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委內(nèi)瑞拉問題持續(xù)發(fā)酵以來，不少中文媒體引用玻利瓦爾的一句名言：“美利堅合眾國似乎‘天意注定’要假‘自由’之名給美洲帶來苦難?！弊鳛槔∶乐蕖敖夥耪摺焙臀瘍?nèi)瑞拉官方國名組成部分，玻利瓦爾的分量自不必說。1829年，玻利瓦爾致信英國使節(jié)帕特里克·坎貝爾，確曾有過相似表述，這是否足以說明，“解放者”是一位反美主義者呢？細考玻利瓦爾傳記與演講，大致能夠梳理出一條線索：從初遇之際的艷羨，到獨立年代的借鑒，再到晚年的“警”而遠之。終其一生，玻利瓦爾的確對美國政治有過深入而持續(xù)的思索。

何塞·伊瓦拉所繪玻利瓦爾肖像畫

初遇美國

早在革命與獨立思想孕育的青年時代，生長在西班牙殖民地委內(nèi)瑞拉的西蒙·玻利瓦爾，對美國獨立已有初步印象。他景仰的獨立先驅(qū)佛朗西斯科·德·米蘭達，就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時代擔任上校，與約翰·亞當斯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建國先賢結(jié)下友情。他曾經(jīng)親歷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卻對兩者下過截然不同的論斷：“我們眼前有兩個偉大的榜樣，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讓我們謹慎地模仿前者，小心地避開后者?！泵滋m達的思想啟蒙畢竟只是間接經(jīng)驗，不久之后玻利瓦爾先后游歷歐洲和美國，親身體驗兩場革命留下的不同遺產(chǎn)。

1806年，他從歐洲啟程，取道美國返回委內(nèi)瑞拉。由于中途抱病和航程變化，他在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登陸，隨即北上壯游，輾轉(zhuǎn)前往政治重鎮(zhèn)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和費城，逗留美國長達數(shù)月，可謂盡覽美國政治精華。時任美國總統(tǒng)是托馬斯·杰斐遜，通俗歷史作家亨德里克·房龍曾為杰斐遜與玻利瓦爾寫過一本合傳，名為“自由的斗士”，書中說道，“杰斐遜先生肯定會樂于與西蒙·玻利瓦爾先生見面，愿意盡地主之誼，不過沒有人引薦他，于是年輕的玻利瓦爾就悄無聲息地離開了”。當年寂寂無名的玻利瓦爾，未能像米蘭達那般得到政壇名人青睞。不過與深陷拿破侖戰(zhàn)爭的動蕩歐洲相比，美國安定祥和、積極上進的社會氛圍，令玻利瓦爾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依然記憶猶新：“通過短暫的美國之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見到理性自由的真實樣貌。”

遙遠榜樣

重返委內(nèi)瑞拉后，玻利瓦爾投身艱苦斗爭之中。1811年委內(nèi)瑞拉第一共和國宣告獨立，一年之后就在自身內(nèi)斗與西班牙人圍剿之下土崩瓦解，玻利瓦爾在最后關頭以叛國之罪逮捕了革命導師米蘭達。逃亡路上，他總結(jié)教訓，認定重要敗因在于對敵人太過仁慈。1813年，玻利瓦爾東山再起，第二共和國對敵人和異己痛下殺手，一度占據(jù)戰(zhàn)場主動，最終又被剿滅。1816年，玻利瓦爾卷土重來，此時他已意識到問題所在：共和國耽于軍事作戰(zhàn)，缺乏政治建設。因而，他一邊與西班牙軍隊周旋，一邊籌劃未來藍圖。1819年，在委內(nèi)瑞拉東部城市安戈斯圖拉召開的國民議會上，玻利瓦爾發(fā)表一場著名演講，核心問題在于：委內(nèi)瑞拉需要何種政治？

在許多革命者眼中，日益強盛的美國無疑是一個絕佳范例。在演講之中，玻利瓦爾承認，美國人民是“具有政治美德和道德教養(yǎng)的奇特典范”，他們“在自由中成長，受到純粹自由的熏陶”。但他也斷言，美國憲法能夠順利運行，沒有在遭遇第一個困難或危險之時就失敗，要算是一個奇跡。相形之下，效仿美國政治的委內(nèi)瑞拉第一共和國，輕易就毀于一旦。

玻利瓦爾進一步說道，“美國以其獨特的繁榮所樹立的榜樣令人十分贊賞，因此使人不能不仿效”。他一針見血點出這一“誘惑”所在：“對于充分而絕對地享有主權(quán)、獨立與自由這樣一種吸引力，誰能抵制得了呢？對一個把個人權(quán)利與普遍權(quán)利結(jié)合在一起、把公共意志形成個人意志的最高法律的有才智的政府的向往，誰又能抵制得了呢？一個以精明、積極、強干的手段從各方面把它的一切事物總是引向社會的完美——這是人類各種機構(gòu)的唯一宗旨——這一好政府所產(chǎn)生的影響，誰又能抵制得了呢？”話鋒一轉(zhuǎn)，玻利瓦爾憂心忡忡地指出，委內(nèi)瑞拉“無福享用”這一榜樣，因為數(shù)百年來祖國人民被無知、暴政和惡習三重枷鎖所束縛，既無政治知識，也乏政治實踐。

