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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7年：北宋儒家是如何絕地反擊的？

2026-05-20 16:2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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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107年，這是大宋大觀元年，大遼乾統(tǒng)七年。

發(fā)現沒有？大宋今年改年號了。為什么要改？就因為去年天上出了一顆彗星。這是上天示警啊，老天爺對宋徽宗的表現不滿意啊。宋徽宗把手一揮：好吧，那前面的不算數，咱們再來一局。皇帝重開一局，最簡單的方法，可不就是改年號嗎？

上一個年號叫“崇寧”，崇尚熙寧，意思是要崇敬他爹宋神宗那個火熱的變法年代。新年號叫“大觀”，這個詞兒出自《周易》——“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你可以感覺一下這個姿態(tài)的區(qū)別：“崇寧”是仰著頭崇拜先人，“大觀”是低下頭俯瞰眾生。畢竟當了七年皇帝了，徽宗要開始“做自己”了。從這個年號里，你也看得出來徽宗這個人的偏好——他喜歡漂亮的字眼，喜歡堂皇的姿態(tài)，喜歡一切看上去華貴高遠的東西。

今年還有一件事，咱們得順便提一句——蔡京又回來了。去年蔡京剛剛被罷相，今年就又官復原職。蔡京這個人太能干，所以徽宗對他是又防著、又離不開。你等著看，這對歡喜冤家反復分手、復合，后面還有好幾次，到時候我們會說到。

而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們要把目光從開封挪開。我們要向西，去洛陽。這一年10月，一代大儒程頤在洛陽家里去世了。有個你熟悉的成語“程門立雪”，主人公就是程頤：

兩個學生冬天來拜見他，程老師正在屋里閉目靜坐呢，兩個人不敢打擾，就立在門外等著。等老師睜開眼，門外的雪已經積了一尺深?，F在的中國人但凡要講到尊師重教、求學心切，都會想起這個典故。

到了這一年10月，程頤已經病重垂危了，一個學生走到床邊對他說：“先生啊，您這一輩子講的學問，今天這個時候，正好用得上啊。”那意思：我要學習一下，你是怎么用這一生的學問，來面對死亡這個大難題的。程頤用盡最后一點力氣，緩緩吐出了六個字：“道，著用便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是一個“道”，道這個東西只要一沾上“用”這個字，它就不是道了。這就是一代大儒程頤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句話。你聽著這幾個字，有沒有覺得耳熟？

對，公元1101年，東坡先生臨死的時候，也是講了一句話，叫“著力即差”。學生勸他要努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東坡說，不對，這事兒不能努力，一努力就不對了。

你看，一個說“著力即差”，一個說“道，著用便不是”。表面上看，這兩個老人都很豁達：別使勁、別功利、看開了。但你仔細品：這哪里是豁達？這是較真。

兩個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還在跟一句話較真。死神都已經進屋了，他們還要把學生口中的一點點小偏差修正過來，才肯撒手。他們對自己一輩子相信的東西，真是守護到了最后一秒。

按說，像程頤這樣的當世大儒，而且還給宋哲宗當過老師，這樣的人物去世，應該是“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是一件很大的事兒吧？并沒有。因為程頤的名字，就刻在我們上一期節(jié)目講過的那塊碑——“元祐黨人碑”上。這個時候的程頤，他的學問被明令禁止的，他的身份也是一個犯了錯誤正在被朝廷處罰的官員，所以他死的時候，門庭非常冷落。那么個大儒去世，一輩子教了那么多學生，敢在祭文上簽名字的，只有區(qū)區(qū)四個人。大儒邵雍的孫子，跟程頤算是世交，也只敢乘著夜、摸著黑，一襲素衣，一匹白馬，去程頤的墓地，偷偷地吊唁一下。所以，在當時人看來，程頤去世，不過就是在洛陽死了一個不合時宜的老學究而已，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們現在回頭去看歷史，當然知道，他這一死意義重大。在中國思想史上，程頤是所謂“北宋五子”之一，對，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個人合稱“北宋五子”，程頤是他們當中最后一個去世的。

那今天這期節(jié)目，我們就借著送別程頤先生，回頭看看這五個人——他們合起來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他們開創(chuàng)的理學，對中華文明到底產生了怎樣影響？

絕地反擊

我知道，今天聊這個話題有點風險，大家一聽什么“理學”，內心難免反感。清代的時候，戴震就說“理學殺人”。到了五四時期，魯迅那本《狂人日記》里不是說了嗎：“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以至于我們現在對理學的印象就是：裹小腳、立牌坊、說什么“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沒錯，“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這八個字，確實就是程頤說的。

