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fā)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lián)聯(lián)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和方法創(chuàng)新，探索立足中國發(fā)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zhàn)略，研究國家重大現(xiàn)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世界”，又該如何重新書寫世界？當下全球地緣政治分化，過往單一中心的敘事不再適用，而知識生產方式也在技術浪潮之中極速變革。要答好這一問題，離不開世界的胸懷和歷史的眼光。

為了解有中國立場的世界史研究如何推進，3月23日，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師范大學校長、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陳恒。他長期研究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西方城市史，持續(xù)思考全球史敘事結構和歷史書寫方式的演進。此外，陳恒還深度參與學術出版，推進平臺建設。他擔任總主編的六卷《世界五千年》（新世紀版），以共生（一個地球）、共享（多個世界）、共融（無限未來）為價值理念，將在2027年全部出齊。而他任校長的上海師范大學，具有深厚的城市研究傳統(tǒng)，其基地、智庫和期刊的一系列成果，也是在為書寫未來的新全球史做準備。

中國的世界史學界，正在用力探索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歷史書寫新途徑?！白晕遗c他者始終處于一種相互生成、彼此映照的互動關系之中；在理解他者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是在認識外部世界，更是在反觀自身、校準立場，從而更清晰地把握自我?！标惡闾岬?，要讓世界史和中國史更好地融合發(fā)展，共同研究中國文明的世界性資源；而在人工智能革命之下，需要認真對待文獻資源，便于編排使用，才能在未來歷史書寫中占得先機。

陳恒希望，把更多社會發(fā)展經驗、更多文明資源、更多城市節(jié)點，帶入新的全球史敘述體系之中。他認為，從大歷史的角度，隨著國家的發(fā)展，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有分量的作品涌現(xiàn)，在具備自主性的文明交流互鑒中，學術的判斷、審美和趣味也會有更大的提升。

要讓更多的社會發(fā)展經驗進入全球史敘述體系

澎湃新聞：在全球秩序動蕩、地緣政治分化的當下，我們是否正在經歷新的“世界觀重組”？又怎么看正在形成的世界觀念？

陳恒：世界既是真實存在的實體，又是被構建出來的。每個人類文明的早期，都有對自己和世界的想象。比如，希臘人把神廟所在地德爾斐視為世界中心，德爾斐以東是東方世界，以西是西方世界。中國也有天圓地方的概念。包括兩河流域、印度、中亞、美洲等地，都有自己對世界的理解。

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歸納了“三個世界”：第一個世界是物質客體世界，包括動物和非動物，以及它們之間的作用力等，是遵循物理規(guī)律并可被觀測的；第二個世界是內心意識世界，是人的主觀體驗，只能通過行為和語言推斷；第三個世界就是人類心靈的客觀產物世界，是心智活動外化而來的知識與文化產物，如哲學思想、科學理論與文學作品等。第三個世界也反過來影響第二個世界和第一個世界。

一個例子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寫了《馬可·波羅游記》，對當時的中國元朝做了大量介紹，這本書在當時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意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后來對這本書贊賞有加，說它不僅是一本故事集，關鍵是引發(fā)了其他作家的異域之談。也就是說，想象力起到了塑造世界的作用。

還有一個例子，1735年，歐洲學術界發(fā)生了兩件重要的事。其一，瑞典學者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出版了一本《自然系統(tǒng)》，其野心是把世界上所有植物進行系統(tǒng)分類。其二，歐洲支持的科學家聯(lián)合考察，要確定地球是什么形狀。也就是說，地球行星的意識開始出現(xiàn)。此時，離《馬可·波羅游記》的傳播已過了五百年。由此可見，人類對世界的構想也在發(fā)生變化。

重要的是，大家不斷構建自己想象中的世界。世界也可以有不同的構建方式。如今，中國式現(xiàn)代化取得的豐富成就，也從另一層面驗證了，人類建設這個世界有不同道路。

那么，當下以怎樣的觀念看待世界？首先，國際社會中，各國之間越發(fā)相互依存。另外，人工智能影響巨大，我們需要抓住這個機會，讓整個國家不致落后。最后，我們要立足自身，并要站位更高——甚至從宇宙的觀點，看待這個行星。這會更好地指引未來的發(fā)展道路。

