路，就是不去當官，而是先在江湖上養(yǎng)成自己的聲望。當你的聲望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皇上都不好意思不請你出山。其他人也會在旁邊跟著喊：“先生不出，奈蒼生何！”你不出來干活，天下的老百姓可怎么辦?。窟@就是所謂的終南捷徑。

所以，我們看到的王安石的故事，可不是什么職場劇，一個能干的人被皇帝提拔了。真實的邏輯是：王安石用自己的學術(shù)思想和漫長的時間堆出了一座巨塔，雖然官位不高，但是江湖聲望把他推到宋神宗面前。

到這個時候，宋神宗如果想搞變法大業(yè)，想用一個有能力、也能讓官僚集團服氣的人來當宰相，除了王安石，事實上也沒有更多的選擇了。

大經(jīng)師

我們說了半天：王安石是大經(jīng)師、大學問家、大思想家。那他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

說清楚這一點很難。

一方面，要想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得回到儒家經(jīng)學的傳統(tǒng)中，什么今文經(jīng)學、古文經(jīng)學、什么性、命、心、氣、理，這些概念，我們今天的人非常隔膜。

另一方面，王安石當年的很多著作，都沒有流傳下來。比如剛才提到的那本《淮南雜說》，就是一出來就風行天下，很多人驚呼這是孟子再世的那本書，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不到了。王安石其他注解經(jīng)典的書：《易解》二十卷、《尚書新義》十三卷、《毛詩新義》二十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jīng)解》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還有什么《老子注》二卷、《莊子解》四卷、《維摩詰經(jīng)注》三卷、《金剛經(jīng)注》一卷、《楞嚴經(jīng)解》十卷、《華嚴經(jīng)解》一卷，王安石注解經(jīng)典的主要著作，都全部或部分地失傳了。所以，他作為一個大經(jīng)師的主要學術(shù)觀點，我們已經(jīng)看不到全貌了。

這里，我就借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先生的一篇文章，跳出儒家經(jīng)學的范圍，來看看王安石的學術(shù)創(chuàng)新到底體現(xiàn)在哪里。

到了唐朝的時候，儒家經(jīng)學其實已經(jīng)衰落了。一方面是自己不爭氣，天天搞那種尋章摘句學問，一字一句地解釋經(jīng)典，然后再把解釋經(jīng)典的話再做一番解釋：經(jīng)里面寫傳，傳下面做注，注還要補上一個“箋”，箋完了再寫“疏”，后面還有什么“正義”“集解”。等等。在幾本經(jīng)文里打轉(zhuǎn)，儒家思想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沒有生命活力的東西。另一方面呢，是佛家和道教的競爭和沖擊。這個我們以前講過，很多問題，生死問題、世界觀、宇宙觀問題，你儒家不回答嘛，佛家和道家就填補了空白。

所以，從唐朝后期開始，像韓愈、李翱，包括宋代的歐陽修，都想著要振興儒學。那他們采取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罵佛家和道家啊。站在我的陣地上，向?qū)γ嫒优趶棧何液?，我對，你不好，你不對?/p>

那你想，這種策略的效果肯定有限。某種思想之所以能出現(xiàn)，能夠站穩(wěn)，能夠有市場，一定是因為它解決了某些問題，適應(yīng)了某些人的需求，靠打擊、排擠和否定這些思想，是消滅不了它的。

那怎么辦呢？更高級的策略就是，干脆把對方的地盤也占過來。我們一起來解決問題，過程中需要用到什么資源，我管是你的還是我的，拿來就用。誰把問題解決了，誰就是勝利者。是的，王安石在儒家經(jīng)學史上的地位，就是因為開創(chuàng)了這套策略。

熙寧二年，神宗啟用王安石，對他說，別人以為你只是個大經(jīng)師，不會操持具體的政務(wù)。他們都不懂你。王安石說，對啊，有思想有學問，是為了干具體的事兒啊。

為了學以致用，那什么東西好，我就用啊，我才不會把自己困在儒家經(jīng)典的地盤里呢。有一次，王安石就公然對神宗皇帝說，我看佛門的書，有的話講得很好，跟儒家經(jīng)典的道理是通的。神宗回應(yīng)，對啊，佛祖雖然是西域的人，那不也是人嘛，語言不一樣而已，道理還能有什么不一樣？王安石說，對啊，只要符合義理，我管它是誰說的？