這么腐朽的東西，我們今天還有必要了解它嗎？

但是，了解思想史的趣味就在于，我們不僅要看到一種思潮老化后、僵死后的衰敗之相，我們還要回溯到它誕生的源頭，看看它到底為什么而生，它在反對什么，它在捍衛(wèi)什么，它又包含了哪些嶄新的、充滿生機的、攔都攔不住的新東西，以及它骨子里的那點悲壯的色彩。別忘了，我們現在可不是在理學僵化的明清時代，我們還在北宋，是唐宋儒學復興運動最精彩的一個段落。所以，咱們不妨放下對理學的厭惡，先來看看北宋五子這群人。

我先簡單給你捋捋，他們都是誰：

北宋五子中的第一位，周敦頤，就是寫《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的那個人，他是1073年最先謝世的；

第二位，邵雍，也就是那位民間打卦算命先生的祖師爺邵康節(jié)先生，他是1077年，去世的；

同一年還走了一位，張載。就是那個喊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四句”的大儒張載張橫渠；

再過了8年，1085年，程頤的親哥哥程顥也走了。

你算算，到此，北宋五子中的四個人全部謝世。接下來就是漫長的22年，只有程頤一個人還活著，直到這一年去世。

你有沒有發(fā)現，這幾個人有一個共性：生前一點也不顯赫。周敦頤做了一輩子小官；邵雍連官都不做，就住在洛陽一個小院兒里，靠司馬光這些朋友接濟，還給自己的小院起了個名字叫“安樂窩”；張載呢？說的話那么有氣勢，但其實，他辭官之后，回了陜西老家，一邊種地一邊講學，你當時要是遇見他，就是陜西田間地頭兒的一個老農民；程顥程頤這對兄弟那么有名，也只做過小官。跟我們以前說過的北宋那些大思想家——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比起來，這幾個人真的是默默無聞。

思想市場也是一個殘酷的進化場。北宋時期，最強勢的儒學流派是王安石的“新學”，是北宋中后期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還有一個儒學流派是所謂的“蜀學”，蜀就是四川嘛，三蘇父子的學問，那是當時的大網紅。其他還有司馬光的“朔學”等等說法?？墒堑搅撕笫?，最終勝出，成為朝廷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偏偏是幾個寒門書生搞出來的理學。你不好奇，他們這份成就到底是怎么來的嗎？

因為是理學，最終打贏了一場中國本土文化的反擊戰(zhàn)。反擊誰？佛教。

我在1067年的那期節(jié)目里說過，佛教東傳，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特別大。

有幾個重大的人生問題，比如，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死后會怎么樣啊？原來中國的本土思想家，孔子莊子這些人，都沒有系統(tǒng)性回答?，F在佛教來了，不僅回答了，給的答案還特別新穎，思辨的水平還特別高。這一下子就把中國知識分子吸引過去了。

但佛教也帶來了巨大的問題：

首先是大量的人因為信佛教，出家了，不種地了，掙了錢也捐給寺廟。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對社會經濟當然是巨大的沖擊。

但是這還沒完。下一層的沖擊，是對中國的倫理觀念和社會結構。中國人講“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佛教讓人把頭發(fā)剃了出家；中國人講“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佛教讓人別結婚別生孩子；中國人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分明，各安其位，現在佛教來了，說，嗨，眾生平等啊，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幻覺，你爹不是真的你爹，只是前世因緣；你兒子不是真的你兒子，只是業(yè)力投胎。家、國、天下，歸根到底都是“執(zhí)”，是要超越的。如果這套東西深入人心，那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秩序就會蕩然無存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層沖擊，還是對文明底色的沖擊。這才是最要命的。

一個文明和另一個文明的根本區(qū)別，不在于它做什么，而在于它覺得什么最重要。

中華文明的根本判斷是：這個世界本身就是終極的。父子、君臣、朋友不是手段，好好對待他們，本身就是目的。種地、修路、治國、寫詩，做這些事本身就是意義所在。

而佛教的根本判斷正相反：這個世界、這些關系，都是要超越的。超越了它們，你才到達真正的終極。它們是路，不是目的地。

這兩個判斷，是沒法調和的。一個文明只能選一個作底色。那么，我們這些中華文明的后世子孫可以想想，我們要哪一種？

有人會說，文化這種事沒有優(yōu)劣之分啊。是的，文化不能強行分優(yōu)劣，但是文明的競爭確實是分強弱的。注重來世的文明，沒有什么不好，但很難變得強。人要是把資源、心力，都投注到“來世”了，那還會為“今生”的這個世界艱苦奮斗嗎？面對強敵的時候，人到哪里去尋找意志力和組織力，堅守不退呢？