澎湃新聞：全球史興起之后，經過“史學革命”，民族國家的敘事受到一定挑戰(zhàn)。有學者指出，每個人都是世界史家。這對歷史研究者又意味著什么？

陳恒：“史學革命”本質是要對歷史采取新的表達方式。換言之，傳統(tǒng)的史學表達方式，已不符合當下社會經濟發(fā)展，人們要對此進行突破?？傊瑹o論“西方史學”還是“歐洲史學”，“世界史學”還是“全球史學”，每一個歷史的書寫概念，都在回應著時代的發(fā)展變遷。

人類文明出現(xiàn)以來，往往是有著基本的人口規(guī)模和地域空間支撐的國家，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進而必須重視書寫歷史。這一規(guī)律一再被驗證。如果一個國家人口過少和地域過小，就很難書寫自己的歷史。所以，“史學革命”的概念方法，正是對此進行回應。社會不斷發(fā)展，必須有新的形式來呈現(xiàn)。

當下，我們說要破除“西方中心論”，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發(fā)展沒有中心。歷史上看，世界文明的中心，從15世紀的意大利開始——文藝復興使它成為歐洲的文化和學術中心。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殖民擴張，成為歐洲的知識中心。18世紀，法國因啟蒙運動成為學術中心。而后，英國作為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發(fā)源地，也成為學術中心。19世紀，德國成為學術中心。到了20世紀，美國成為全球學術中心。這些地方發(fā)生了重要的知識生產和傳播，也涌現(xiàn)出諸多新觀念和時尚文化等，對世界產生了影響，這是無法否認的，我們必須認知研究背后的成因。

我們承認歷史有發(fā)展的中心，但不能把這個中心作為唯一標準，用它衡量所有文明——這是最為忌諱的。我們今天講“史學革命”，也意味著，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讓我們完全有能力重新書寫歷史。我們要去做的，是讓更多的社會發(fā)展經驗進入整個全球史的敘述體系。

美國歷史學家帕特里克·曼寧（Patrick Manning）在《世界史導航》中曾說：“人人都是世界史家?！痹诖酥埃?931年，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就曾說過：“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這兩句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在表明：雖然歷史是客觀發(fā)生的，只有一個真實存在，但歷史學家都試圖追求這種發(fā)生過的真實性或再現(xiàn)歷史的真實性，這是所有歷史學家最高貴的夢想。然而，每個人對歷史的理解方式不同，表達方式也不同。

當下說“人人都是世界史學家”，又有不同含義。第一層含義是：過去那種圍繞民族國家的文明史的寫法，可能受到挑戰(zhàn)；當下每個人的經驗，包括東方世界、邊緣人物，都可成為歷史書寫對象。而另一層含義是：歷史書寫的視角也在發(fā)生變化。比如，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如果在中國，那么就是中國史學家；如果在英國或德國，而去做中國史研究，那么在英國人和德國人眼中，這位學者會變成研究外國史的人。我們不僅要研究世界史的對象本身，還要研究世界歷史書寫的空間轉換過程。這對我們也非常重要。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史學革命”的意義和“人人都是世界史學家”的說法。未來，整個國家對世界史研究的需要會越來越大。整個歷史發(fā)展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在改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話語內容、表達方式，乃至基本概念，也都在逐漸發(fā)生變化。我想，十年后再看今天，社會語言一定會發(fā)生很大變化，就像現(xiàn)在看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的感受那樣。

澎湃新聞：“歐洲奇跡”“大分流”等，長期以來被視為解釋現(xiàn)代性的關鍵命題。其中是否也凸顯出敘事結構的差異，即“不對等書寫”？當下，對全球史的研究，是否可能找到更好的設定問題的方式？

陳恒：本質上，“歐洲奇跡”等講法，是“西方中心論”的概括表達形式。我個人提出的概念是“農業(yè)史學”和“工業(yè)史學”?？梢灾v，18世紀前是農業(yè)史學階段。這一階段，人類運用豐富的題材和多元的表現(xiàn)形式，對世界進行想象和描繪，比如中國的詩詞歌賦等。而自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后，人類進入“工業(yè)史學”，對世界的敘述也有整齊劃一的趨向。比如，今天見到的所有學術產品，包括章節(jié)、引文和參考文獻等，都以同一格式編排。這當然有很大的合理性和益處，但也有令人思維趨于狹隘的弊端。