所以你看我剛才念的那些書目，王安石不僅給儒家經(jīng)典做注，還寫過大量的佛家道家經(jīng)典的注解。

不僅是佛家和道家，儒家的老冤家，比如楊朱，比如法家，這都是儒家一提起來，就痛心疾首的，就要罵他們“無君無父”“禽獸”的學派，王安石也是照樣拿來就用。

鄧廣銘先生的論文里，說了一段俏皮話。大概意思是：別人看來，這是什么“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就是把其他學派的東西摻和到儒家來了，那儒家不就不純粹了嗎？鄧先生說，你看看你們用的這個字，“援”，援助的援。儒家經(jīng)典是怎么用這個字的？《孟子》不就說了嗎？男女授受不親，對的，這是禮數(shù)，但是你嫂子掉井里了，你不拉一把？“嫂溺援之以手者”，這也是對的。你看這里的“援”字，就是援助，拉一把的意思。王安石這就是看著儒家掉井里快淹死了，就像看見嫂子掉井里一樣，用別的思想資源拉他一把，這是救儒家呢，有什么不可以的？

這就是王安石學術(shù)在思想史上的功勞啊，當然了，有功就有過，王安石的這種逮什么用什么的作風，有的時候也會導(dǎo)致牽強附會。

比如說，他有一個另辟蹊徑地做學問的方式，就是從漢字的字形來理解義理。他覺得，別以為字是人造的，那也是自然的，一定符合天道，背后一定有道理。

南宋的朱熹曾經(jīng)就描述過王安石的這種如癡如狂的狀態(tài)，說他在一個禪寺中，自己睡在禪床上，床前擺上筆墨紙硯和燈。經(jīng)常倒在禪床上睡一會，突然就起來寫一兩個字，你看他根本就沒睡著。有點魔怔。文字嘛，哪有那么多深層的義理？王安石非要每個字都作解釋，還有前后貫通，這不就牽強了嗎？

宋代關(guān)于王安石解字的段子特別多，我隨便舉一個：王安石把“才”“工”、和“士”，三個字放在一起比較。這三個字除了都是三筆寫成的，也沒啥聯(lián)系吧？王安石說，哪能沒聯(lián)系呢？他這么解釋：先看“才”，人有了才，就能四通八達，所以中間這一豎，上下都出頭?！肮ぁ蹦?，就是人的器具罷了，所以這一豎上下不出頭，大概就是說“工”沒有主觀能動性吧。“士”這個字，還沒有達到“才”的地步本來也沒法四處通達，但是又因為一心追求天道，所以可以向上通達，這一豎就出頭了。你聽聽，是不是有點牽強？

不僅是說文字，王安石的學問，很多地方這種穿鑿附會的痕跡。朱熹還舉過一個例子。你要是讀過佛家的《心經(jīng)》，最后有這么幾句咒語，“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王安石說這揭諦兩個字，這就是揭示了做皇帝的道理。朱熹說，你看，又胡說，這就是印度的梵語，你非要解釋個意思出來，你這是何必呢？

沒辦法，我們不能用現(xiàn)代學術(shù)的標準來要求王安石。他為了解決他那個時代的問題，急了，什么招兒都用，也可以理解。但這也正是王安石的可愛之處，所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我沉浸在自己的問題里，對一切學術(shù)和思想資源都采取開放的態(tài)度，我倒是要看看，在我這一代人的手里，用了這么多新東西，能不能為儒家闖出一個新局面？

將來，我們《文明之旅》節(jié)目到南宋的時候，談到理學和心學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王安石闖出來的這條路，以另一種方式開花結(jié)果了。這是后話，先按下不提。

我們還是回到王安石這個人身上那個最大的謎題：你學問這么大，思想這么深，聲望那么高，為什么最后王安石變法卻沒有搞成呢？

我之所以花這么長的時間為你還原王安石“大經(jīng)師”的身份，介紹他的學說，其實是想請你注意一下這背后的假設(shè)：一個人有思想，有學問，那他就一定能治理國家嗎？

