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家正以驚人的速度產出科研成果，但承載這些成果的高質量學術出版平臺，卻大多掌握在西方商業(yè)出版巨頭手中。這不僅意味著學術話語權的旁落，也帶來了一筆堪稱高昂的經濟與時間“賬單”。

近日，在上?？茖W會堂舉行的Insight Press（睿見出版）首批高質量學術期刊創(chuàng)刊儀式暨第十一期“好望角科學沙龍”上，科學家、學術出版機構負責人與期刊主編齊聚一堂，探討了中國一流學術期刊建設的可能路徑。

“文章發(fā)出去，期刊買進來”

Insight Press創(chuàng)始人吳登生提到，據統(tǒng)計，全球目前活躍的學術期刊約有10萬本，其中核心期刊約2萬多本。在全球的科技期刊版圖中，美國和英國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反觀中國，目前被國際核心數據庫收錄的期刊僅有600多本。

吳登生指出，中國學者每年貢獻超100萬篇科技數據論文，占全球總量的40%左右，已然超越美國。然而，全球高質量期刊中，中國主辦的占比還不到4%。

這種情況意味著，為了滿足“發(fā)頂刊”的考核要求，中國科學家往往只能選擇將自己的成果發(fā)到國外期刊，不僅幫這些期刊漲名氣，還要付文章處理費。想要閱讀這些成果，中國科研機構還需要另外購買數據庫。

一位與會科學家算了一筆更為具體的賬：以國內一個中等規(guī)模的研究所為例，如果每年在國際知名子刊上發(fā)表150篇文章，僅支付給出版商的文章處理費就高達數百萬元。同時，該機構每年為了讓研究人員能夠閱讀外文文獻，還需花費三四百萬元購買國際數據庫的使用權。

“文章發(fā)出去，期刊買進來”，上海市科委的一位負責人總結道。這種“兩頭交錢”的模式，意味著中國科研機構每年在論文發(fā)表和閱讀上要消耗上千萬的科研經費。

除了高昂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同樣令科學家們備受煎熬。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分子細胞研究所教授、《qSCIENCE》共同主編韓衛(wèi)平坦言，隨著科研成果的不斷增多，傳統(tǒng)期刊的同行評議過程變得相當漫長。一篇論文從投稿、審稿到反復修改，往往需要耗費一兩年的時間。大量的時間被用于補充對核心結論并無決定性影響的細節(jié)。

他提到，當科學界最終看到這篇論文時，它所反映的可能已經是兩年前的研究成果。這嚴重阻礙了前沿科學的快速交流。

從國際巨頭到網絡平臺

西湖大學講席教授、《qSCIENCE》共同主編裴端卿提到，雖然外國商業(yè)出版巨頭主導的學術期刊模式在如今逐漸顯露出一些不足，但對于不少中國學人來說，在那些歷史悠久、聲名斐然的國際頂刊上發(fā)表文章，一度極大提升了中國科學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也幫助科學家獲得了更好的職業(yè)發(fā)展機會。

與會者們提到，反思這一模式不是為了“掀桌子”，而是為了探索更加高效和公平的辦刊策略。

吳登生指出，目前全球前十的出版集團壟斷了大約60%到90%的核心期刊資源。這種模式擁有強大的國際傳播力和成熟的平臺機制，但也存在過度商業(yè)化的缺陷?？茖W家群體不僅免費提供了稿件、承擔了同行評議的智力勞動，還要面臨動輒數千甚至上萬美元的發(fā)表費用，而期刊產生的巨大商業(yè)利潤和數據權益卻與科學家無關。這導致了科研貢獻與收益的嚴重錯配。

為了加速科研成果的分享、減少成果發(fā)表的成本，近年來興起了網絡開放平臺辦刊模式，例如預印本平臺（arXiv）或采取“發(fā)表后評審”模式的eLife。這些平臺極大縮短了傳統(tǒng)同行評議的漫長流程。

然而，吳登生提到，純粹依靠科學家自發(fā)維持的平臺往往在商業(yè)化運營和品牌積累上存在短板，且跳過傳統(tǒng)同行評議的初篩機制，在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中仍面臨較大阻力。

而在國內，學術期刊普遍采用機構依托型辦刊模式。這類期刊通常由高?；蚩蒲性核峁┙涃M和人員支持，穩(wěn)定性強。但其痛點在于，難以真正調動學術共同體的積極性。許多期刊名義上有龐大的編委團隊，但實際的辦刊重擔往往落在少數編輯部人員肩上，編委很難深度參與期刊的發(fā)展戰(zhàn)略與學術把控，導致期刊缺乏學術活力。

“多邊化社區(qū)”：回歸學術初心

究竟怎樣的辦刊模式才能突圍？吳登生提出了一種名為“多邊化社區(qū)”的合作博弈模式。

有別于傳統(tǒng)出版社作為中心節(jié)點的單邊或雙邊交易關系，這種新模式試圖將期刊打造為由科學家共創(chuàng)、共治、共享的基礎設施。平臺方承擔初創(chuàng)期運營成本與非學術環(huán)節(jié)的技術搭建，核心的學術決策權完全交還給頂尖科學家群體。

裴端卿提出，新期刊將追求極致的精練與快速，要求研究者在最短的篇幅內直擊科學本質，剝離冗長的形式主義。同時，期刊產生的社會與經濟效應也將反哺給科學共同體，試圖徹底改變科學家“只奉獻不享有”的弱勢地位。

一些與會嘉賓指出，該模式能否真正跑通，仍取決于一系列難題能否被解決。

首先是新刊的學術聲譽從哪里來？上海大學期刊社社長曾桂娥談到，真正決定一本期刊能不能“立”起來的，仍然是主編和編委團隊能否用自己的學術聲譽吸引到最好的稿件，并形成業(yè)界口碑。換句話說，機制設計再新，最終還是要回到“有沒有好文章、好作者、好讀者”這個樸素問題。新刊要建立信譽，無法繞開時間積累，也無法繞開學術共同體的長期檢驗。

其次是評價體系的外部約束。曾桂娥提到，當前很多辦刊困境，本質上并不只是期刊自身的問題，而與評價體系深度相關。如果科研人員仍然被數據庫收錄、影響因子、分區(qū)等單一指標強烈驅動，那么新刊的理念再理想，也必須面對稿件來源、認可度和評價門檻的現實壓力。

再次是治理機制本身的可信度。有參會者提出，人情社會背景下，如何避免熟人稿、關系稿，如何保證同行評審真正公正？對此，幾位科學家認為，匿名評審和利益沖突回避仍然是基本規(guī)則，質量把關仍要依靠高水平編委和學術共同體聲譽。如果失守，損害的首先是期刊自身的長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