所謂“歐洲奇跡”，和希臘“奠基神話”（foundation myth）概念類似，是一些認知世界的不同方式。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在不同時代的發(fā)展有先有后。歐洲文明的發(fā)展是有連續(xù)性的，從希臘和羅馬，到中世紀基督教，到近代資本主義，再到現(xiàn)代。中國文明的發(fā)展也一樣經歷了高低起伏，其中也有不同的現(xiàn)象。這其中呈現(xiàn)的狀態(tài)是暫時的。未來誰能夠取得更好的成就，很難說。

關于“不對等書寫”，本世紀初，印度裔美國歷史學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其中指出，西方的學術生產已經日?；?，鑲嵌在西方世界每個人的內心當中，也影響到東西方世界從事學術研究的思想家。比如，歐洲出現(xiàn)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非西方世界的學者也不得不去讀；甚至研究中國本身的問題，也要大量引用西方漢學家的著作。一篇論文若沒有大量參引西方主流作者的重要作品，必然無法通過學術評審。但歐洲近當代的重要學者，不看非西方作者的研究，也能寫出讓學術界感到很好的作品。

這種關于不對等的觀點，德國史學理論家萊因哈特·科塞萊克 (Reinhart Koselleck）1979年在《未來的過去》一書中就提到，西方民族之間同樣不對等，從古典世界的希臘人和所謂蠻族，到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和異教徒，再到近代的人類和“超人”。這個觀點對史學理論研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當下，“不對等書寫”的狀況正逐漸改變。中國學術界不斷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推出優(yōu)秀的作品。雖然論文對評職稱很重要，但對學者而言，最關鍵的是，是否有專題性或通論性的著作，能夠自成體系并讓人心服口服。我個人觀察，這幾十年來，中國學者的這類作品不斷增加，學術界的水準也不斷提高。如果我們更加重視基礎性人才培養(yǎng)，學術更加國際化，對文科有更加持久的戰(zhàn)略耐心，中國一定會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全球性作品。

應該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我們承認西方取得的成就，也要關注西方在發(fā)展中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存在哪些不合理性。我們不能關起門來孤芳自賞，而是要研究西方本身發(fā)展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才能把自身更好的東西提煉出來。

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非常重要，世界各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要敢于拿來，而在拿來的過程中，也要采取揚棄的態(tài)度。實際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也有許多不能沿用的糟粕。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隨著國家的發(fā)展，我們的學術在判斷、審美和趣味上一定會有大的提高。

對文科要有戰(zhàn)略耐心

澎湃新聞：中國的史學傳統(tǒng)極其深厚。由此出發(fā)，如何形成具有生命力的世界史研究表達？

陳恒：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是比較復雜的。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提到，希望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fā)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也就是說，各方研究力量的整合，相關學科的融合發(fā)展，是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基礎。后來，我在中國歷史研究院舉辦的一個大會上發(fā)言提到，中國歷史研究院要成為“中國的歷史研究院”，而不是“中國歷史的研究院”。這兩個概念完全不同，前者研究的既包括中國史，也包括中國以外全人類的歷史。而后者的注意力就只能放在中國歷史上。自我與他者始終處于一種相互生成、彼此映照的互動關系之中；在理解他者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是在認識外部世界，更是在反觀自身、校準立場，從而更清晰地把握自我。

中華文明自身有幾個重要特性，如連續(xù)性、和平性等。這與對外包容有很大的關系。其中的脈絡需要我們探索。

中國對世界的了解，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在古代中國，對中原以外的異域文化，也非常包容和感興趣。這方面著述也不少。到了鴉片戰(zhàn)爭以后，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一批人，林則徐、魏源和徐繼畬等，也都用著作表達了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再向前推，明末清初，在文化意義上放眼看世界的人實際在上海，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啟。徐光啟和利瑪竇聯(lián)手翻譯《幾何原本》，在諸多實踐中引入了西方的科學知識。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傳統(tǒng)士人已意識到，需要外來文化激活和補充中國自身的文化。如果沒有外來文化作為借鑒，自身文化會變成死水一潭，或是不斷固化延伸下去。

