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文|汐溟 侯建勛

在電影文學劇本創(chuàng)作中，劇本作者對于其獨創(chuàng)性的表達內容具有著作權利，但對于其劇本當中涉及到的公有領域，一般不會被認定為劇本創(chuàng)作者具有著作權的內容。所謂公有領域，指的是公有文化遺產，任何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和加工的知識、發(fā)明。比如歷史典故或者已超過權利保護期且沒有權利義務承受人的作品，如四大名著等，均屬于公有領域的范疇。換言之，任意一個編劇都可以以歷史事件為背景進行劇本創(chuàng)作，或者引用四大名著等作品中的具體情節(jié)。公有領域的內容，其核心就是應當為公眾所熟知或已經在部分群體中廣為流傳，因此通?，F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一般屬于公有領域。但有時候一個真實事件的傳播程度并不高，并不為足夠多的人知曉，此時以該真實事件為背景進行的劇本創(chuàng)作，該事件是否還能被認定為公有領域？

對此應當結合具體案件進行分析。在此前的文章當中筆者曾有過探討，司法實踐中，對電影文學劇本“抄襲”的認定一般采用“接觸+實質性相似”原則，并在綜合考量接觸可能性和相似性程度的基礎上，對是否構成抄襲作出評判。那么，如兩個劇本均使用了同樣的真實事件進行創(chuàng)作，且該真實事件的流傳度并不足夠廣，此時能否簡單的將真實事件認定為公有領域？

在劉寶平與內蒙古阿兒含只文化有限責任公司、巴音額日樂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一案當中，一審法院認為被訴侵權人巴音額日樂與權利人劉寶平之間并無直接的業(yè)務往來，劉寶平無證據證明其曾將劇本交由巴音額日樂。由此認為，巴音額日樂接觸過劉寶平劇本的可能性很低。并在此基礎上，對于劉寶平主張雙方的劇本中均包含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一位蒙古族婦女拯救兩個傷兵”而引發(fā)的系列故事進行認定。一審法院的觀點認為，巴音額日樂辯稱創(chuàng)作劇本的靈感來源于俄羅斯電影《布谷鳥》，該電影同樣描述的是一女兩男在二戰(zhàn)中的故事，巴音額日樂作為一名專業(yè)的電影導演，曾導演過《斯琴杭茹》等電影，完全有可能通過借鑒構思出來。劉寶平聲稱其劇本是根據真實故事創(chuàng)作的，真實故事屬于公有領域，不應該被劉寶平所壟斷。盡管鑒定意見中歸納了24處存在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情節(jié)，但這些情節(jié)中的絕大部分屬于必要場景、有限表達或公有領域，不屬于劉寶平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表達。據此，認為該案中巴音額日樂的行為并不屬于抄襲，從而駁回了劉寶平的訴訟請求。劉寶平對此提起上訴，在二審當中，劉寶平進一步舉證證明了巴音額日樂存在接觸其劇本的可能。就接觸可能性而言，首先，劉寶平創(chuàng)作劇本的時間在巴音額日樂之前，因此劉寶平的劇本相對于巴音額日樂屬于在先作品。雖然劉寶平未公開發(fā)表過該劇本作品，但是其曾在2004年將該劇本提供給原內蒙古電影制片廠進行影片立項。同年，原內蒙古電影制片廠籌建了《母親》攝制組，確定導演為劉寶平、郁曉鷹，策劃為劉寶平、巴某、王某等人員。巴音額日樂系原內蒙古電影制片廠員工（演員），且多次在郁曉鷹導演拍攝的影視作品中擔任男主角，同時結合證人巴某、王某陳述的“郁曉鷹導演說過把劇本給巴音額日樂看過，想讓巴音額日樂飾演《母親》中的日本兵”的證言，可以認定巴音額日樂接觸了《母親》劇本。從以上事實來看，該案當中巴音額日樂接觸過在先作品的可能性較高。在此基礎上，再結合雙方創(chuàng)作劇本中的相似內容。在線索對比上，兩部權利作品當中均包含了救護傷兵、兩個傷兵之間的活動兩個線索；在人物設置對比上，兩部作品有3個人物關系相同，分別是蒙古婦女、蘇聯(lián)傷兵、日本傷兵；在情節(jié)對比上，兩部作品存在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情節(jié)有24處。二審法院認為，“著作權法保護思想的表達，而不保護思想本身。但文字作品的表達，不僅表現為文字性的表達，也包括文字所表達的故事內容，當人物設計及相互的關系，以及由具體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和先后順序等構成的情節(jié)具體到一定程度后亦可以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奔词股鲜銮楣?jié)當中有部分內容屬于有限表達，但仍有部分屬于劉寶平獨創(chuàng)性的情節(jié)表達，并且這些相同或相似的表達亦選擇同一時期的戰(zhàn)爭歷史背景，選擇由一位蒙古母親和一個蘇聯(lián)傷兵、一個日本傷兵的人物設置，選擇在蒙古母親救護傷兵及兩傷兵之間的活動的兩個線索中安排，設計和串聯(lián)上述具體情節(jié)發(fā)展劇情，完成全劇的整體表達，其中上述相同或相似的情節(jié)表達已占被控侵權劇本及影片內容的58.31%，構成實質性相似。

歸納該案中二審法院的認定思路可以看出。首先，在接觸可能性上，劉和巴二人雖無直接業(yè)務往來，但是他們的社交范圍存在交集，且結合相關證人的表述，巴音額日樂接觸過在先作品應存在較高的可能性。其次，二人創(chuàng)作劇本所依據的事件應為同一事件，但該事件是否屬于公有領域是存有一定爭議的，結合劉寶平陳述，《母親》劇本是其曾在內蒙古采風繪畫期間，聽到養(yǎng)駝人說過“有個蒙古族婦女，救過兩個傷兵，后來全死了”，就此誘發(fā)其靈感而進行創(chuàng)作。因此，該事件是否屬于公有領域，且傳播程度已經達到能夠為巴音額日樂所知悉的程度，難以認定。同時結合巴音額日樂的抗辯，其稱劇本創(chuàng)作靈感來自俄羅斯電影《布谷鳥》，同樣是一女兩男在二戰(zhàn)中的故事，結合該抗辯來看，為什么雙方均采用了蒙古婦女，而不是漢族婦女或者俄羅斯族婦女？為什么均涉及蘇聯(lián)傷兵和日本傷兵，而不是中國傷兵？再次，退一步說，即便認為該真實事件屬于公有領域，也不能忽略劉寶平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作的劇本中所包含的具有其獨創(chuàng)性表達的內容，而巴音額日樂的劇本與其有近二十處相似，因此，綜合考量接觸可能性和相似程度，應當認為巴音額日樂的劇本抄襲了劉寶平的劇本。

本文認為，真實故事是否屬于公有領域內容，應當結合具體案件探討，就該案來說，劉寶平個人在采風期間了解到的一段真實故事，該故事的流傳度并不高，可能僅為當地部分居民所知曉。同時，巴音額日樂并未對其就該真實事件展開劇本創(chuàng)作，真實事件來源作出合理解釋。在此基礎上，即便認為該真實事件屬于公有領域，也應該對雙方作品中存在相似的情節(jié)進行趨于嚴格的認定，從而對是否侵權作出評判。

本文案例來自內蒙古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9）內民終1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