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年11月28日）是丁禎彥老師逝世二十六周年的忌日，如果他還健在的話，今年已是91歲的高齡了。

丁老師生前是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大哲學學科第二代學人的主要代表，也是20世紀80-90年代國內(nèi)中國哲學界一位有影響力的學者。

1985年馮契與丁禎彥（左一）等在廬山

1934年7月，丁老師出生于重慶，1952年9月考入華東師大新成立的政治教育專修科學習，兩年后畢業(yè)留校任教。他師從當代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契先生，是馮先生的得力助手。1955-1957年，政教系開辦了第一個研究生班，學校從理科各系抽調(diào)五位骨干青年教師跟隨馮先生學習哲學，剛工作不久的丁老師也參加學習，課后進行輔導。當年參加研究生班的學員袁運開（曾任華東師大校長）后來回憶說，丁禎彥“好像是班里的小先生，發(fā)揮著輔導助教的作用，是馮先生的好幫手”。據(jù)王家范先生的《憶天佑》，丁老師和歷史系謝天佑、數(shù)學系張奠宙，是校黨委副書記在全校大會上表彰過的三位又紅又專的青年教師典范。

“文革”結(jié)束后，在馮先生的指導下，曾樂山先生、丁老師等制定了一個很宏大的哲學教研室10年發(fā)展規(guī)劃，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與教學列為重點之一。1978年，研究生教育恢復，馮先生招收了第一屆中國哲學史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1981年，經(jīng)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在華東師大設立中國哲學史專業(yè)博士點，馮先生任博士生導師。作為研究生指導小組成員，還是副教授的丁老師（1986年晉升教授）負責管理研究生，包括日常談話、課程安排、開題報告、論文撰寫等等。童世駿老師至今記得，還在馮先生指導下讀碩士的楊國榮老師，為了胡適與清代樸學的論文選題，整天泡在圖書館讀乾嘉學派的材料，做筆記，做卡片。當楊老師拎了一大袋的筆記去匯報論文進展情況時，把開門迎接他的丁老師嚇了一跳。查華東師大學位論文數(shù)據(jù)庫可知，不少馮先生指導的碩士生都在論文封面的導師一欄把丁老師列為副導師。陳衛(wèi)平老師是第一屆六名碩士生之一，后來在發(fā)表畢業(yè)論文時，特地在文末附記：“本文是我一九八一年研究生畢業(yè)時的論文，寫作過程中得到馮契、丁禎彥、曾樂山諸先生的指導，在此深表感謝。”楊國榮、高瑞泉、李志林、溫映瑞、崔宜明、吾敬東、陳曉龍等博士生，或把丁老師的名字印在論文封面，或在論文出版后記、回憶馮先生的文字中感謝丁老師的關懷和教誨，以及對論文寫作的指導與幫助。

丁老師不僅負責管理研究生，還積極推動中國哲學史的課程建設。1978-1979年，馮先生每兩周講一次“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由研究生整理出記錄稿。從1982年起，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把打印的記錄稿修改定稿，“丁禎彥同志通讀了全書，隨時有所切磋”。1988年，《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榮獲全國高等教育優(yōu)秀教材獎。1989年，受國家教委委托，在馮先生具體指導下，丁老師與安徽師大臧宏教授吸收已有中國哲學史論著和教材的研究成果，主編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教程》，對高等師范院校的中國哲學史教學產(chǎn)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經(jīng)過十多年的課程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華東師大的中國哲學學科逐漸形成了以馮先生為學術帶頭人，丁老師等為中堅，一批年輕教授和副教授為后援的學術梯隊，教學和科研力量及水平已處于國內(nèi)先進行列，成為培養(yǎng)這方面高級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并在國際上享有較高的聲譽。1993年，由丁老師主持的“《中國哲學史》的課程建設和人才的培養(yǎng)”項目先后榮獲普通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學成果上海市一等獎和國家級二等獎。

1993年“《中國哲學史》的課程建設和人才的培養(yǎng)”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獲獎證書