從世界史學科意義看，1949年以后，中國主要受蘇聯(lián)史學影響。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外國史學是按蘇聯(lián)模式去推進的。而改革開放以后，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歐美所起到的影響非常大。這兩種模式先后影響了我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由于模仿別人對世界的認知、采用別人習用的方法而一路走來，解釋世界的主體性乃至知識生產的主導權，其實不在中國學者自己手里。

如今，隨著國家發(fā)展，我們也在形成自身對世界的認知和考量，要以自己的方式對未來的世界做貢獻。尤其是，我們生活在上海，對這座城市的極速發(fā)展，感受最為深刻。很多來中國走走的人，也會發(fā)現(xiàn)觀念的變化。這是文明交流的力量。

從學科的角度，我們要把中國史、世界史本身不相往來的狀態(tài)打破。在內容和方法上，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中外交流史、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等等。中國有大量優(yōu)秀的文化資源，如絲綢之路，又如明清以來的各種資料文獻，都具有世界性的意義。而中國文明也一直在連續(xù)發(fā)展，會出現(xiàn)更多的世界性資源。這些對我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可以不斷地把文化遺產的價值開發(fā)出來，把它們作為世界史和中國史去共同研究的話題。

學者到了一定發(fā)展階段，尤其是成為教授以后，不必為評職稱和申報課題去寫文章，也要更關心這個時代和國家，思考如何把自身所學和國家所用結合在一起。如果每個成熟的學者都這樣思考，那么我們一定會構建出一些更好的解釋世界的理論方法。由此出發(fā)而來的成果，在一定意義上，因為具備內在的道德感召力，也會令外界更愿意接受。

澎湃新聞：作為全球節(jié)點的城市，是否也可視為一種更好的世界史敘事切入點？

陳恒：從生態(tài)主義講，人類并非這個世界的主人，是和所有生物、非生物共享這個世界。但現(xiàn)實中，因為人類具備獨特性，搞出了很多發(fā)明創(chuàng)造，一定意義上變成這個世界的主人。

而人類最重要的兩項發(fā)明，在我看來，就是城市和大學。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很好的城市和大學，稱不上是文化高度發(fā)達的國家。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提到，人們認為中世紀是黑暗的，但中世紀的一項重要發(fā)明，足以照耀整個文明——那就是大學。最早的學者職業(yè)團體，在中世紀的意大利北部出現(xiàn)，演化成后來的大學，功能也發(fā)生變化。城市也是這樣。一座偉大的城市，對一個偉大的國家非常重要。剛才說到，幾個世紀以來，現(xiàn)代西方的中心一直在變遷。如果21世紀屬于中國，上海也一定要成為世界上最頂級的城市。

我們之所以重視城市，因為它解決了人類的很多問題。比如，城市有集聚效應，所有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必須在城市應用和傳播，才能最大程度地發(fā)揮作用。每個人都會享受到其中的公共福利。同時，城市具有包容性，體現(xiàn)了人類所有文明的要素。我們面對城市，可以找到書寫文明發(fā)展的很多路徑。

與此同時，一個偉大的國家，也需要進行宏觀的歷史敘事。這要考慮如何巧妙地講述，滿足人們對道德價值的期待，去符合時代的需求。所以，面對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城市是我們進行歷史書寫的重要節(jié)點。

上海師范大學也積累了一些城市研究的傳統(tǒng)。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是上海市屬高校中唯一一個教育部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是上海市首家重點智庫；還有自己的雜志《全球城市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都是在為書寫未來的新全球史做準備。

這方面，我們也在用力探索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歷史書寫的新途徑。但很多東西積累得不夠，需要繼續(xù)努力。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三五代人乃至更長時間，才會真正建立起一個結構，讓別人自動運用和輸出我們的學術作品與文化產品。如今是把目標提出來，我們要不斷努力去實現(xiàn)。

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綜合性大學一定要重視文科建設，尤其是與域外研究有關的學科。一所學校的這類學科真正出色，才能說明自身在世界上具備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這類學科的良好發(fā)展，會為全體師生的未來提供無限的潛力和可能性?？陀^而言，當下歐美世界出現(xiàn)的、讀來令人激動的原創(chuàng)性人文社科作品，也集中在牛津、劍橋、哈佛、耶魯?shù)染C合性大學。大量優(yōu)秀學者聚集在這些大學。而這類現(xiàn)象要在中國涌現(xiàn)，還需要很多年。

