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人們質疑文明本身就是墮落之源，墮落不但滋生了肉欲和暴力，還使性欲和暴力成為人們的避難所，讓人們得以排遣對于日常生活的既成事實的厭倦?！?/span>

1900年前后，柏林和維也納一方面是科學知識、理性與現(xiàn)代化的中心，另一方面是滋生墮落與衰敗的溫床——魚龍混雜的大都市充斥著貧困、犯罪和暴力。《啟蒙與頹廢：世紀末時期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下世界》一書所要探討的就是這一矛盾的圖景：極端墮落的幻想是如何融入作為進步文明之中心的中歐城市的自我形象的？作者從世紀末的維也納和柏林切入，試圖解析一個福柯式命題：新興的精神病學、性學和犯罪學等科學如何塑造各式社會邊緣群體？作者廣泛運用了當時的科學論文、新聞報道、警方調查、法庭文書等多種文獻，辯證地剖析了啟蒙與頹廢相交織的現(xiàn)代性之復雜。本文摘自該書第一章，澎湃新聞經(jīng)拜德雅授權發(fā)布。

近現(xiàn)代大都市的生活和此前的一切生活形式是否截然不同？這種區(qū)別是如何形成的？這種差異是何時成形的？人們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上述問題遮蔽了一個真正的歷史問題，一個更加引人入勝、更加復雜難解的問題：認為“近現(xiàn)代大都市的生活和此前一切生活形式截然不同”的這種思維方式本身是如何產(chǎn)生的？這種思維方式發(fā)揮了哪些作用？當代城市世界是完全的創(chuàng)新、空前的希望、隱蔽的極端危險，如果這些假設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虛構的，那么這些想象的影響卻是真實而顯著的。人們在中歐德語國家和其他地方都圍繞這一議題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眾多的文化作品，從新的視覺藝術作品和建筑，到文學體裁、新興學科、專業(yè)機構以及研究領域。

即使人們?yōu)槭兰o末下嚴格的定義——世紀末指從19世紀90年代前期到大約1905年的這一短暫時期，他們仍然難以限制那些在人們看來也許對上述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的再現(xiàn)和實踐的數(shù)量；我們需要辨識相關文化內容的主題。這些文化內容中的一個概念是近代城市的形象，或者所謂的“大都市”（Gro?stadt）。大都市是人們思考現(xiàn)代性的體驗的前所未有的特點的中心范疇。一方面，人們自我肯定，對文明和進步充滿自信，另一方面，人們對衰退、疾病和危險充滿恐懼，感到焦慮。在大城市里，人們可以找到積極的看法和消極的觀點的根據(jù)。社會對“全新的”大都市帶來的威脅和給人的期盼（黑暗和光明）的文化想象凸顯出一系列對立關系——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文明和自然，等等——有些對立被遮蔽，有些對立被揭露。犯罪和城市具有如此密切的關系，犯罪的形象就是在這種關系中發(fā)展起來的，以至于人們有時認為犯罪和城市似乎是互相依附的關系；人們對犯罪之本質的反思經(jīng)久不衰，爭論不斷，這便是黑暗和光明相互交織的城市景象的鏡像。

我們準備了一個實用的工具箱，這些工具的用途是分析這些迥異的事物。我們會利用這些工具處理一些不同的現(xiàn)象。在很多時候，這些現(xiàn)象似乎催生了那些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刻，那些在人們眼中必然會被視作一個革命性的文化產(chǎn)物的時刻。我們的調查指向下列對象：地點（location），這是指犯罪在城市中的地理分布和對犯罪源頭的搜尋；認同（identification）和身份問題，這和地點的概念有關；在修辭的層次上，我們關注諷刺（irony），這是指悖論或對立的雙方的聯(lián)合；體裁（genre），這是指小說創(chuàng)作，其誕生是為回應各種新鮮的情況；程序（procedure），這是一種對方法和體系的關注，同時一種要揚棄此前的傳統(tǒng)程序的沖動。