七年之后的1826年，美洲已然獲得獨立，但政治依舊深陷泥潭。在玻利維亞制憲會議上，玻利瓦爾描繪一套自詡實用的解決方案：一位終身制總統(tǒng)居于核心地位，總統(tǒng)有權(quán)任命一位副總統(tǒng)，由其總攬國務，身兼總統(tǒng)的第一繼任者。為解釋總統(tǒng)終身制和欽點副總統(tǒng)權(quán)力的合理性，玻利瓦爾再次搬出美國案例：“在美國政府中，最近出現(xiàn)了任命一位首席部長以繼承總統(tǒng)職位的跡象。在一個共和國里，這是一種最適宜的方法。這種方法集中了把一個富于國家管理經(jīng)驗的人安排為行政首腦所具有的一切優(yōu)點。當他開始履行職責時，就已經(jīng)才智兼?zhèn)?，享有個人威望，并富有實踐經(jīng)驗?！眱纱窝葜v之中，玻利瓦爾將美國視為政治發(fā)展的正面典型，只是委內(nèi)瑞拉暫時并不具備模仿其制度的現(xiàn)實條件，只能保持分寸、遙遠觀望。背后不難看出，玻利瓦爾具備一位獨立掌舵人的成熟政治心智。

“警”而遠之

玻利瓦爾與美國漸行漸遠，自然繞不開“門羅主義”。1823年那封著名的國情咨文里，有一段話直擊要旨：“歐洲各國如果要把自己的制度擴展到中、南、北美洲的任何一部分區(qū)域，而不危及我們的和平幸福，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人也不會相信，如果聽任我們‘南方的兄弟們’自行選擇，它們會自愿采用歐洲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們對這種干涉，無論采取何種形式，都不能熟視無睹?！?/p>

顯然，玻利瓦爾敏銳察覺到背后的危險信號——尤其美國對于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虎視眈眈由來已久，更令“解放者”心生警覺。一個直接后果是，1826年玻利瓦爾主導的巴拿馬會議將美國邊緣化。這場會議旨在將美洲新獨立共和國團結(jié)起來，實現(xiàn)美洲國家永久聯(lián)盟和聯(lián)合。在玻利瓦爾為籌備會議留存的底稿里，幾乎對美國只字未提，卻多處強調(diào)英國庇護的重要性。會議目標之一，是“種族膚色的差別將失去其影響與勢力”，矛頭直指黑人奴隸制。為此，在廢奴主義覺醒的時代背景下，美國內(nèi)部也出現(xiàn)意見分歧，南方各州參議員反對美國出席巴拿馬會議，擔心玻利瓦爾借機將奴隸制送上“審判席”，導致國際輿論惡化。

巴拿馬會議百年紀念碑

最終，由于美國各方辯論時間太久，兩位全權(quán)代表啟程之時已是嚴重逾期，他們其中一人感染黃熱病命喪半途，另一人勉強抵達，僅趕上閉幕式。美國邊緣化，讓英國成為會議最大贏家，與美國爭奪勢力范圍的英國代表長袖善舞，鼓動各國反美情緒，讓“門羅主義”在誕生之初就遭遇當頭棒喝，直至二十年后美墨戰(zhàn)爭才重登歷史舞臺。

再說回玻利瓦爾那句頻繁被引的名言，那封信函討論焦點其實不在美國，核心議題只有一個：歐洲王子。原來，獨立之后拉丁美洲仍被叛亂、暗殺和種族沖突包圍，無法確立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1829年，玻利瓦爾萌生退意，君主制思潮死灰復燃，麾下將領計劃邀請一位歐洲王子前來主持大局，允許英國與法國代表加入討論。驚覺局勢失控的玻利瓦爾匆忙致信英國使節(jié)，力陳邀請歐洲王子之弊——“若所選之人是一位波旁王室，英國難道不會心生不滿嗎？您是否能想見，新成立的美洲諸國將會作何反應？更不用說美利堅合眾國——似乎‘天意注定’要假‘自由’之名給美洲帶來苦難……”除此之外，信中并未再提及美國。這是否適合為玻利瓦爾貼上“反美”標簽，恐怕見仁見智了。

不過，這個插曲倒是重提一道難題：玻利瓦爾清醒意識到美國制度會在拉丁美洲水土不服，但也并未真正找到解決方案。時至今日，拉丁美洲仍被獨立之初的痼疾困擾，政治如鐘擺一般左右往復，深陷似乎漫無盡頭的“二百年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