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以中華草書發(fā)展為脈絡的藝術史著，要同時吸引書法學界與普通讀者的關注，并非易事。常言道“外行看熱鬧，內(nèi)行看門道”，有些書，只有心懷熱愛、善于思考的內(nèi)行才能寫就。方淩波教授自幼習練書法，多年來臨池不輟，對書法的思考亦日益鞭辟入里。在近日出版的《中國草書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她不僅幫助讀者逐一梳理書法史上的每一位名家，而且對諸多代表性作品從哲學思想、時代風貌乃至宗教傳承的歷史背景進行多角度解讀。徜徉于這樣一部草書史中，讀者能遇見“仙風道骨、筆底波瀾的張旭”與“妙悟真如、狂草暢志的懷素”，會邂逅“尊儒崇佛、草書古雅的梁武帝”，也不妨傾慕“書道筆陣、精微奧妙的衛(wèi)夫人”。而有心之人，更可從書法技巧的角度切入，拆解書中內(nèi)容，獲得更深體悟。對讀者來說，閱讀本書，不只是欣賞書法藝術之美，更能在審美共鳴中確認這門藝術所承載的文化身份。

《中國草書史》，方淩波/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閱讀這部《中國草書史》，無論是初獲啟蒙的書法愛好者，還是能體味其審美意趣的行家里手，想來都會嘆服于作者點評名帖的精準與中肯。這不禁讓筆者想起張愛玲的《紅樓夢魘》，學者常常視之為考據(jù)類著作，但說到底，這其實是一位作家從自身創(chuàng)作視角出發(fā)，對《紅樓夢》不同版本間的先后真?zhèn)蜗碌恼鐒e工夫。張愛玲憑借獨有的細膩、敏銳和扎實的文學功底，為《紅樓夢》這樣的經(jīng)典去偽存真，重要性自不待言。在“二詳《紅樓夢》”中論及黛玉看寶玉佩玉的細節(jié)時，她寫道：“顯然夜談原有黛玉看玉的事，與后文寶釵看玉犯重，刪去改為現(xiàn)在這樣，既空靈活潑，又一筆寫出黛玉體諒人，不讓人費事，與一向淡淡的一種氣派?！彼拼硕匆?，恰如古語所說，“非精于此道者，不能言也”。

與此同理，不懂書法、不諳草書之人，倘若要撰寫草書史、點評名家名帖，也難免隔膜，而書中的點評，正是當行本色。正因作者經(jīng)歷了長年累月的運筆苦練，才能真正領會透著書法生命力的“骨、勁、肉、血”（宗白華先生語）。且看作者點評《冠軍貼》：

《冠軍帖》（圖1-2-4），用筆淋漓酣暢，使轉法度嚴謹，點畫起止分明，收放有度，有很強的控筆能力。點畫處的“實”與牽絲的“虛”相得益彰。帖中牽絲的虛實對比也值得稱道?！爸辍?span style="color: #ced4d9;">（圖1-2-5）字間牽絲，虛連處也一直保持用筆的圓勁；同樣實連處也很精彩，如“可恨”兩字間的連線，線條細而圓潤，字勢奇崛，振人心神；結字奇崛險絕，如“見”字內(nèi)斂蓄勢，“散”字險中求穩(wěn)，“粗”字將“米”旁右上點嵌入“且”部左上角，皆顯布局之妙。（第24頁）

圖1-2-4 《冠軍帖》

圖1-2-5 《冠軍帖》局部

在品評王羲之《遠宦帖》時，作者已然將書法家與書法史家的雙重身份融為一體。對用筆意趣和審美目標，她有著切身的體悟；同時，對書法作品的傳承流轉，她也了然于心。一些書法界流傳的逸事，經(jīng)由她的文字娓娓道來，別有一番韻味。這些素材與主題在書中相互生發(fā)，不僅讓內(nèi)行人讀來賞心悅目、頷首稱是，即便對書法鮮有涉獵的普通讀者，也能借助書中圖片，直觀感受到書法藝術的細節(jié)之美。

王羲之《遠宦貼》

當然，這本《中國草書史》并不止步于從書法實踐或草法史的角度羅列與品評歷代名家名品。從藝術與權力的關系而言，藝術的核心審美標準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各方權力博弈與歷史遞嬗的結果，書法自不例外，而草書更是集中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中國社會權力博弈與遞嬗的軌跡。為了揭示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與權力之間的互為因果，作者在本書開篇便提出了草書藝術與權力形態(tài)之間存在微妙關系的命題。整部書的論述，也驗證了這一學術觀察：

