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5年度十大論文已出爐，議題既有對智能社會、大模型價值對齊、AI時代的教育、未來“社會學”等前沿問題的研究，又有收入再分配、財政與市場等重要問題的分析，也有國家安全、藝術之美、厚實認識論、法律歷史解釋等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探索。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fā)起，至今遴選出130篇年度論文，是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一次創(chuàng)新探索。以無申報、廣覆蓋、同行評價+智能輔助的評價方式，將上海學者每一年度在多學科領域的關注議題與研究熱點推向全國。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AI時代的社會治理和學術研究，社科學者如何從理論、知識和方法上去創(chuàng)新，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國家安全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是在2020年，作為交叉學科門類下設立的一級學科，包含四個二級學科。當下的中國國家安全自主知識體系，正需要從當今世界的復雜現實命題出發(fā)，由學術界、教育界等共同構建。實際上，學科體系的建設，正是與回應現實命題同步進行。

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國家安全學自主基礎理論體系建設芻議》（原載于《國際安全研究》2025年第5期），正是在多元而宏大的格局中，基于中國問題和需要，為這個年輕的學科梳理出明確的線索。即要“統合規(guī)范性與實證性研究，在比較視野下提煉中國式現代化經驗，在安全主體、問題、行動及目標四個維度聚焦若干命題尋求重點突破。”

當下我們應如何看待安全的命題，國家安全學又如何能夠真正貼近時代變化？2026年1月，澎湃新聞對該文作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拯做了專訪。他提到，如何統籌發(fā)展和安全，是最重要的議題。而國家安全學作為交叉學科，要在發(fā)散拓展的過程中，發(fā)展出穩(wěn)固的學科內核?！白灾髦R體系恰恰需要基于我們自身的學術知識積累，按照學術的邏輯，基于學術的標準，提出學術性的觀點?！标愓岬?。

關切點從傳統安全走向非傳統安全

澎湃新聞：為何要對國家安全學的知識和理論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寫作這篇《國家安全學自主基礎理論體系建設芻議》，您經歷了怎樣的積累，又遇到哪些契機？

陳拯：討論這個問題主要是回應學科建設發(fā)展的必要。之所以設立國家安全學這個新興的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關鍵背景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整個國家的形勢變化，以及在國際環(huán)境中的位置變化，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安全做出一系列論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學術界與教育界也要對之進行回應。

復旦大學是國家安全學的新興一級學科的建設單位之一。我所在的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牽頭成立了復旦大學國家安全研究中心，聯合本校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上海市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等院系的老師，一起開展相關科研和教學工作。我本人長期從事國際安全理論方面的研究，在復旦大學承擔相關的課程，出版過相關的教材，也參與學科建設的一些工作中。

作為新興的交叉學科一級學科，國家安全學涉及諸多不同學科和領域。也正因此，在不同的學科和不同的領域中，找到交叉的基點，形成共同和基本的一些線索，搭建起理論知識的核心框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要構建區(qū)別于西方的或以往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理論知識體系。我自己一直在就此思考。

具體撰寫這篇文章的契機是，國際關系學院主辦的《國際安全研究》雜志，也在努力推動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基礎理論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等，便就這一選題征詢大家的意見，帶有約稿的性質。我覺得，自己也有所積累，不妨做一點嘗試，于是就開始寫這篇文章。

而在寫作過程中，我也在給復旦的同學上相關課程。授課過程中涌現的想法，自己之前閱讀和研究得到的想法，跟學生與同行交流過程中產生的想法，也都對文章有很大幫助。其中，還經歷過一輪比較大的修改。

一開始寫時，確實覺得比較難以把握。國家安全畢竟是非常特殊的學科，需要考慮如何把握分寸。過程中，我也與資深的老師做了探討。最后大家有了共識，就是按照基本的學術邏輯，深入研究那些我們能夠想到的重要且基本的問題。而在確定這些研究問題時，我不僅和國內的研究者有所交流，還與來這里訪問的其他國家的學者和學生進行交流，進行討論。