所以，我們對文科要有戰(zhàn)略耐心。一定意義上，文科是國家發(fā)展方向的定海神針和壓艙石。需要讓人文社會科學的杰出學者，能夠去做應有的指引方向的事情。

面對人工智能革命，有關話語權的基礎性工作更值得重視

澎湃新聞：當下，數(shù)字技術與人工智能如何應用于歷史研究，又會對未來的世界史研究產生哪些影響？

陳恒：法國歷史學家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29-2023）在1968年曾預言：“凡是不能量化的歷史是沒有資格稱為科學的”，“歷史學家將成為一名程序員，否則他將一事無成?！睅资旰?，這一預言已成為現(xiàn)實，歷史學家出現(xiàn)了職業(yè)危機，人工智能可幫助處理大量看似繁雜的問題。人機共同書寫歷史的時代一定會到來，只是還不確定其表現(xiàn)形式。

人類歷史上有五次影響很大的革命。每次都伴隨所謂“大分流”。大約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6000年，出現(xiàn)了第一次革命，即農業(yè)革命。它解決了人類定居的問題。人類能夠儲備糧食，保證不餓肚子。這是社會不致混亂的基礎。第二次革命是城市革命，這里借用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的概念。它解決了人類的安全問題，有住房可以遮風避雨，有城墻可以抵擋野獸。當時，人類還有很多尚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比如怎樣把思想觀念傳遞給別人。在中國印刷術的基礎上，1450年代德國出現(xiàn)了谷登堡印刷機。它可以把過去認為神圣且昂貴的知識，大量傳遞給民眾。民眾經過掃盲，文化程度提高，印刷品為之提供的就是共同的文化認同。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也由此形成。在這個意義上，這場印刷革命對人類社會影響甚巨。

到了第四次革命，就是工業(yè)革命，解決如何讓人的力量無窮放大的問題。由瓦特發(fā)明的蒸汽機開始，帶來了一系列革命性的變化，同樣是過去無法想象的。這場革命的影響一直持續(xù)到今天。我們都籠罩在工業(yè)史學的書寫范式之下。但我認為，這即將成為明日黃花。

因為第五次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到來了。人工智能是要讓人的大腦無限放大，讓智慧無限展現(xiàn)出來。我們將逐漸進入人機共同書寫的時代。書寫歷史的方法、對歷史材料的認識等方面，都會產生巨大變化。

幾年前，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說到，“文獻峰值”（Peak Document）時代即將到來。過往，我們的歷史文獻，主要源于過去的文字記錄，可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的碑銘石刻，去驗證相應的文字記載。而如今，文獻材料以不同形態(tài)出現(xiàn)。全球使用互聯(lián)網的人有60億，產生海量數(shù)據(jù)。

這帶來兩方面挑戰(zhàn)。其一，這些文件如何保留。如果數(shù)據(jù)庫瞬間崩潰或消失，這段歷史也就變成空白。如何像過去保存紙質文件那樣，保存互聯(lián)網上的數(shù)據(jù)信息，這是人類面對的一個巨大挑戰(zhàn)。

其二，對研究者來說，過去的文獻資源，需要依靠索引去翻查，如果沒有索引，就要靠記憶力去找。當下，人工智能數(shù)據(jù)庫中有海量的作品和文件，我們瞬間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東西。那么，如何分類采集、編排和使用文獻，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目前，第一要務就是要認真對待文獻資源，這樣才會在未來歷史書寫的競爭中取得先機。據(jù)我所知，別的國家也正在做這類數(shù)據(jù)庫的工作，界面友好且檢索方便。文獻對這個時代極其重要，如果這些基礎性的工作沒有做好，可能我們未來的話語權也會丟掉。

澎湃新聞：在全球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方面，還需要著力的方面是什么？

陳恒：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億萬年的地球上，五千多年的人類文明史，不過是滄海一粟。未來有很多可能性，我們要充滿信心。

