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徽商》，徐彬主編，方靜、徐彬著，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當徐彬、方靜編著的厚厚一摞《口述徽商》書稿放在我案頭時，我真是又欣喜又驚訝。欣喜的是終于看到了有關徽商的口述資料了。早在十幾年前，我拿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百年徽商資料整理與研究》后，就有一個愿望，在資料收集整理過程中一定要有相當分量的徽商及其后代的口述資料。可是后來由于各種原因，未嘗如愿，只收錄了一些有關回憶徽商的文章，嚴格說還不是真正的口述史料，不能不說這是一大遺憾。想不到這一遺憾如今終于被彌補了，能不感到欣喜嗎？

驚訝的是這部《口述徽商》耗費了他們多少時間和精力！據(jù)編者自稱：

從2018年初至2022，我們進行了歷時四年的線索搜集和實地田野采訪，每選定一個口述對象，都會牽動多人，甚至幾十人參與進來。四年來，團隊成員不顧風雨、烈日與霜冷，行程七萬公里，深入到績溪、歙縣、婺源、休寧、祁門、黟縣的大山深處，跑遍了徽州村街里巷和水鄉(xiāng)碼頭，做足了采訪前的功課，行走在古道與山嶺村谷，哪里有有價值的資料和口述對象，采訪就延伸到哪里，一次不成兩次，兩次不成三次；一次登門謝絕，二次周旋不行，三次登門敲定。先后采訪了166位末代徽商或家族后裔，其中，績溪47人，歙縣59人，婺源27人，祁門12人，休寧屯溪10人，黟縣11人，整理錄入了127人口述，形成標準徽商個案口述史96份，獲得了珍貴的第一手口述徽商史料。

平心而論，在如今浮躁的社會里，不為名利，專心致志只做一件事，只為獲得徽商口述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只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請問幾個人能夠做到？所以，這部《口述徽商》就更顯得彌足珍貴。

口述史就是利用錄音、錄像設備，通過訪談方法收集口述史料來研究歷史的一門學科，同時它也可視為一種研究方法。自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興起以來，受到學術界的日益重視，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諏W研究實際上非常需要這一方法，但幾十年來鮮見利用，這是一件憾事?！皷|隅已失，桑榆未晚”，今天終于看到了徽商研究領域的這一成果。

《口述徽商》共分九輯：茶商、鹽醬商、雜貨商、布漆商、當鋪銀樓、藥墨商、木紙商、其他商、碼頭商貿等，可見內容非常豐富。我翻閱了全書，有幾點感想：

第一，首先想到本書的價值。無疑，本書搶救了大量珍貴的徽商資料，這是本書最大價值所在。幾十年來，研究徽商大多依據(jù)家譜、方志、文集等文獻資料，后來又擴張到碑刻、書信、賬簿、報刊等，尤其是大批徽州文書問世后，給徽商研究帶來了豐富的資料，但無論是上述哪種資料，都有它的局限性，要么是宏觀概述，諸如“經(jīng)營江湖”“東游吳淞，北寓臨清”之類的描述，連經(jīng)營什么行業(yè)都不清楚；要么只反映徽商的某個側面、某個細節(jié)，難以窺探某個徽商及其家族全貌。而《口述徽商》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上述資料的不足，深化了我們對徽商的認識。

在徽商經(jīng)營的行業(yè)上，過去研究較多的是鹽、典、茶、木、糧食、布綢、餐飲等行業(yè)，而對醬商、漆商、當鋪銀樓、紙商、碼頭商貿等學界研究的不多，人們難睹其詳。而這些口述資料使我們了解了這些行業(yè)的不少具體情況。尤其是茶商，我們雖然都知道徽州人做茶葉生意的很多，但具體情節(jié)不甚了了，而本書訪問最多的恰是茶商，共35人，這些口述對象或本人就是徽商，或是徽商后代，對父祖輩經(jīng)商的情況耳熟能詳，甚至能講出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來。把他們說的綜合起來，徽州茶商形象頓時鮮活起來了。

過去說到徽州的百年老店，由于資料較少，在印象中總感到不多。讀了本書才知道，徽商創(chuàng)立的百年以上的商號真是所在多有。如徽商在北京開設怡和泰茶莊，經(jīng)營了六七代之久；在南通經(jīng)營的洪立大茶業(yè)延續(xù)五代人；歙縣北岸吳氏從明代萬歷年間就開始到沈陽經(jīng)營茶葉了，持續(xù)了幾百年；徽商在上海經(jīng)營汪福號南貨茶葉店也有五六代；績溪城內西關章氏五代經(jīng)營鹽醬生意；徽商在山東臨清開設“汪濟美醬園店”是臨清唯一的一家經(jīng)營二百多年不衰的老字號；婺源浙源虹關詹氏元秀公及其后代，薪火相傳，從明末到民國，建立起一個長達三百多年的墨業(yè)世家。徽商這么多的百年企業(yè)完全超出了我們對近代徽商的認識。過去傳統(tǒng)觀點認為，近代徽商開始衰落，但讀了這本書，這個觀點要值得商榷了。

書中的每篇訪談均出自徽商后代，由于是自家的事，代代口耳相傳，真實具體，可靠生動，加上一些物證，可大大深化了我們對徽商的認識。有了這批寶貴的資料，我們的徽商研究乃至徽學研究一定能上一個新臺階。