比如，教學和科研過程中，會面對很多學生和同行，我經常問他們：在你看來，你們國家遇到的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或問題是什么？對此，大家都有不同看法。我希望，帶入不同的視角和經驗，看能否找到某些更大的共性和區(qū)別，也就是說，在理解國家安全方面，能否超越單純的中國經驗，獲得普遍性的國家安全理論或知識。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思考過程。

澎湃新聞：國家安全的概念，歷史上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哪些既有的學科跟理論，能夠支撐國家安全學這一新興學科？

陳拯：安全是人非?；镜男枨?。作為政治實體，國家都對安全有一系列關切和行動。古往今來的政治家、研究政治社會的思想家，對此也進行了很多論述。

不過，把安全或國家安全作為一個學科，通常會追溯到二戰(zhàn)結束前后，美國出現了所謂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或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當時，美國要面對來自蘇聯冷戰(zhàn)的競爭壓力。當然蘇聯也有自己對國家安全的思考，歐洲國家乃至日本等國，也在基于自身情況考慮國家安全。從國際體系看，冷戰(zhàn)背景下，國家安全主要考慮的是外部威脅，特別是軍事和政治意義上的，包括意識形態(tài)層面一類的威脅。

冷戰(zhàn)中后期開始，世界上對安全的理解，有了非常大的變化。隨著學科和現實的發(fā)展，國際關系學科也出現了“非傳統安全”的概念。首先，構成國家安全問題的，不只是軍事和政治意義上的威脅，經濟、能源、生態(tài)環(huán)境乃至糧食等等，都成為國家安全要考慮的問題。其次，國家安全不僅是在對抗關系中要關注，還需要在各種合作中去考慮。最后，各種非國家的力量，同樣在國家安全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謂“非傳統安全”——就是綜合性的安全、合作的安全，以及各種復雜主體作用下的安全，越發(fā)得到重視。

中國的國家安全觀念發(fā)展，也有這類過程。1993年頒布的第一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主要是從情報、反間諜和反滲透等角度，去界定國家安全的，正是現行反間諜法的前身。以至于當下我們的普通學生乃至公眾，一講到國家安全，都會想到情報和間諜。實際上，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是2015年頒布的第二版，是在國家利益、國家發(fā)展等非常宏觀的層面，去統領國家安全。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也是以總體、綜合和多維的角度，界定國家安全。

因此，不同維度、 不同領域的問題都被列入國家安全的范疇。不僅包括政治、軍事的傳統方向，還有環(huán)境、公共衛(wèi)生等維度，乃至海洋、太空等領域?，F在的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有四個分支學科。包括國家安全思想與理論、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家安全治理和國家安全技術。正是一系列非常不同和發(fā)散的方向，構成了這一總體性、交叉性的一級學科。

要統籌好發(fā)展和安全

澎湃新聞：國家安全學有怎樣的發(fā)展方向？比如，如何促成更多學科的對話？要面向“中性的國家政權”構建理論框架，存在怎樣的矛盾和現實問題？

陳拯：現在整個世界高速變動發(fā)展。多種多樣的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很多學科都要參與研究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比如，新興技術越來越多，如人工智能、轉基因等。又比如，人類活動空間也在開拓，如面向網絡空間、外太空和深海等。在這類技術發(fā)展和空間開拓過程中，需要考慮對安全的影響，或說要在安全的視角進行思考。

從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建設角度，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現實動力。相應的理工科和技術面向的研究也會越發(fā)得到重視。而從學科主干來看，國家安全學仍然是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這是因為，國家安全是高度政治性的，技術也要服務于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和國家安全治理的過程。

因此，整個國家安全學的學科發(fā)展，未來可能有兩個方向。第一，是外延層面，因應現實世界的需求，需要拓展相關學科在安全維度上的研究。第二，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國家安全學作為交叉學科，要在發(fā)散拓展的過程中，發(fā)展出穩(wěn)固的學科內核。在此基礎上，才能對一些現象有基本的認識和理解，運用基本的原理和原則處理一系列問題。這是學科建設的題中之義，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學者參與其中，維護和發(fā)展學科內核的努力也會越來越重要。