舉例說，當下英語占據(jù)霸權地位。而英文真正有文獻記載，是在公元6世紀。當時中國處在隋唐時代，進入了第二個文明高峰。而公元6世紀之前，英語還是未形成文字的民間方言。自18世紀，英語才開始取得霸權地位。就在這短短二百多年里，人們的學術語言和學術概念，都要用英語去表達。如今，世界上90%以上的主要期刊，以及大量學術專著，都是用英文發(fā)表的。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慢慢做，把自己的國家做成世界上一流的、適合人居的地方，讓每個人都能夠很驕傲和自豪，那么我們的學術產品也一定會自然出現(xiàn)。

中國的學術話語權也在逐步增強。近幾年，中國開了幾個國際性的大會。比如，世界漢學家大會、世界考古學大會，還有最近的世界古典學大會。放在20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現(xiàn)在，通過舉辦和參與這樣的活動，中國歷史研究者不斷和全世界的學者交流，我們了解到國際上在研究什么，也讓國際學者更了解我們，思考如何讓學術更好地對話，也逐漸具備了潛在的發(fā)言權和話語權。

我相信，問題最終都會解決。中國有這么好的文化基礎，這么多勤勞的人口，這么龐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國人太聰明了。能寫出《史記》的民族，怎么可能發(fā)展不好？

世界史研究，要面向現(xiàn)實，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澎湃新聞：當下面對去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如何才能保持開放性，形成具有持續(xù)性的學術共同體？

陳恒：具體的思潮和做法，都可能影響世界史的發(fā)展。作為學者，我們應該教育公民，要具備世界的眼光，要有包容性。我們編了六卷《世界五千年》。第一卷在2025年出版。2026年會再出版三卷——上海書展期間，會發(fā)布第二卷和第三卷；年底會發(fā)布第四卷。2027年將全部出齊。我們要把這些書送到各個中小學，并開展各種活動，來告訴同學們，地球上有各種共生的文明，相互可以取長補短。我們強調的文明的多中心性、平等性、共享性體現(xiàn)在敘述的方方面面，期冀充分表達共生（一個星球）、共享（多個世界）、共融（無限未來）的價值觀，這些一定會為塑造青少年的歷史觀、文明觀、世界觀奠定基礎。讓孩子們從小就有包容的世界觀念，這對國家未來的發(fā)展會非常有利。

學科層面，也需要更多探討交流和有所堅持。比如，區(qū)域國別研究方面，“中國式區(qū)域國別研究”也被提出。這對整個國家是非常好的。但面對“區(qū)域國別”的概念，大家會產生不同理解。從世界史這一學科而言，我認為，學術共同體需要共同思考，這個概念對國家、對學科乃至個人，意味著什么。

當下，學術研究會更多轉向服務國家戰(zhàn)略。很多學術資源和學者的注意力，也投入到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之中。相對而言，世界史研究是基礎性學科，投入大，難度大，產出少。但我想，世界史學者會堅持下來，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定力所在。實際上，世界史的基礎性研究，也可以改變其他相關研究者的想法。比如，面向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有時只關注單個或局部的問題，有失片面；而基礎性研究的思維訓練，會讓學者具備系統(tǒng)、全面判斷的能力。這是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我一直是個樂觀主義者，上述所言也是我樂觀的基礎。

澎湃新聞：學術的再現(xiàn)代化，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維度。構建中國自主的世界史知識體系，有哪些已經展開和正在著力的方面？

陳恒：世界史的學術研究，要有三個面向：面向現(xiàn)實，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把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建設的成就和經驗，用世界的語言寫出來，納入世界史的體系，讓別人理解和接受。這對我們學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

必須面向現(xiàn)實。從事世界史的研究，心里裝著時代和國家，學問才會有高度。在具體研究中可能會有很多小問題想不明白，這時就不能關起門來做學問，而要面向現(xiàn)實?！鞍颜撐膶懺谧鎳蟮厣稀?，也有這樣的含義。

面向世界，就是要有拿來主義的勇氣，有包容關切的仁愛之心，也要有揚棄的眼光和能力。不能一概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學習別人的長處，是永遠都不能停的。這就是面向世界的眼光和胸懷。

另外，要面向未來。哪個國家掌握了人工智能的主導權，讓人工智能在各個領域用得更好，就會獲得未來一兩百年的發(fā)展機遇。要在此基礎上，去研究歷史的問題，討論理論的問題，關懷現(xiàn)實的問題。