第二，我想到本書的另一方面的價值，就是作者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口述采訪的成功榜樣。首先是作者的高度歷史責任感。方靜已經(jīng)退休，按說正是悠閑自得的時候，或含飴弄孫，或樹蔭垂釣，或老友手談，等等，多少退休者正是這樣生活著，享受著晚年的清閑，這當然無可厚非。但作者懷著對徽商的深厚的感情和對歷史的高度責任感，毅然放棄悠閑的退休生活，走上了艱難的漫漫采訪之路。如果沒有一種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誰能做到？這種精神真是難能可貴。其次是作者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口述采訪看似簡單，其實極其麻煩，它是有一套科學的規(guī)范和嚴格要求的。作者正是本著非常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無論是采訪對象的選定還是采訪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是科學規(guī)范的。正如采訪者所說：

徽商口述史采集方法力求做到三個結合，即口述與文書資料結合，口述與現(xiàn)場實物結合，口述與采訪調查場景結合。以口述為主線，把家族記憶、資料調查、現(xiàn)場講述與家藏資料串聯(lián)，使得個體或家族經(jīng)商歷史的敘述由遠及近、由表及里，見物解讀，見字闡述，確保了口述文字的實證性、邏輯性和嚴謹性。通過口述者記憶的合理聯(lián)想與生活理解，把書證、物證與人證串聯(lián)起來，置于家族背景之下，使實物特征、文書內容得以平鋪展開，通過口述表達出來，形成有邏輯的證據(jù)鏈。

這樣的采訪無疑是科學的，獲得的口述資料也是可靠的。

當然，盡管采訪者做了精心的策劃和準備，也難保每次采訪都能成功，如果口述者不能提供有價值的資料，那只好作廢。而當口述者在某個關鍵問題上說得不甚清楚時，采訪者就想辦法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為了了解一個商人的世系（家譜掛線），采訪者不厭其煩地尋找線索，登門拜訪，直到看到確鑿證據(jù)為止。有的通過采訪發(fā)現(xiàn)證據(jù)，糾正了一些流傳已廣的錯誤。比如，晚清民國歙縣汪氏在山東臨清創(chuàng)辦的“濟美醬園”馳名遐邇，人們一直都認為是汪民富的先祖汪永權創(chuàng)辦的。后來通過采訪汪民富，尤其是拿到了家藏的《動先公祭祀簿》和《慎終追遠簿》，理清了世系，發(fā)現(xiàn)汪民富的高祖是汪永權，而創(chuàng)辦“濟美醬園”的是汪永權的兄弟汪永椿，這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認識。正因為采訪者嚴謹科學的態(tài)度，才保證了這部書的學術質量。

總之，“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采訪者的成功實踐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尤其是其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并發(fā)揚光大。

第三，讀完本書，掩卷長思，認識到口述資料真是蘊藏豐富的大寶庫，我不得不發(fā)出一個強烈呼吁：就是我們要趕緊行動起來，搶救“活資料”?，F(xiàn)在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書上，“上窮碧落下黃泉，東南西北找文書”。文書固然重要，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搶救“活資料”。要知道這些“活資料”也多是耄耋老者，“活”不多久了，再不搶救也就永無可能了。我們不僅要看到徽州境內還有不少“活資料”等待我們去搶救，更要看到幾百年來無數(shù)徽商遷徙到外地，尤其是今天的長三角地區(qū)，在那里定居發(fā)展，不少老人尚還健在，他們也是彌足珍貴的“活資料”，而且也是來日無多，亟待搶救。方靜無論在口述方法上還是在實踐上都為我們做出了表率，我呼吁更多的有心人能像方靜那樣，走上采訪之路，搶救更多的“活資料”，那樣我們的徽商研究乃至徽學研究，就會出現(xiàn)一個嶄新的局面。任重道遠，時不我待，只爭朝夕??！

由此我想到了徽學研究的基本力量，徽學研究當然需要大批的專家學者，其中高校和研究機構無疑是主力軍，但千萬不能忽視徽州本土學者這支生力軍。幾十年來，徽州本土學者利用他們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貢獻了大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高校學者難以做到的。就像這部《口述徽商》如果由高校學者獨自去完成，那肯定是事倍功半、得不償失的。作為績溪縣徽學研究會會長的方靜先生二十余年來歷盡千辛萬苦，主編了一至六卷、五百余萬字的《績溪徽學通訊》，保存了多少績溪徽商等珍貴資料啊，其中很多撰稿者如今已經(jīng)作古，沒有方靜的搶救，很多史料就永遠湮沒了，他真是為徽學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所以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徽州本土學者的力量，也希望更多的徽州本土學者盡快行動起來，或獨自為戰(zhàn)，或與高校學者聯(lián)合，把徽學研究推向新高潮。

最后我想說一句，除了本書以外，方靜還有一本《口述徽商·采訪手記》，可以說是《口述徽商》的“副產(chǎn)品”，這“副產(chǎn)品”頗值得一讀，不僅增加了口述采訪的可信度，而且聽他娓娓道來，確實津津有味。讀來就好像身臨其境，既可知他為了一條線索，如何窮追不舍，順藤摸瓜的，更可知采訪者的艱辛與苦樂，和他一道分擔采訪失敗的沮喪和分享采訪成功的歡樂，這也算是一種間接體驗吧。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