大都市的悖論

黑暗和光明的對立是1904年漢斯·奧斯瓦爾德（Hans  Oswald）的《柏林的黑暗角落》（Dark Corners of Berlin）的重要內容，不過，作者為那些黑暗的角落涂滿了色彩?！鞍亓肿詈诎档慕锹渲皇菉W拉寧堡門周圍，那里有著最明亮的彩燈和最多彩的活動”。作者提出了一種深刻的洞見，“黑暗的行徑并不總是避開燈光的照明”，這是用燈光照亮街道的原因，也是他期望中的他的著作的目標?！拔覀兊默F(xiàn)代科學，”奧斯瓦爾德指出，“我們的現(xiàn)代前景方興未艾，人們不能自信地放任自己直視那些至今仍被我們視為禁忌的事物?！比藗儗Α昂诎档某鞘小钡陌V迷所包含的部分矛盾與啟蒙思想對“包括知識和未來在內的現(xiàn)代性的勝利”的自信有關，因此，人們無法冷靜地看待此前的某些事物，它們過于丑陋，人們無法直視。《柏林的黑暗角落》是后來出版的一系列被統(tǒng)稱為“大都市檔案集”（Gro?stadt- Dokumente）的學術著作（共51部）中的第一部。根據(jù)奧斯瓦爾德的說法，這些學術著作的作者和編輯的目標是“闡明”這些黑暗的角落，提供“走出大都市迷宮的向導”。在這些著作中，各種各樣的專家學者引導好奇的讀者走進近代特大城市的混沌。不過，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無法言說的混沌狀態(tài)——賣淫和嫖娼、變態(tài)行為和性別錯亂、賭博、猥褻行徑、玩世不恭這些事物。人們在那些巨型城市里找到了這些黑暗角落。上述的禁忌不是一種古代的禁令——禁止人們說出永遠不可言說的事物，而是另外一種禁令——禁止人們說出文明的另外一半，這種禁令既是現(xiàn)代文化的產(chǎn)物，又是科學和藝術的產(chǎn)物。該系列叢書的另一位作者如此看待這樣的現(xiàn)象：“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柏林不是一夜建成大都市?！比绻屠枋?9世紀的光明之城，那么人們達成的世界共識就是，沒有一個城市的夜晚比柏林的夜晚更有魅力。除了這些文章中常見的巴黎和倫敦的比較，作者還回顧了古代羅馬和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名城，不過在這些作為世界文化之明燈散發(fā)無限光明的高光時刻，柏林帶給人的“感官快感”仍超過了它們。如果近現(xiàn)代大都市是文明的最高點，那么它亦是世界歷史的恐怖小說的場景。

人們對文明進步感到驕傲，對城市的地下世界這一特定空間感到厭惡（可能還感到錯位的亢奮），這兩種情緒的并存并不是一個人們聞所未聞的現(xiàn)象。德意志的霍亨索倫王朝時期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后期——在英國和美國等英語世界國家，人們把該時期稱為“維多利亞時代”——這兩種情緒的并存是當時人們的刻板印象之一，人們顯然不認為這是一種矛盾的現(xiàn)象。不過，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復原和審視這種可能自相矛盾的怪象：樂觀主義者主張我們的文明已經(jīng)進步到一定的程度，文明已經(jīng)開始面對文明自身的退化狀態(tài)了。與日俱增的圖片和文字是以近代城市為具身體現(xiàn)的衰退時代的證據(jù)，該時代的伴生現(xiàn)象是一系列對“現(xiàn)代性能夠治愈現(xiàn)代性造成的傷害”充滿信心的其他體裁、儀器、學科和機構。這些沖力（impulses）之間密切而復雜的關系意味著人們不能通過分開或拆散這些沖力，從而區(qū)別每一種沖力。奧斯瓦爾德利用表面上具有科學性的沖力來理解城市生活柔軟的腹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隱蔽的對轟動效應的追求。

如果人們試圖把城市故事視為嚴肅的事物，而不只是病態(tài)的父權家長制文化的癥狀，那么他們可以從對城市故事中的淫亂活動的文化意義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些什么呢？這些文本和實踐可能產(chǎn)生哪些積極的影響？人們可以把它們視為規(guī)范性的管制機制和邊緣化手段的全新形式嗎？如果把這些現(xiàn)象的功能視為社會控制，那么就會存在低估這些現(xiàn)象的風險，正如我們第一次在這些文本中讀到這些城市本身時低估了它們一樣。例如，一種解釋認為：這些文本的主要作用是將“他者”污名化，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解釋只會導致人們重復和這些文本及其作者一樣的粗糙的污名化。