在學術研究方面，丁老師立足馮先生的哲學史定義、哲學史研究方法論及其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和近代哲學基本特點的概括，不僅對“體用不二”“象數(shù)相倚”等中國傳統(tǒng)辯證思維方式有出色研究，還在學術界較早開展了對魏源、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歷史哲學思想的研討，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領域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除了公開發(fā)表的數(shù)十篇論文，他獨撰或與人合作的著作主要有《哲學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初探》《春秋戰(zhàn)國時期觀念與思維方式變革》《中國哲學史綱要》《中國近代哲學史》等；主編或共同主編的教材除了《中國哲學史教程》，還有《中國哲學名論解讀》等。此外，他還與人合作整理出版了道教典籍譚峭的《化書》等。

丁老師先后擔任過華東師大政教系副主任、哲學系副主任和哲學研究所所長，以及上海市哲學學會秘書長、上海市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會長、國際中國哲學會華東地區(qū)咨詢中心負責人等職；以主編或副主編身份組織國內(nèi)各地學者編寫了《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孔子大辭典》《中國哲學三百題》等一大批工具書。鑒于他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學術造詣和重要影響，每年都有不少高校的中國哲學以及相關的中國教育史等專業(yè)碩士點、博士點請他評閱研究生論文或參加論文答辯。

1988年高瑞泉博士論文答辯后合影（左起樓宇烈、胡曲園、朱貽庭、馮契、石峻、高瑞泉、陳旭麓、趙修義、曾樂山、丁禎彥）

1989年，丁老師55歲，差不多就是我現(xiàn)在的年紀。同年9月，我考入華東師大哲學系讀本科，在新生入學典禮上，第一次知道了哲學系的學術奠基人是馮契先生。雖然入學典禮上沒有見到馮先生，但差不多每天早上，他都會到校園里散步，練太極拳，所以我們早上去文附樓教室上課時，總能見他坐在文科大樓前的荷花池邊石凳上休息、沉思。入學典禮上，我還認識了1989級碩士研究生郁振華（老郁）。第一次去他們宿舍，就把一個本科生給深深震撼了：一面墻上畫著巨幅維特根斯坦的頭像，頭像兩側(cè)掛著一副毛筆手書的對聯(lián)：“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真善美的人格如何培養(yǎng)？”老郁說這是馮先生思考的哲學問題，然后就給我介紹馮先生總結(jié)的四個認識論問題，說馮先生不僅是一位哲學史家，更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大學四年，在老郁他們的指導下，我和同學們辦講座，編刊物，開讀書會，舉辦讀書征文活動，給校報寫報道，把青年哲學學會的活動搞得有聲有色。

雖然丁老師沒有教過我們這一屆本科生的課，但我們都知道系里有一位資歷很老的、胖胖的丁老師。那時楊國榮老師教我們“中國古代哲學史”，陳衛(wèi)平老師講“中國古代哲學原著選讀”，李志林老師講“中國近代哲學史”，高瑞泉老師講“中國近代唯意志論思潮研究”，施炎平老師開的是“周易研究”。1993年，我免試直升研究生，讀的是中國哲學專業(yè)，系里指定丁老師作為我的指導教師，這才跟他有了近距離的接觸。丁老師是重慶人，身材不高，樂和隨性，笑瞇瞇的像彌勒佛，說起話來很有一種四川人的幽默感。重慶、四川當時還沒有分家，我是他的小老鄉(xiāng)，他經(jīng)常叫我到他家里吃飯，親自下廚炒菜，煮面條，還有加了光明牌冰磚的自制土豆沙拉。記得有次寒假我沒回成都，他還叫上我和另一位同學去中山公園旁邊的花正吃自助餐，撐得我倆都快提不起腿上公交車了。