在我看來，國家安全學最核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什么是安全問題，二是如何理解國家。比如，我文中強調“中性的國家政權”概念，西方發(fā)展出的國家安全研究，由于其國家自身在世界的先發(fā)優(yōu)勢，會將所謂威脅或危險，都認為是源自外部世界的。當然，這種情況也會發(fā)生改變。之前說到，同各國的同學和學者交流時，我發(fā)現，來自美國或歐洲國家的人，更多會視移民這樣的外源性威脅為安全問題的來源，也就是說，傾向于認為自身沒有問題，問題都是外面帶來的；而如果是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比如我們有很多留學生，探討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時，他們說的是“我們現在甚至沒有一個國家”。他們的國家當然也有政府和政權，但在我看來，回答者所認為還不具備的、這里討論的是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國家”。

理想意義上的國家，首先必須有能力建立和維持秩序，提供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務，以實現其公共職能。國家作為一種現代的政治理想，本來也有其中性一面。當然，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但與此同時，包括國家安全在內，國家在履行社會公共職能時，也就在實現中性的國家政權這一面。中性的國家政權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個具備基本能力的國家，而這種基本能力是要服務于國家的普遍公民，或說服務于整體利益的。正如中國所講的“天下為公”，中國講的國家安全，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民安全。

為什么要強調中性一面？因為，國家安全常常成為政治操控的對象和維護特殊利益的工具。相當多數國家的現實是，國家政權受到某些政治勢力的操控，中性一面做得不夠。西方國家所謂民主組織下面，也有非常多的大資本集團，比如近來討論很多的科技和金融的復合體等。當下很多的變和亂，背后都源于此。要真正做到中性的國家政權，其實是非常有挑戰(zhàn)的政治問題。這是各國今天乃至人類未來，在政治發(fā)展中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某種意義上，中國所做的各種探索，也是給發(fā)展中國家乃至全人類提供自己的思路和想法。

澎湃新聞：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最為突出的現實矛盾和問題是什么？

陳拯：我覺得，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統籌發(fā)展和安全。在我看來，這也是中國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問題之一。

比如，當下的技術發(fā)展，如人工智能等，對個人而言，要面對隱私保護的問題；而在國家層面，會造成分配問題，部分人相對受損，引發(fā)社會一系列矛盾。當然，還有環(huán)境保護和經濟發(fā)展的矛盾，對外開放和自主發(fā)展的矛盾。這類基本矛盾，反映在社會生活和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統籌發(fā)展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迫切需要總體研究解決。

另外，從國際政治角度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自身的發(fā)展和安全，和別的國家的發(fā)展和安全，能否更好地相容。就是說，我們處在快速發(fā)展過程中，可能會給別人造成不安全感，最后反過來影響到我們的發(fā)展和安全。需要避免和減少這類影響。

中國作為高速崛起的國家，堅持走和平發(fā)展道路。那么，過程中應如何統籌？中國跟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打交道時，比如科技交往，也會涉及一系列發(fā)展與安全的問題。如何去平衡發(fā)展和安全，如何能實現可持續(xù)的長遠發(fā)展和長遠安全，我覺得，這是最大、最核心的挑戰(zhàn)。這一總體性問題，可以發(fā)散到各種具體領域。

澎湃新聞：立足當下發(fā)展階段，中國應當如何看待發(fā)展與安全的關系？比如，哪些維度上要借助安全謀求更好的發(fā)展，哪些方面需要意識到不能尋求絕對安全？

陳拯：改革開放早期，講“發(fā)展是硬道理”。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人民溫飽不能滿足，經濟落后就是最大的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最重要的癥結是欠發(fā)展。普遍的共識是，可以通過發(fā)展，去解決包括安全方面的問題。故而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來到當下，在國內外的新形勢之下，統籌發(fā)展與安全的命題，就變得十分重要。

首先，伴隨著經濟發(fā)展，整個社會系統越來越復雜，現代社會本身就是風險社會，發(fā)展過程當中會出現很多安全問題。而一個國家越來越強大，不一定意味著它會更安全。很多時候恰恰伴隨更多外部風險和挑戰(zhàn)。其次，整個國際秩序，也不再是以往比較穩(wěn)定的狀態(tài)，而是處在重大變革期。這些都令安全問題凸顯，帶來一系列挑戰(zhàn)。