破解關于犯罪、性愛和大都市的文本系統(tǒng)的復雜性，其最重大的方法論問題之一是研究者難以在避免簡單重組這些文本的情況下分析這些文本。不難想到，我們很難不在關于中歐的大城市的討論的章節(jié)開頭首先講述19世紀后期的物質條件的變化。這些物質條件的變化造成柏林、漢堡、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等城市成為近現(xiàn)代大都市：國內人口的城市化；大城市的人口增長；電氣化進程、通訊革命和交通革命；報紙媒體的爆發(fā)，等等。有關大城市的話語的歷史似乎在結構上和此種說法的再生產(chǎn)綁定在一起：突然之間，生活真的不同了，當代人的生活和此前歷代人體驗的生活方式不同了。在當時的討論中，人們引用最多的文本一定是柏林的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長篇講座《大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齊美爾確信無疑、洞若觀火地主張：顯而易見，近代城市生活不同于此前的生活方式。他的論文中滿是名言警句，這些名句似乎證明了一條因果鏈條：

大都市是全新的物質條件的產(chǎn)物，全新的物質條件形成全新的生活方式，全新的生活方式造成獨特的感官體驗，獨特的感官體驗對主體帶來空前的影響。齊美爾有一句令人難忘的話：“大都市的個性的心理基礎由神經(jīng)刺激的激化（intensif ication of nervous stimulation）組成，這種激化是外在和內在刺激（stimuli）的快速而持續(xù)的變化的結果”。但是當人們把這場講座的因果鏈條抽取出來時，他們注意到了暴力在修辭學上的力量和影響。人們認為這篇文章不是社會學的學術研究，或者至少后來的社會學家認為這篇文章的論證“不成體系”，因為齊美爾排斥方法論的主張和他的觀點明顯前后不一致。文章的二分法的核心是近現(xiàn)代大都市的生活和文中所謂的城鎮(zhèn)或者農(nóng)村的生活（他把二者混為一談）。但是二元的范疇是不穩(wěn)定的，各種因素都會帶來變化，包括：古代城市和現(xiàn)代城市、前大都市的大型城市、自然條件，等等。并且大都市的特性（從勞動分工到便捷的通信）通常是廣義上的現(xiàn)代事物，許多地方的居民也能共享這些現(xiàn)代事物，它們包括但不限于相對極少數(shù)的特大城市。人們認定這些城市是大都市。在這篇文章中，城市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既是產(chǎn)品，也是生產(chǎn)者，既是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品，也是造成城市居民發(fā)生變化的壓力來源。這種環(huán)形結構的中心不是城市，而是現(xiàn)代的主體。這種環(huán)形結構的地位高于作者似乎在各種各樣的論點上提出的因果觀點和線性觀點。雖然該文的英語譯者通過編輯段落，把這篇講稿改編成了一篇論文，但是最初的文本的內容是一系列論點或格言，分號和破折號隔開了從句的鏈條。人們宣稱，這篇講稿的內容是受到過度刺激的、注意力分散的理智主義思想（intellectualism），作者把這種理智主義描述為現(xiàn)代城市主體的條件。顯然，這種診斷并沒有超出齊美爾自己的洞見和意圖。雖然這篇文章存在自相矛盾和諷刺之處，但是無論如何，作者提到了個體的“基本動機”，這與馬克思和尼采的觀點相同，即“社會-技術機制（socio-technical mechanism）中的主體的抵抗逐漸下降，消耗殆盡”。

人們用“對立統(tǒng)一”的比喻來描述齊美爾的特大城市悖論。人們對中世紀神學和哲學的心理學分析拯救了這個概念。齊美爾認為，啟蒙運動發(fā)生以后，普遍主義和個人主義雙雙走向極端化和公開化，城市是普遍主義和極端主義之間的更加宏大的沖突的場域。起初，大都市本身是全新類型的主體聚居區(qū)的物質體現(xiàn)。眾多相互沖突和彼此共存的沖力是一種全新的種類的主體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

我們可能會認為，齊美爾的觀點是對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說法的提前修正。米歇爾·德·塞托認為，城市是互相對立的觀點和體驗的具身體現(xiàn)：其中一種體驗是自上而下，以客觀、抽象而科學姿態(tài)俯瞰城市；另外一種體驗是人們漫步街道的所見所聞的豐富性和迥異的城市的和諧統(tǒng)一性?！案拍畛鞘小边@個人們創(chuàng)造的理論概念在技術進步使人們得以親眼見證它之前便已得到了可視化處理（這種可視化憑借由數(shù)字計算推動的啟蒙運動視角而得以實現(xiàn)）；“概念城市”不但是一個不同的地方，而且是一類不同的地方，其來源是人們漫步城市之中時的體驗到的不規(guī)則性、和諧統(tǒng)一性和多元性等現(xiàn)象。這些現(xiàn)象似乎不但是不同的知識的組成元素，而且是對立種類的知識的構成要素。我們在閱讀齊美爾對大都市的論述時，通過提出一個不同的問題，來批判這種對立：如果在我們所研究的那個時代，這兩種觀點完全意識到了對方的存在，會怎么樣？如果“概念城市”和“街頭體驗”、規(guī)劃嚴整的城市和所謂的“黑暗”城市原本就是一體，會怎么樣？