按照儒家經(jīng)典里的觀點，對啊，當然能啊，從格物、致知，到正心、誠意，然后修身、齊家，最后就是治國、平天下，這不是一個滑梯嗎？做到前一個，自然就有后一個啊。一個人思想境界上去了，行動能力不也就上去了嗎？

你再想想，這個假設(shè)真的成立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了，也許王安石身上的那個千古謎題也就解了。

哲人王

剛才我們說，王安石身上有一個千古謎題。什么呀？就是他那么學富五車、道德高尚，這兩點從古到今沒人否定過，那為什么他主持變法還是失敗了呢？

解釋很多。包括我們前面節(jié)目講過，這場變法的真正主導(dǎo)是神宗皇帝，根子在他身上。中國歷史上，以大經(jīng)師的聲望被捧上宰相位置，以思想家的高度主持一場變革的，王安石還真是獨一份。他的觀念、行動、偏好，對變法同樣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還是可以從王安石的角度來找找原因。

王安石當年一見神宗。神宗說你要幫我搞改革哦，王安石說，你要是想用我，不能著急，你先去看看我的書，對我的學問思想原原本本地學透了，不懷疑了，然后你再用我，改革也許就能有點小成就啊。你聽著口氣大的。但是神宗皇帝對這一點是認的。他也對王安石說過，你來當這個宰相，根本就不是為了什么功名利祿，你就是因為有思想，有道術(shù)，可以給天下帶來福祉。你看，這君臣二人是有默契的：這場改革之所以用王安石，不是因為別的，因為你有思想高度。

如果跳出中國文化的語境，這個話你聽著是不是有點耳熟？對，西方也有這個觀念傳統(tǒng)。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其實有類似的表達：“除非哲學家成為城邦中的國王，或當今被稱為國王和統(tǒng)治者的人能夠真正且充分地從事哲學，否則，我認為，無論城市還是整個人類，永遠不會擺脫災(zāi)難?！?/p>

這就是柏拉圖哲學里面的著名結(jié)論：“哲人王”，哲學家要當國王，這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但是，王安石的故事也許就在告訴我們，如果一個思想家、哲人真的成了治理天下的王，那也許才是災(zāi)難的開始。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哲學家和政治家，這不僅是兩種身份，這還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哲學家思考世界，思考的是世界的本質(zhì)。他們會用精準的概念、嚴密的邏輯、直達事物的核心，要簡潔、要純粹、要優(yōu)美。

而政治家思考世界，就沒那么在乎世界的本質(zhì)，他們思考的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要解決問題，那就要左右權(quán)衡、讓步妥協(xié)、規(guī)避風險。

那這兩種思維方式最大的區(qū)別在哪里？在于對現(xiàn)實世界的復(fù)雜性的態(tài)度。哲學家要優(yōu)美，要簡潔，所以要剝離掉現(xiàn)實世界的全部復(fù)雜性。而政治家在叢林中小心翼翼地前進，一著不慎就滿盤皆輸，他追求的反而是要能纖毫畢現(xiàn)地看到現(xiàn)實世界的全部復(fù)雜性。所以，政治家才能理解尼采說的那句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標。一切筆直都是騙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彎曲的”。

比如說，美國總統(tǒng)林肯，我們對他的印象是：了不起，帶領(lǐng)北方，打贏了南北戰(zhàn)爭，解放了黑奴。這當然沒錯，但是你去看細節(jié)，林肯是因為他在觀念上是一個廢奴主義者，所以才這么干的嗎？

當然不是。南北戰(zhàn)爭是1861年開打的，但是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是1862年發(fā)布的。那林肯對廢除奴隸制是什么態(tài)度呢？他自己有一封信說得很明白：

我進行這場戰(zhàn)爭的首要目標是保存聯(lián)盟，而不是拯救或是摧毀奴隸制。如果我能夠在不解放任何奴隸的前提下保存聯(lián)盟，我會那樣做；如果必須解放所有奴隸才能保存聯(lián)盟，我也會那樣做；如果只能解放一部分，保住聯(lián)盟，我同樣會這樣做。

你看，這是政治家的典型行為方式，為了目標，為了解決問題，用什么手段都好說。1862年，為什么他會發(fā)表《解放黑奴宣言》呢？這不是什么政治態(tài)度，這就是在當時情況下的一種戰(zhàn)爭策略：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隸，這是慷南方之慨啊，鼓勵南方的人叛逃，到我這里參軍，至少也能起到破壞南方經(jīng)濟的作用，何樂而不為？

