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來華訪問的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參觀了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這座位于上海市黃浦區(qū)馬當路306弄4號的石庫門建筑，在1926年12月到1932年5月這段時間內，是當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行政中樞。在國內諸多的韓國獨立運動遺跡中，這幢建筑是保存最為完整、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它靜默地佇立于今日的繁華鬧市之中，見證著當日流亡上海的韓國臨時政府的堅守與抗爭。

多方力量匯聚上海

1919年3月1日，朝鮮半島爆發(fā)“三一運動”。這場旨在擺脫日本殖民統(tǒng)治、謀求民族解放的抗爭，雖遭殖民當局鎮(zhèn)壓而付出巨大犧牲，卻促使獨立運動由零星的抵抗轉變?yōu)橛薪M織的政治抗爭。為延續(xù)火種并爭取國際聲援，大批志士流亡海外，最終匯聚上海。依托法租界相對特殊的政治與司法環(huán)境，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此誕生，標志著韓國獨立運動邁入了新階段。

臨時政府的建立，實為多方力量整合的結果。此前，流亡俄國遠東的朝鮮人已組建“大韓國民議會”。在“三一運動”爆發(fā)當日，漢城代表亦秘密通過《臨時約法》，宣布成立“朝鮮民國臨時政府”。當時的抵抗力量雖散布各地，但整合的趨勢已然顯現。隨著“三一運動”的消息傳至上海，呂運亨等人迅速響應，來自美、日、俄及本土的獨立領袖陸續(xù)抵滬，各方逐漸達成建立統(tǒng)一領導核心的共識。

最終，姜大鉉攜帶漢城方面的政府名單與憲章草案抵達上海。1919年4月11日，臨時議政院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號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大韓民國”為名組建臨時政府，并選舉李承晚為國務總理。至此，各路力量匯流于上海，為朝鮮半島民族解放事業(yè)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石。同年9月，臨時政府在完成整合后公布《大韓民國臨時憲法》，這一綱領性文件從法理上徹底否定了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合法性，也為后來韓國國家建構勾勒出最初的輪廓。

1926年12月14日，臨時議政院選舉金九為國務領（編注：即政府首腦），組成新一屆臨時政府。辦公地隨后遷至金九寓所——普慶里4號，即今天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在隨后的艱難歲月中，臨時政府堅守于此，維系著獨立運動不滅的火種。

從上海到浙江

舊上海獨特的租界體制為獨立運動提供了棲身之所。法租界相對獨立的司法與警務體制，使日本無法在此任意實施抓捕。與此同時，租界當局內部亦不乏對臨時政府抱有同情者。正如金九回憶所述，當日本施壓要求逮捕時，租界當局有時會提前通報，使相關人員得以及時轉移。

作為遠東航運與貿易中心，上海發(fā)達的交通與通訊網絡為跨國聯絡提供了支持。來自朝鮮半島、西伯利亞、美洲乃至日本的志士，依托這一樞紐迅速建立起協作網絡；而城市的商貿體系又為資金募集與物資調配提供了便利。與此同時，借助上海成熟的報刊出版業(yè)，臨時政府持續(xù)對外傳播獨立理念、塑造國際輿論，并爭取更廣泛的外交支持。

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上海成為東西方思想激蕩交匯的前沿，各種社會思潮也不斷沖擊著臨時政府內部。20世紀20年代初，圍繞“外交優(yōu)先”抑或“武裝斗爭”的路線分歧逐漸顯現，進一步引發(fā)了組織架構上的裂痕，削弱了臨時政府的凝聚力。進入1925年前后，臨時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財政上，由于李承晚等人在美洲另立組織并截留捐款，上海方面陷入嚴重的資金枯竭；政治上，因理念難以調和，李東輝等親蘇派領導人相繼離滬，臨時政府遂與莫斯科斷了聯系。與此同時，漫長的流亡與窘迫的生活消磨了許多早期革命者的意志，人員流失嚴重。在多重打擊下，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的活動日益艱難，影響力跌至谷底。

在風雨飄搖之際，此前任臨時政府警務局長的金九成為挽救危局的關鍵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對東亞的侵略加劇，金九組織“韓人愛國團”，并于1932年4月27日策劃了虹口公園爆炸案，成功刺殺日本大將白川義則。這一行動雖然震動了國際社會，但也遭到嚴酷的報復。法租界巡捕房隨后逮捕了安昌浩等十余名志士并移交日方，臨時政府遭到重創(chuàng)，在上海的立足空間被壓縮殆盡。

然而，危機之中亦蘊含轉機，金九的個人聲望達到頂峰，南京國民政府開始給予重視并提供實質性的援助。借助與國民政府日益緊密的聯系，金九成功整合了各派力量，在經費與組織上難以為繼的朝鮮獨立黨、韓國獨立黨等團體亦相繼向臨時政府靠攏，獨立運動的火種得以重新匯聚。