那么，如何借助安全視角謀求更好的發(fā)展？理解安全并引入安全意識很重要。技術層面的自立是最為典型的。比如說，一些企業(yè)的某種產品在某些國際市場上一度很賺錢，企業(yè)卻對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等方面沒有意識，那么可能只要一承壓，一斷供，就無法繼續(xù)發(fā)展下去了。

但另一方面，不能追求絕對的安全。這是一致共識。其一，從人的認知和能力來看，要找出并消滅所有的風險因素，這是做不到的。其二，安全也有代價，獲取安全的過程有各種直接和間接的代價，代價甚至超過發(fā)展的收益。其三，片面追求絕對安全，可能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果。特朗普就是一例。美國以追求絕對安全為目的做了很多事，但恰恰引起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反感和反彈，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反而造成更大的風險。國際政治學科有個詞叫“安全困境”。一國想讓自己變得更安全的努力，讓別國因感到不安全而采取反制行動，結果自己就變得更不安全。

要以多邊主義架構來共商、共建和共享

澎湃新聞：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愿景，要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如何把諸多方面串聯起來？如何區(qū)分中國的獨特經驗與普世性的價值？由中國而來的國家安全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對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形成怎樣的參考？

陳拯：“五個世界”，是從國際秩序角度表達的愿景，其根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創(chuàng)新探索和實踐，包括政治、安全、經濟、文明、生態(tài)等不同維度。比如文明方面，中國一直是多民族共同發(fā)展。經濟方面，中國提出了新發(fā)展理念。政治方面，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生態(tài)方面，中國已取得諸多綠色創(chuàng)新成果，等等。這也是自我總結和思維延伸的過程。

我一直覺得，中國在近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有很多的經驗和教訓，具有很強的世界意義。這些值得學者去挖掘。

其中，有一系列模式和經驗的碰撞。比如，發(fā)展經濟和技術的過程中，有不同的爭論。后發(fā)國家到底應采取何種目標發(fā)展現代化，又應以何種模式進入世界經濟體系？是否要保護自己的工業(yè)？技術是應該自主創(chuàng)新，還是要去外面引進？不同時代的答案也有不同的側重。這中間有經驗也有教訓。

這根本上是“兩個結合”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類似過程。從百年前追溯，中國是相對成功的例子。其中或許也有可以總結的經驗?；剡^頭說，中國也要討論，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在不同國家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中，找到更多包括國家安全在內的角度，進行思考和研究。

當然，放眼整個世界，中國的歷程與經驗，許多南方國家能否學習，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在國家能力建設方面，中國的經驗源于自身獨特的現實和歷史基礎，未必符合當地實際，我們也有很多方面在繼續(xù)探索。當然，也有一些基礎性的工作，比如經濟發(fā)展等，對發(fā)展中國家或許都可以借鑒。但借鑒過程也會很復雜。我經常和留學生說到，我只能告訴你中國是這么做的，做了這些事情，中國人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在你看來的成功，可能是由于這些因素，但能不能移用到你的國家，不一定。

當然，作為一種思路啟發(fā)，中國的經驗是很重要的。如果站在南方國家國民的角度，以往想到這些問題時，只能參照西方的模板。當下，中國的歷程和經驗，就提供了一種參照物。至于說，能否學習和運用，他們自己也需要進行“兩個結合”或“幾個結合”。

澎湃新聞：國際政治方面，中國怎樣尋求更大的國際對話空間來謀求共同的安全，怎樣能讓大家更能做到相互信任？

陳拯：這是我們國際戰(zhàn)略最大、最核心的挑戰(zhàn)。如果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舊繼續(xù)現在的崛起勢頭，如何贏得外部世界的信任和接納確實會是重大挑戰(zhàn)。這不僅取決于中國做了什么和說了什么，還取決于別國怎么看和怎么理解。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中國變得更強大以后，要學會自我約束，以此向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做出自己在安全利益上的自我克制和承諾，讓別國認可中國不會像某些國家那樣擴張勢力。如何讓對方相信，中國不會威脅自己？有很多種自我約束手段，如政策宣示等。但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通過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等全球治理機制，更多地和別國分享自己的權威，讓別國參與其中，也對自己做出一定約束。