1994年底，碩士二年級上學期快結(jié)束時，系里轉(zhuǎn)來一份通知，說研究生院試點碩博連讀。我很想抓住這次機會，申請碩博連讀，跟著馮先生讀博士。在此之前，我已認真讀過《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以及《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打印稿（《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是在馮先生去世后才打印出來的），而且跟馮先生已有了初步的接觸。本科入學不久，1989年10月，系里舉行校慶學術報告會，全體本科新生參加并聆聽了馮先生作的關于“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的報告。同年12月，馮先生、張?zhí)祜w老師應邀出席“學哲學與做人”師生座談會，勉勵我們不管處在什么環(huán)境中，都要樹立遠大的志向。大約是在本科三年級下學期，1992年上半年的某一天，陳衛(wèi)平老師給我一份復印件，是馮先生發(fā)表在1947年《哲學評論》上的《智慧》一文，叫我用系里的電腦整理一份簡體橫排大字本。后來我打印了兩份，一份由陳老師轉(zhuǎn)呈馮先生，一份由我留存至今。由于《智慧》的底稿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對照《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最后三章以及《憶在昆明從湯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憶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對超名言之域問題的探討》這兩篇文章的內(nèi)容，可以肯定馮先生在講課和寫作時利用了陳老師給他的復印件和大字本。1993年10月，系研究生會舉辦主題為“走向21世紀的中國哲學”博士生碩士生論壇，我參與邀請馮先生出席，陪同他從師大一村的家里步行到辦公樓東樓，記錄整理他的發(fā)言并發(fā)表在校報上。碩士二年級，我在《江淮論壇》上發(fā)表了第一篇論文；在丁老師的指導下，又參加“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叢書（哲學卷）”的編寫工作，自己寫了一本小冊子《功不可沒的法家思想》。

我自認為對馮先生的哲學和哲學史研究已有一定的了解，也達到了研究生院規(guī)定的申請碩博連讀的條件，但是否要跟丁老師提出來，我有些猶豫。這不僅是因為擔心馮先生不接受我，也是擔心丁老師畢竟已是博導，而我此時提出轉(zhuǎn)去跟馮先生讀博，很可能給他或其他老師、同學留下“另攀高枝”“背叛師門”的印象。思前想后，我還是鼓起勇氣說出了我的想法，結(jié)果丁老師不僅沒有反對，反而很支持，說會把我的情況告訴馮先生，征求他的意見。我想，可能是長期協(xié)助馮先生培養(yǎng)研究生的原因吧，在丁老師心里，華東師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yè)的研究生，要說有師門，都是馮門，沒有什么丁門或者其他門。

轉(zhuǎn)眼到了1995年，寒假結(jié)束后，我回到學校去看丁老師，他說馮先生基本同意接受我做博士生，改天領我去馮先生家里再當面談談。就在我滿心歡喜又忐忑不安地等著去拜訪馮先生，接受面試時，2月28日一早，陳衛(wèi)平老師急匆匆地來宿舍找我，說馮先生病倒了，要送醫(yī)院，叫我再去博士生宿舍找身強力壯的陳曉龍師兄。等陳老師、童老師、曉龍師兄和我把馮先生送進華東醫(yī)院時，其實他的情況還不錯。安頓下來后，我們準備回學校安排后續(xù)陪護等事宜，臨走時馮先生還跟我們揮手說再見。我們也半開玩笑地說，哲學家一天也不能停止思考和寫作，下午就給您送臺錄音機來，這樣不用動筆，只要說出來就行，到時我們負責整理錄音。沒想到中午吃飯時，食物吸入氣管，窒息導致休克，經(jīng)全力搶救，也沒能救回來，3 月1 日零時，馮先生走了。早上得知這一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毫無思想準備，但我知道，跟著馮先生讀博的愿望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了。

馮先生去世后，我還是申請了碩博連讀。在我印象里，當時系里中國哲學專業(yè)的博導只有丁老師和楊國榮老師。丁老師頭一年（1994年）剛招了第一屆學生，楊老師則剛評上博導，尚未招生，而且正在英國牛津大學訪學（1994-1995年）。手續(xù)辦妥后，從1995年9月開始，我正式在丁老師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候讀博士，好像不用上什么課，就像馮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讀研究生那樣，主要就是根據(jù)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兩個書單并結(jié)合論文選題來讀原著，有的精讀，有的泛讀，定期向丁老師匯報，有問題則向丁老師或系里相關老師請教。雖然當時沒有必須發(fā)表論文才能畢業(yè)的硬性規(guī)定，到畢業(yè)前，我已在《文史哲》《哲學動態(tài)》《學術月刊》《華東師大學報》等刊物或文集發(fā)表了7篇論文、綜述，還獲得了寶鋼教育獎優(yōu)秀學生獎。