在嚴峻的搜捕形勢下，臨時政府被迫啟動緊急轉移，采取了分散隱蔽的策略。金九秘密移居浙江嘉興；而國務會議主席李東寧、內務總長趙琬九及李始榮等主要閣員，則先由法租界轉移至上海城內，隨后遷往浙江杭州。此后，臨時政府外務總長趙素昂、軍務部長金徹等也陸續(xù)抵達杭州。至此，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主體完成了從上海向浙江的戰(zhàn)略轉移。除核心人物金九隱蔽于嘉興外，政府機關主要在杭州運作，由金九辦公室主任閔石麟負責兩地間的聯絡與協調。這場驚心動魄的轉移，不僅保全了獨立運動的有生力量，也開啟了中韓互助抗日的新篇章。

并肩抗戰(zhàn)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發(fā)生，恰逢“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硝煙暫歇之時。這一壯舉不僅重創(chuàng)了日本軍政高層，更在精神上給予了處于悲憤中的中國軍民莫大的鼓舞。正如金九在感言中激昂地寫道：“聞此巨響而大叫痛快者，豈獨三千萬韓人乎？四萬萬五千萬華人宜有同感也。死于滬戰(zhàn)之數萬生靈，從此九泉冤魂可瞑目矣?！边@一刻，中華民族與朝鮮民族在反侵略的戰(zhàn)場上，產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鳴。

1932年5月10日，金九的公開信《虹口炸案之真相》在上海各大報刊刊出。盡管迫于日方的外交高壓，中國報紙不能正面頌揚刺殺白川義則的義士尹奉吉，但新聞界依然通過大量的側面報道與詳盡記述，在字里行間隱晦而堅定地流露著對尹奉吉的敬意與同情。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在國民政府幫助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踏上西遷的漫漫征途，先后輾轉至長沙、廣州等地，最終在重慶落腳。

面對共同的侵略者，朝鮮半島獨立運動的志士毅然選擇了與中國人民同仇敵愾。隨著抗戰(zhàn)局勢的轉變，韓國臨時政府也走上了武裝斗爭的道路。1938年10月，在武漢的烽火中，“朝鮮義勇隊”正式成立。這支由金若山率領的隊伍喊出了“向敵后進軍”的戰(zhàn)斗口號。他們轉戰(zhàn)六個戰(zhàn)區(qū)、十三個省份，以筆為槍，用數十萬份傳單與標語瓦解敵軍士氣，成為抗戰(zhàn)宣傳戰(zhàn)線上的一支奇兵。

1940年9月，為了匯聚更強大的作戰(zhàn)力量，臨時政府在重慶組建了“韓國光復軍”，由李青天出任總司令。光復軍不僅誓言與中國軍隊并肩作戰(zhàn)，更在1942年與朝鮮義勇隊完成合并，完成了軍事指揮權的統(tǒng)一。在國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這支部隊利用通曉日語的優(yōu)勢，深入前線執(zhí)行情報刺探、陣前喊話與策反工作。他們的足跡甚至遠涉印緬戰(zhàn)區(qū)。1943年，光復軍工作隊奔赴南亞叢林，協助盟軍進行審訊與破譯工作。1944年，在慘烈的第四次長沙會戰(zhàn)中，由韓國青年組成的“飛虎隊”更是偽裝潛入敵營，炸毀日軍指揮所，俘獲敵方官兵。無論是朝鮮義勇隊還是韓國光復軍，都在不同戰(zhàn)線上與中國軍隊并肩作戰(zhàn)，用行動詮釋了兩個民族在危難時刻的生死之交。

從上海到漢城

抗戰(zhàn)結束后，中國國民政府曾經設想協助韓國臨時政府整體歸國實現執(zhí)政，終因美國的反對和地緣政治的博弈而告失敗。面對現實，國民政府轉而在盟軍政策許可的范圍內，盡全力協助流亡者盡早返鄉(xiāng)。為此，蔣介石特批1億法幣與20萬美元的巨額款項作為路費，并出面協調美軍調派專機，護送金九一行踏上歸途。

1945年11月5日，輾轉大半個中國的臨時政府領袖們，終于回到了闊別十三載的上海。這里是他們抗爭起步的地方，也是歸途的中轉站。臨別之際，金九發(fā)表了《致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告別書》，表達了對中國援助的深切感懷。面對即將到來的離別，他感嘆“依依惜別之情緒，實非楷筆所能罄”，并承諾歸國后“愿于聯合國憲章之下，從事建立獨立民主之國家”，更期盼兩國能“互相親睦，于億萬斯年也”。

當天的歡送集會，特意選址于虹口公園。十三年前，這里曾是尹奉吉投擲炸彈、震驚世界的義舉之地。十三年后，這里成為了韓僑歡送領袖歸國、慶祝光復的凱旋之地。1945年11月23日，金九一行搭乘美軍專機飛離上海，降落在漢城金浦機場。至此，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的漫長流亡歲月，正式畫上了句號。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這不僅在韓國民族解放斗爭史上樹起一座豐碑，也使上海成為中韓兩國人民在風雨飄搖中患難與共、守望相助的見證地。

（趙崧杰，華東師范大學中韓關系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