所有面向個體的經驗研究，最終都從屬于學科的知識體系；而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也要服從于更宏大的國家敘事需要。我們需要具備相應的眼光和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5·17”重要講話中提到的“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對人文社會科學提出了極高要求。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性，建立在國家高度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上。而中國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我相信，未來一定會出現(xiàn)好的作品。

從學術共同體看，我們要更為關注教材。教材是重中之重，是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基石。教材意味著知識的標準化。知識要進入流通體系，必然要先過教材這關。另外，教材也隱含了大量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

美國人就對教材極其重視。一個例子是，美國學者哈羅德·拉格（Harold Rugg），編寫的一系列教材，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批判美國社會不平等，曾一度流行；而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時，由于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美國人認為這些教材顛覆意識形態(tài)，對此強烈抵制甚至下架焚燒，它們從美國教育體系中迅速消失。

另一個例子是，1987年8月，《紐約時報》登載了20世紀美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19本教材的名單。其中人文藝術的占了6本。這反映出對文科的重視。教材成為經典教科書，也是長期主義的結果。比如，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首版于1948年的《經濟學》，就在這一名單中。如今《經濟學》已修訂了20版。根據(jù)我的計算，平均不到4年，每本教材必須修訂一次。這也能持續(xù)維護自身的話語權。

中國也越來越重視這些工作。更重要的是，教材編寫和時代變遷緊密相關。在民國時期和解放初期，農業(yè)學術和工業(yè)學術的交匯處，諸多學科奠基人的成名作，也同樣是教材。比如，錢穆的《國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等等。商務印書館出的一套“中國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 ”，其中有大量此類教材。而另一套“中華當代學術名著輯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著作。后者與前者的面貌完全不同，后者是專深的學術研究，讀者大體對前者印象更加深刻。實際上，教材是學科奠基者的重要法寶。學科奠基者完成現(xiàn)代學術的轉型后，下一批學者是在各個領域宏偉的學術大廈上進行修補，而非提出原創(chuàng)性的宏大框架、理論和方法。

我們如今正走在從工業(yè)文明向人工智能發(fā)展的節(jié)點上。過往的歷次革命，都是以人為中心去拓展能力，而面前的這次革命，是以硅基技術為中心的人類全面能力拓展。新的時代也正需要大量的學術奠基者。那么，如果有人抓住這個時代，以教書育人為核心，去做相應的學術專著，也會成為未來的學術奠基者。

澎湃新聞：如果年輕人有志于世界史研究，應具備怎樣的態(tài)度和能力？

陳恒：歷史研究是個苦活。首先要有真愛，才會有長期堅持的精神和態(tài)度。不要遇到一些小困難就打退堂鼓。如果真心喜歡，那么歷史研究是非常好的職業(yè)。一個人若能堅持下來，成功的機率還是大的。

世界史的研究，需要經受很多訓練。除語言訓練以外，還要去理解和掌握民族、宗教的問題。這兩點如果搞不清楚，很難做到理解世界。當下，人工智能雖能帶來很大方便，但也編造出很多不存在的所謂“幽靈文獻”。如果不進行訓練，研究者不會具備相應的判斷力和鑒別力。這些訓練非常困難。如果立志從事歷史研究，就要長期堅持，堅持下來才能學有所成。

第二，要敬畏學術，心中有這個時代和國家。研究者只有具備這樣的胸懷，才會走得更遠更高，讓作品凸顯出為人的品質和境界。歷史學家或貫通古今的哲學家，國家遇到關鍵問題時，會成為重要的智囊。比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二戰(zhàn)期間擔任英國最重要的智庫首腦。這是因為，得益于歷史的學術訓練，歷史學家具備通達、全面和系統(tǒng)的觀點。因此，要把小我放到大我當中去發(fā)展，既能實現(xiàn)個人的學術理想，也能為這個時代和國家去服務。在這里，我要特別推薦北京三聯(lián)書店剛出版的一本著作《一代傳奇陳翰笙：學術與革命的雙重人生》，陳老是中國智慧和世界文明完美融合的產物，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個人全球史。

最后，我們要善于使用各種智能工具，了解世界的發(fā)展趨勢，學會如何將工具為我所用。未來的研究方式將與傳統(tǒng)的閱讀方式有所不同。我們這代人正處于過渡階段，但我相信人類的發(fā)展會越來越好，我們的學術研究也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