命運弄人。1997年，離博士畢業(yè)還有一年，我被告知中國哲學教研室沒有進人指標，如想留系，只有邏輯學教研室還能進人。我當然想留系工作，留在這個跟馮契先生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獨特的精神傳統(tǒng)之中。但是，作為學生，我對被告知的情況不明就里，又不想讓丁老師為難，也就沒有跟他多說。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向系里表示，愿意去邏輯學教研室。我至今仍不明白，當初究竟何德何能，竟入了彭漪漣老師、馮棉老師的法眼，他們同意我留在邏輯學教研室。于是，在讀博的最后一年，我一邊寫畢業(yè)論文，一邊隨堂聽彭老師講課，先批改作業(yè)，后講評作業(yè)，再后來撰寫教案給彭老師審閱，最后在課上試講。

1998年7月，博士畢業(yè)，哲學系簡訊“牛頭報”隨后發(fā)布消息：“我系教師隊伍又增新生力量：晉榮東同志在博士研究生畢業(yè)后被安排到邏輯學教研室工作，并擔任98級本科生輔導員。我們祝愿他盡快適應新的角色，并在各個方面都能以后浪推進前浪?！?/p>

參加工作后，彭老師擔任我的“1+1”業(yè)務指導教師，丁老師雖然跟我不在同一個教研室，依舊不時給我以各方面的關心和指點，叫我到他家吃飯聊天。除了囑咐我要盡快完成從學生向教師的角色轉(zhuǎn)變，處理好跟同事之間的關系，不要介入單位上的各種歷史矛盾，要認真鉆研教學，盡快站穩(wěn)講臺，他還會問我學術界有什么新動態(tài)，討論他讀到的系內(nèi)外老師的最新成果，支持我承擔系主任助理的工作，勉勵我在新的專業(yè)和崗位上踏實前行。1998年10月下旬，丁老師因小中風住進第六人民醫(yī)院，恢復情況尚好，但也埋下了隱患。1999年下半年，當我們都在憧憬著即將到來的新世紀，議論著“千年蟲”究竟會如何爆發(fā)時，噩耗傳來，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丁老師在和博士生談話時突發(fā)腦梗，經(jīng)搶救無效，于13點04分不幸去世，年僅65歲。

遺體告別儀式舉行后，部分研究生自發(fā)組織了一個追思會來紀念丁老師，校報還以“攜我后學樂此不疲，為人師表風范長存”為題做了報道。一位博士生說，丁老師是在工作崗位上倒下的。其他幾位導師在國外，他的擔子很重。他身體本來就不好，但堅持工作，這種敬業(yè)精神，值得我們學習。還有一位博士生說，我的導師出國前，把我托付給丁老師，他一直很關心我的論文，幫助甚多。他還告誡我：“論文下筆前，要多聽不同意見，一旦下筆，就不要隨便聽別人，只寫自己的。”陳衛(wèi)平老師曾把馮先生對待求教者的態(tài)度概括為三個“一個樣”，丁老師其實也是這樣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真正做到了對待自己指導的學生和他人指導的學生一個樣，對待哲學系的學生和其他系的學生一個樣，對待校內(nèi)的學生和校外的學生一個樣。

在《哲學的變革》一書的后記中，丁老師寫道，“我于1952年起師從馮契先生學習哲學，算來也四十有年。但由于我生性遲頓，對哲學領悟較差，而先生已先逝，我也年過花甲，深有‘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感。不過，我還想在有生之年‘以有涯隨無涯’，努力學習，以不辜負偉大的時代?！笨上觳患倌?，丁老師倒在了新千年來臨的前夕，倒在了一個還可以大有作為的年紀。人在天國的他肯定留有很多的遺憾：太多的叮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學生，太多的思考還沒有來得及形諸文字，太多的工作設想還沒有來得及和同事交換意見。