你可能會說，這是不是在故意曲解偉大的林肯總統(tǒng)?。坎恍拍闳タ础督夥藕谂浴返脑模骸白?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在反叛美利堅合眾國之州或部分地區(qū)中所持有的奴隸，從此日起將獲得永久自由。”你聽聽，是反叛的州和地區(qū)。林肯還怕有誤解，把什么叫反叛州和地區(qū)都列出來，細到每一個教區(qū)。換句話說，林肯是在“我們打不到的地方”宣布奴隸自由，而在“我們打得到和朋友擁有的地方”繼續(xù)保留奴隸制度。你看，這就是為了贏得戰(zhàn)爭而施行的策略。

但是請注意，我這么說，一點也不會減損林肯作為黑奴解放者的聲譽和地位。這就是政治家行為的正當方式。不這樣做，他就不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人。

而如果是一個哲人當了政治家呢？他們腦子里的正義、原則，往往是絕對的，至少是不肯在現(xiàn)實的泥濘中摸爬滾打曲折前進的。

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馬光對他有一句評價，請注意，這個時候司馬光可是王安石的鐵桿反對派，但還是說了一句厚道話，他說王安石這個人沒什么毛病，就是執(zhí)拗。對呀，一個思想家可以執(zhí)拗，人生只為一個大道理而來；可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手里只有一個單一的原則，用一種執(zhí)拗的態(tài)度，怎么對付得了，現(xiàn)實世界的復(fù)雜性哦？

我們就不再提他變法過程的那些事兒了，我們就看他最著名的那篇小短文《讀孟嘗君傳》吧。他說，孟嘗君也算能招攬賢士嗎？如果他能招攬到一個賢士，他就可以君臨天下。他招攬的那些人，都是雞鳴狗盜之徒啊。那些人來了，真正的賢士就不來了啊。

文章寫得很精練，只有四句話，八十八個字，千古名文哪！聽起來也很有道理。

但是你不覺得嗎？這里面很可能有兩個錯誤的估計：第一，他高估了所謂的賢士、思想家的價值。打敗秦國、君臨天下這樣的事，真的靠一個賢士、一個哲學家就能做成嗎？另一方面，他也嚴重地低估了雞鳴狗盜之徒。在泥濘的現(xiàn)實世界里，能為我所用的每一分力量，都無比寶貴。

今天我們《文明之旅》節(jié)目要送別王安石。但是，這一年并不是他生命的終點，他還要在江寧度過人生中平靜的最后十年。晚年王安石，沒有什么具體的事兒了，每天騎著一頭驢，四處轉(zhuǎn)轉(zhuǎn)。

有一天，他來到一所寺院。遇到幾個讀書人正在暢談文史，激烈辯論。王安石默默地在旁邊坐下，一言不發(fā)就聽著。過了許久，終于有一個人發(fā)現(xiàn)了這個奇怪的老頭，上前問他：“哎，老人家你也知道《尚書》嗎？”王安石只是點點頭，說知道一點。這個人又問他：“敢問大名?。俊蓖醢彩笆终f：“我叫安石，姓王。”給這群人嚇一跳，慚愧地低著頭跑了。

你看，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段落里，報出《尚書》兩個字和王安石的大名，還是有這樣的威風。不知道王安石會不會后悔？如果他這一輩子，只是讀書、思考、寫作、著作等身、名高一時，而不是下山到紅塵中大鬧一場，這一生會不會更好呢？

這就是公元1076年，我試圖讓你看到的一個可能會讓你有點陌生的王安石。我們下一年，公元1077年再見！

致敬

公元1076年，節(jié)目的最后，我還是想致敬王安石，以大經(jīng)師身份入主朝政，試圖用理念重塑世界，雖敗猶榮。

讀中學的時候，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吧：

于是余有嘆焉。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zhèn)ァ⒐骞?，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說得多好啊，“世之奇?zhèn)?、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敝x謝王安石走了一條艱難的，少有人走的路，中華文明的人格寶庫里，多了這么一個不折不撓的拗相公。向走得足夠深足夠遠的王安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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