歷代有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草書作為一種書體，盡管歷代始終沒有進入官體文本的選擇視野，事實上卻成為朝野上下競相追摹效法的實用工具，就連不少帝王都熱衷草書。這里有多種因素，但書寫技巧的高難度，創(chuàng)作過程的自由度，以及自身所具備的豐富藝術內(nèi)涵，是它能夠生存并發(fā)展壯大的重要原因。（第25頁）

在中國書法歷史長河中，草書作為一門獨特的藝術形態(tài)，能夠長期居于中國審美標準的中心，并非實踐之偶然，而是各方權力博弈的結果。全書將審美與權力之間的張力作為研究脈絡之一，串聯(lián)起中國書法史的發(fā)展經(jīng)緯，繼而由此延展開去，將中華文明的諸多特質經(jīng)由草書這一載體充分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就此而言，讀者甚至無需具備艱深的書法知識，便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因果關系。

以東漢書法理論研究為例，作者將三部著名理論作品置于三個不同的學術維度加以評判：“趙壹、蔡邕、崔瑗分別從儒學政教、道家哲學、審美本體三重視角奠基書論?！?span style="color: #ced4d9;">（第29頁）其目的正在于為讀者確立一個權力博弈的框架，厘清中國文化身份塑造過程中，哪些哲學、宗教、思想與審美參與了博弈，它們又分別貢獻了哪些內(nèi)容與特質：

崔瑗《草書勢》首開書論先河，以“獸跂鳥跱，志在飛移”喻草書動態(tài)之美，確立書法審美獨立價值；蔡邕《筆論》更溯及宇宙本體，提出“書者散也”的創(chuàng)作心性論；趙壹《非草書》則從儒學經(jīng)世觀切入，批判“專用為務，鉆堅仰高”的習草狂熱。三論互為經(jīng)緯，共筑中國書學理論基石。（第30頁）

須知，書法與文化是一種共生關系，二者相互促進。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也是符合歷史的文化結論。經(jīng)由作者的梳理，讀者可以窺見一條較為清晰的路徑：今草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魏晉南北朝“‘共天下’士族的書法自覺”，這一論斷不失為合理的學術觀照與學理解讀；狂草的鼎盛，則可在隋唐“盛世氣象與東亞文化圈的形成”這一歷史語境中加以闡釋；至宋遼金時代，文人草書步入成熟期，作者便從更高層面兼顧了漢族士大夫的意趣追求與多民族書寫對話；元朝一代，書法作為漢文化的獨特載體，成就并促進了民族交融中的權力符號重構——其間，書法是重要而又有效的工具；進入漢人掌權的明朝，書法自然穩(wěn)居文化權力核心，隨著草書各大流派紛呈，呈現(xiàn)出百家爭鳴、宛若復調(diào)藝術的繁榮景象；清代草書的困境則折射出那個時代特有的文化困境，書法家們轉而聚焦碑帖，力圖在新的融合中找出一條文化突圍與藝術重構的路徑。

正如宗白華先生早年所言，自殷商以來，書法“風格的變遷很顯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術史中的地位，憑借它來窺探各個時代藝術風格的特征”。方淩波教授歷經(jīng)多年懸腕凝神、敗筆成丘的磨礪，不僅對用筆、結構、章法等書法要義熟稔于心，更對書法所涉文化與美學的廣度與深度條分縷析、娓娓道來。字里行間，既傳遞著中華書法史的文化信息，也涵養(yǎng)著新一代中國式審美的核心精神。

而此書的價值還遠不止于此。更進一步，它揭示了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與人類文明演變之間的深層互動，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反復求索的命題——中國應以何種方式融入世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我們曾嘗試拒絕融入，結果失敗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流于表面；“師夷長技以制夷”亦未竟其功；全面西化更不合國情。人們不禁捫心自問：一個失去自我身份的人，如何融入新環(huán)境？“我是誰？”這不僅是古希臘哲人的靈魂之問，也是近現(xiàn)代文化中國始終在探尋的命題。

倘若要為這一命題尋找一個答案，在中華文明發(fā)展歷程中找出一種獨有的、足以定義文明的藝術形式，則非書法莫屬。它既對士人文化有著深刻影響，又對蕓蕓眾生有著教化之功，進而塑造了今天人們所習稱的“中國式審美”。而在書法藝術中，草書最能體現(xiàn)這種審美的高度與深度——若論超越書寫與符號的基本功用，且占據(jù)民族精神象征性核心地位的，無出草書之右者。

方淩波教授正是以這部關于草書的厚重史著，真切地回答了文化中國“我是誰”的命題。而每一位新讀者的每一次閱讀，都將讓這份文化共識在新一代中得以傳承。華夏文化的墨香從這部新作中沁出，匯入世界文明的繁花錦繡，更添一段風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