2009年下半年，我在加拿大訪學，老郁來信說有個紀念丁老師逝世10周年的活動，問我能否寫幾句話，到時候他代為宣讀。我當時回信寫了四段話，其中一段大意是說：我至今仍然記得童老師整理的《不懈的追求——記丁禎彥教授生前最后的兩次發(fā)言》。一次是在《跨越邊界的哲學——挪威哲學文集》中譯本的首發(fā)式上，丁老師認為這本文集在中國出版，是繼承了魯迅的事業(yè)，向中國人介紹歐洲小民族的文化。這個工作很有意義，現(xiàn)在只是一個開頭，還要進一步搞下去。他說，馮先生講過，二十一世紀將形成世界性的哲學，而世界性的哲學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哲學的交流基礎上的。另一次是在慶祝王元化先生八十華誕的座談會上，丁老師呼吁向王元化先生學習，認為他是一位真正能夠進行自我批評的理論家，從不人云亦云，不隨波逐流；有人會覺得他的有些觀點和說法難以接受，但他的獨立思考恰恰是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我覺得，這兩次發(fā)言，就好像是丁老師留給我們的學術遺言，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研究和工作的指南。

第二年9月回國后，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fā)現(xiàn)校報上刊登有這次紀念活動的長篇報道，來自本市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丁老師的生前同事和學生，深情追憶了他獻身哲學研究和教學的一生。大家紛紛褒揚他的崇高師德、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的求索精神，為能有這樣一位和藹可親、熱心厚道的師長和朋友而感到幸運。鄭憶石老師回憶說，剛來到系里，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心里也比較不安，但每次看到丁老師的笑臉，心里就感覺輕松了許多；他每次總要說“鄭憶石，到我們家吃飯”，真的特別地感動，感到特別的溫暖。大家特別提到丁老師敬重長輩，提攜后學，為哲學系學術傳統(tǒng)的維系和發(fā)揚傾注了全部的心血。童老師說，馮先生去世后，丁老師和張?zhí)祜w老師等就牽頭成立馮契先生遺著編輯整理工作小組，為編撰《馮契文集》，他們忙著確定出版社和文集具體篇目，整個工作做得非常仔細。對老的是如此，對小的他也很關心。童老師還說，丁老師十分關心青年教師的業(yè)務發(fā)展，他會非常認真地讀大家發(fā)表的東西，有時會在半夜里打電話來討論。老郁對此也深有感觸，說丁老師讀了青年教師的文章后，會很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批評和贊揚，態(tài)度都很鮮明。

1989年華東師大哲學系全體教職工合影（二排右二丁禎彥）

在這篇報道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趙修義老師的一段話。他說，丁老師最重要的工作，是承上啟下、凝聚人心的學術組織工作，這是他對哲學系的獨特貢獻。他這種扶老攜幼、固本強系的工作，無法量化，卻潤物無聲，對于一個學術傳統(tǒng)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今年上半年，趙老師出了一本新書，《故舊往事欲說還休——從未名湖到麗娃河》，其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除了教好書，力所能及地做些研究外，我們同輩的許多教師都盡力為年輕人的成長、成才創(chuàng)造點好的條件，把他們推上去。給他們騰出時間專心學術，也許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該做、能做而且會做出一些效果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系怎么樣，至少我們哲學系成立后這一條是非常明確的。教育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僅需要有一批卓有建樹的專家，也需要很多默默無聞的教學或行政工作者?！?/p>

如今二十六年過去了，記得或認得丁老師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幾年前的今天，我在朋友圈感嘆“天下誰人還識君”。最近幾年，可能是自己的年紀也大了，我常常想起丁老師，也感念其他給我以教誨的老師們。我也時常疑惑，丁老師這樣的人，如趙老師所言，對于一個學術傳統(tǒng)來說不可或缺，可二十六年后的大學（包括我現(xiàn)在服務的華東師大和哲學系）在方方面面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當今的校園，還需要像他這樣的人嗎？將來的校園，還會產(chǎn)生像他這樣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