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國內(nèi)思想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內(nèi)的數(shù)十種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一種聲音·阿甘本”系列譯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網(wǎng)站的專欄“Una voce”，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jīng)其授權(quán)刊發(fā)。本文收錄了發(fā)表于2026年３月到４月間的四則短文。

神想毀滅誰，會先讓他瘋[1]

那個如此難以置信，以至于人們不惜一切代價“拋開不談”的事實值得反思。即，多年來，治理那個號稱世上最強的國家的人，一直是一群從專業(yè)角度來看瘋了的人。倒不是要以這樣的方式，給一個政治判斷以一個極端的形式：如今，很多精神病醫(yī)生都同意，顯然，我們應該認為特朗普——當然，就像他之前的拜登那樣——在病理學的意義上瘋了，并且任何人，只要觀察他表達自己的方式，也都會同意這點。不消說，在這里，我們感興趣的不是名叫特朗普和拜登的個體的臨床案例；相反，我們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它在某種意義上領(lǐng)導著整個西方——卻被一個精神病人統(tǒng)治這個事實的歷史意義是什么？何種（甚至在政治的衰落之前）根本的精神和道德衰落能夠造成這樣極端的后果。虛無主義將封印西方的命運[2]，這是尼采在一個世紀以前在宣告神之死的同時就已經(jīng)診斷過的：但他卻沒預料到，這個虛無主義會以“瘋”的形式出現(xiàn)。也許，在某種意義上，出于同情和憐憫，神才會讓祂想要毀滅的西方不知不覺（nell'incoscienza）地、瘋狂地，而不是清醒地、負責任地走向它的末日。

2026年3月30日

譯注：

[1] Quem Deus vult perdere dementat，拉丁格言，即神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2]或西方的命運將以虛無主義告終，西方的命運是注定走向虛無主義。

棍與手

“斧，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鋸，豈可向用鋸的自大呢？好比棍掄起那舉棍的，好比杖舉起那非木的人”（以賽亞書10:15，和合本譯文）。先知的話描述的正是今天正在發(fā)生的情況。技術(shù)設備成了棍，妄想指引并在事實上指引那些掄起它、或者更確切地說相信自己掄起它的人。而就在人不再有能力支配自己創(chuàng)造的工具，陷入君特·安德斯[1]所定義的“普羅米修斯之恥”，放棄思考，服從從他手中滑落的棍的那一刻，人工智能出現(xiàn)了。

2026年3月16日

譯注：

[1]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 1902-1992），德國哲學家，“普羅米修斯之恥”（vergogna prometeica，prometheische Scham），指一種源自人自身的不完美與機器的日益完美之間的差距，即普羅米修斯之差（prometheisches Gef?lle）的羞恥感。在這種情況下，人根據(jù)機器來調(diào)整自身或者說“想變得像機器”，并為自己在自己的技術(shù)造物面前的低劣而感到羞恥。

西方的語法

在1942年的一篇評論中，路易·勒努[1]斷言“印度思想的基礎，是語法秩序的推理”。根據(jù)印度哲學，所有現(xiàn)實都可以分為實體（sostanza）、質(zhì)（qualità）和行動（azione）。無疑，這三個范疇源于對語言的語法分析：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事實上，波你尼[2]的梵語語法，和波顛阇利[3]的注釋也先于多數(shù)印度哲學文本。

我們可以問，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自己文化的基礎即希臘哲學來說也如此。這個假設看似有悖于傳統(tǒng)：傳統(tǒng)上人們認為，對“話”的各個部分的發(fā)現(xiàn)，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語法的發(fā)明，要歸功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但只要理解到這點，這個表面上的矛盾就會消失不見了，即，這里說的是，要成為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首先得是語法學家。

從始至終，西方都是一個語法文明。這個文明把對語言的分析、和語言向語法的建構(gòu)，作為它認識世界和支配自然的基礎。事實上，和一切宗教一樣，科學（它實際上變成了西方的宗教）也預設了一個被命名的世界（un mondo nominato）。在這個世界中，“是”論（ontologia）[4]，也即在語言中論“是”、整理“是”這個事實，被分成多個分區(qū)，每個分區(qū)由一門專門的科學來處理。也就是說，西方的命運，被寫進了印歐語言的語法以及它的各種“格”和層級依存的邏輯-句法關(guān)聯(lián)。而西方正是通過這個語法、這個語法的這些“格”和邏輯-句法關(guān)聯(lián)來在接合(articola)其語言的同時，表達(articola)其思想的。

因此，也許，只有把目光投向中國，也就是說，只有把目光投向那樣一種文化——它既不分析自己的語言，也不把語言建構(gòu)為一種形式語法；它在語言中看到的，是沒有任何語法接合（senza alcuna articolazione grammaticale）的單音節(jié)詞——我們才能找到一條擺脫“對語言的邏輯分析”（并非偶然地，在小學的時候這種分析就被教給了我們）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以命定的方式指派給我們的黑暗命運的出路，甚至催生出一種新的思想。

2026年4月20日

譯注：

[1]路易·勒努(Louis Renou, 1896-1966)，法國印度學家，這里說的是他1942年發(fā)表于《亞細亞學刊》的《梵語中儀式與語法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一文，見Louis Renou, “Les connexions entre le rituel et la grammaire en Sanskrit”, Journal Asiatique, 233, 1942, pp. 105–165。

[2]波你尼(Panini, 活躍于公元前4世紀)，古印度語法學家，以在梵語語法上做出的貢獻而著稱，著有《八篇書》。

[3]波顛阇利(Pata?jali, 活躍于公元前2世紀)，古印度哲學家，為波你尼的《八篇書》做過注釋，即《大疏》。

[4]即關(guān)于“是”的論述、學問，即“本體論”。

亞當?shù)挠變浩?/strong>[1]

只有記住這點，才能把握我們文化對于“人之‘是’(essere umano)”的構(gòu)想，即，這一構(gòu)想的基礎，是一個沒有幼兒期的人：亞當。根據(jù)創(chuàng)世紀的敘事，主創(chuàng)造并放進伊甸園的那個人是一個成人，主對這個成人說話，給他命令，并為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伴侶以免他孤單。也只有成人——肯定不是不說話的幼兒（in-fante）——才能給伊甸園的所有動物命名。

不奇怪，一個沒有幼兒期的“是”也不可能保持純真，相反，這樣的“是”注定犯下罪與過。也許，那種使基督教的西方注定把幸福和完滿延遲至未來的悲觀主義，就源于這個獨特的欠缺。這個欠缺使亞當成為一個在構(gòu)成上沒有幼兒期的“是”。也許，正因為這個比任何罪都更原始的缺失，一方面，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幼兒期才成為這樣的地方，在這里，我們懷想著不可能的幸福；另一方面，在社會組織中，幼兒期才被看作一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規(guī)訓、教育的，有缺陷的狀況。而如果說，精神分析在孩子那里看到了一切神經(jīng)官能癥的隱藏主體的話，那么，這也許正是因為，在我們內(nèi)里的某個地方，亞當?shù)姆妒健匆粋€沒有幼兒期的人——依然在起作用。

這意味著，只有在有能力把幼兒期還給亞當?shù)那闆r下，治療西方的病——一種通過壓抑幼兒期，最終使自己注定走向幼稚的成人文化的病——才是可能的。

2026年4月13日

譯注：

[1]infanzia，詞源上也有不-說話的意思，阿甘本所說的幼兒期正是這個不說話、無語言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