類型化的城市：書寫大都市

城市的地下世界有著引人注目的風景，這是一個嚴格區(qū)分了對世紀之交的大都市的正面評價和負面評價的問題之一。描繪城市時撇開罪犯、娼妓和墮落者就像描述農(nóng)村時撇開土地。這種兩難的案例可見于《柏林生活每周評論畫報》（Illustrrite Wochenrundschau über das Berliner Leben）。這是一本發(fā)行于柏林的周刊，其目標是報道德意志帝國的全新首都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的積極圖景。雜志的第三期刊登了A.馮·澤布斯特（A. von  Zerbst）的關于城市犯罪活動的文章，作者對于城市犯罪的解讀不是理性思考的產(chǎn)物，而是自信情緒的產(chǎn)物。第一，澤布斯特主張，實際的犯罪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大幅增長，因為城市犯罪的增加和城市人口的膨脹是成正比的。第二，他引用了一位學者的說法論證如下觀點：自然經(jīng)濟的循環(huán)證明，犯罪活動的增長實際上是德國統(tǒng)一所促成的經(jīng)濟繁榮的結果（因此犯罪是國家成功的一種標志）。最后，作者轉而用大量文字以描述一種日益發(fā)展的大眾文學體裁：“后梯小說”（backstairs novel），這種廉價的小說的本質是一種刺激感官的猛料，期間“充滿最瘋狂、精密和可怕的犯罪活動”，作者通常是通過連載的方式在號外刊上讀到這些故事的。雜志編輯宣稱，一些不道德的作者和出版者的動機是牟利，他們的作品的主題總是關于城市的犯罪案件，編輯們對此頗有微詞：“人們的幻想被激發(fā)了”。澤布斯特從人們的幻想跳躍到社會現(xiàn)實，他隱藏了自己對他描述這種新型的追求感官刺激的猛料式體裁的立場。不過他這兩個行動都沒能成功。

描寫城市黑暗面的感官猛料式的文本大幅增加了，這一點普遍為人所承認，并且人們承認的方式往往是那些又再生產(chǎn)了他們所報道的感官猛料式的文本的色情趣味（就像澤布斯特的文章那樣）。人們在各種地方看到這種趨勢，從低俗小說到犯罪報紙，從警方通告到主流媒體。正規(guī)報紙對猛料的報道比大眾媒體更加敏銳。報紙使用的《謀殺？柏林最黑暗的角落的一起神秘事件》等標題與犯罪小說產(chǎn)生了共鳴。文章作者制作有問題的城區(qū)的地圖，引導讀者穿行于特殊的黑暗角落。這些文章中的地下世界豐富而多元。潛在的暴力活動帶有混沌的隨機性，但是包含有層次和有規(guī)律的細節(jié)。澤布斯特在他的文章中暗示，柏林的犯罪活動是近現(xiàn)代的大都市本身的反映。柏林是前所未有的人類活動和生產(chǎn)活動的領域：“所有的犯罪活動都在巧妙地擴大犯罪的體系，這種擴張對公眾而言既是有趣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個別罪犯難以實現(xiàn)擴大犯罪體系的目標，它必須依靠許多幫兇的支持?！焙髞硗划媹蟮牧硗庖黄诘囊粍t報道提供了一份柏林的各種監(jiān)禁機構和監(jiān)獄囚犯的全面報道。

這些監(jiān)獄的高墻之下的社會體系讓人們聯(lián)想到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的森嚴等級：每個社會機構都有自己的代表，各種職業(yè)對應各種犯罪，各種囚犯受到各種懲罰。郵差和法官對應挪用公款；教師對應強奸和禁錮；商人對應詐騙；屠夫對應傷人；面包師對應賭博；仆人對應盜竊；最后，侍者對應那些勾結群眾的犯罪者。監(jiān)獄巡禮是窺探城市陰暗面的典型文本。報道既展現(xiàn)不為人知的世界，也揭露已知世界的秘不示人的本質：官僚和經(jīng)濟生活的腐敗，教育系統(tǒng)的虐待；世界的卑鄙、淫亂和貪婪。這是讀者已知的世界的特點，也是讀者未知的世界的特點。

《啟蒙與頹廢：世紀末時期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下世界》，[美]斯科特·斯佩克特著，沈辰成譯，拜德雅×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