這方面，特別成功的一個例子，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他國可能疑慮，中國人在全世界搞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是否為了服務于中國所謂長期戰(zhàn)略意圖？而亞投行就是一種新的手段和渠道。通過亞投行進行的這些投資，也是對其他國家開放的。一方面，決策變得透明，并非中國單方決策，大家都能參與其中，中國也受到約束和限制——雖然中國的影響力在其中是最大的，但大家一起商量，行動一起進行，成果也是大家分享；各方還可能從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是通過公開性較好、透明度較高的平臺去進行投資，分享自身的影響力，其他參與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對中國更為放心。反之，如果躲在黑幕背后，可以隨著自身的意愿朝令夕改，就會給別人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感，別人也會反過來施以更多警惕、干擾以及破壞。在這個意義上，要實現自我約束，更好地分享自己的影響。這樣看，國際組織是很重要的方式，也就是以多邊主義架構來進行共商、共建和共享。

另外，國際政治是非常復雜的，一定要有真正的朋友。除了要有軟的一手，可能也得有硬的一手。在這個意義上，找到自己真正可依賴的戰(zhàn)略伙伴，尤其重要。

要基于學術邏輯、學術標準提出自己的思考

澎湃新聞：對中國國家安全學自主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建設，您有怎樣的看法與建議？

陳拯：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要多做問題導向的研究。國家安全學是交叉學科，也是應用學科，需要回應國家各方面的現實需要。要更好地對接復雜的社會現實、前沿的技術動態(tài)，以及動態(tài)的國際環(huán)境，等等。需要讓國家安全學的研究，貼近這個時代的變化。讓這個學科更接地氣，是非常關鍵的?？鐚W科的努力也非常關鍵。比如，要與技術前沿進行非常密切的對話，要具備區(qū)域國別等相關的知識和能力。

舉兩個例子。比如，我特別鼓勵我的學生去做新興的安全領域的研究，如外太空、深海和極地等。其中會有新的安全問題。還有特別重要的是，海外安全，或說海外利益的保護。中國的公民和中國公民的財物，在世界上的分布越來越多，受到外部變化的沖擊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其安全問題也會是非常大的挑戰(zhàn)。

同時，要進行規(guī)律性、機制性的把握。非常重要的是，要更好地認識國家安全，認識國家安全問題背后的基本規(guī)律，把對學術學理的基本理解，與問題導向的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這是我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學科發(fā)展方向。

澎湃新聞：您今年的研究和閱讀的計劃是什么？有沒有推薦的書籍？

陳拯：我今年工作的重心會放在教學上，包括要在復旦大學開一門關于全球治理導論的新課，可能會把比較多的精力放在備課上面。所以，近期比較關心教學的事情，準備看有關不同領域，特別是新興安全與治理領域的材料。比如，對學生和社會大眾而言，總體國家安全觀系列普及叢書中的《國家太空安全知識百問》《國家生物安全知識百問》《國家極地安全知識百問》《國家深海安全知識百問》等都是值得推薦的參考讀物。

對國際關系專業(yè)的學生而言，最近有一些比較好的教材。比如，清華大學劉豐老師牽頭編寫了一本《國際關系中層理論十二講》。這本書是重要的學科前沿。此外還有一些國際政治研究方法類的教材，比如中山大學龐琴老師的《國際關系量化研究方法》，都值得同學們參考。

另外，我這兩天在讀的是季羨林先生的《糖史》。他在“全球史”潮流流行之前，就寫了這么一本挺有意思的書，通過糖來看不同文明交往的歷史。

我的感受是，需要做接地氣的研究，把個人的學術興趣、追求或說專長，和國家的需求或導向，去更好地結合起來。更希望學者回歸到學術。撰寫和修改文章時，我所遵循的一項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按照學術邏輯、基于學術標準提出自己的思考。這樣，所得到的成果一定是符合自主知識體系要求的。在我看來，恰恰要從我們學者個人的學術自主開始，才可能真正做到建設自主知識體系。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需要基于學術知識積累，按照學術邏輯，基于學術標準，提出學術性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