我記得當年在埃及旅游的時候，導游就問我：你注意到沒有，你在埃及看到的那些恢弘的古跡，都是為死人準備的，什么金字塔，盧克索神廟，其中沒有一所是供活人居住的。為啥？因為對古埃及人來說，今生的意義只是為死后做準備?；钊说纳?？湊合活著得了，不值得費勁。最后這個導游說，所以，今天生活在埃及的其實是阿拉伯人，古埃及人早就消失了。

如果中華文明在佛教的牽引下，整體走向注重來世這一邊，最嚴重的后果不是經濟崩潰、不是政權倒臺，甚至也不是社會秩序的崩塌，而是——中國就不再是那個對人世抱有深切熱情的中國了。那個會寫“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的中國，那個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國，那個會操心修運河、救災民、搞科舉、寫史書的中國會慢慢變成一個向內轉、向彼岸看、對現世冷淡的中國。

再強調一遍：我不是在說佛教不好，我也不是在說其他文化不如中國文化，但作為中華文明的子孫，我捫心自問了，如果我有得選，我不要那樣的中國文化。我還是要那個山川壯麗的、萬物有情的、熱氣騰騰的、人間值得的中國。

如果你的選擇跟我一樣，如果你是一個宋朝的士大夫，你看見佛教興盛成那個樣子，會怎樣地痛心疾首?。?/p>

佛教來到中國，從東漢初年到現在，差不多1000年，它那么溫和、那么迷人，一點點地滲透進中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底層。到了唐朝的時候，一個官員，白天還在講忠孝節(jié)義、還在孝順父母、還在忠于皇帝，還在秉持一套儒家的意識形態(tài)，但是晚上回家官服一脫，在書房里參禪，他心里知道，白天那些都不是“真的”，都如夢幻泡影，都如露亦如電。這叫什么？這就是心靈秩序的瓦解，這就是文化根基的動搖。

到了中晚唐的時候，有一批士大夫開始覺得，這樣下去可不行。最先發(fā)起中國本土文化反擊戰(zhàn)的，是韓愈。宋代人為什么那么崇拜韓愈？就是因為他把這個問題擺到了面兒上，堅決反對佛教，堅決維護儒家的道統(tǒng)?；实垡鸸巧崂介L安來供奉，韓愈說，這個破玩意兒，燒了得了。態(tài)度就這么剛。

打個岔——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咱們尊稱先秦的大學問家，孔子、孟子、莊子，都是取姓那一個字兒，唯獨“韓非子”要用兩個字“韓非”？其實以前韓非子確實是尊稱過韓子的，只不過在后世儒家的心目中，韓愈才是“韓子”，至于那個法家的韓非，不好意思，跟你不熟，讓讓路，你加個字兒吧，這才叫的“韓非子”。

但是坦率地說，韓愈能拿出來的，也就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以及一個絕不退縮的態(tài)度，除此之外，他沒什么好辦法。為什么？你想，這是思想問題，是精神世界的挑戰(zhàn)，光給皇帝上幾份奏章，說幾句狠話是沒用的。

在唐代的時候，自從有了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儒家經典的詮釋就被固化了。一固化，自然就僵死。而佛教在當時扮演的，反而是活力四射的思想解放者的角色。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什么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律宗、凈土宗、密宗，層出不窮，風起云涌。

宋朝的時候，有一次，王安石問張方平，問你個問題，你說為啥孔孟之后，中國就不怎么出大思想家了呢？張方平說，誰說沒有？有啊，比孔子還高明呢。王安石懵了，誰啊？張方平念了一堆名字，什么“雪峰、巖頭、丹霞、云門”，誰??？全是唐、五代的高僧。然后張方平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儒家啊，這一門啊，太寡淡無味了，這些高人都收攏不住啊，所以，都信了佛教了。

我聽鮑鵬山老師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我寫中國思想史上的人物，寫到東晉南朝時候的謝靈運，我就不敢往下寫了。為啥？因為到了唐朝以后，中國最杰出的、最聰明的、最有智慧的頭腦的這些人，都那里去了？佛教。而我不懂佛教，所以我不敢寫。

現在你明白韓愈的處境了，不是問題不嚴峻，而是對手太強大。好了，星移斗轉，到了宋朝，北宋五子登場了。是他們，加上南宋的朱熹等人，竟然前赴后繼地打贏了一場絕地反擊。他們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重建大廈

好了，現在北宋五子出場了。

這幾個人，其實兜兜轉轉都能扯上點兒關系。其實關系挺近的：程顥和程頤是親兄弟，程顥比程頤大不到兩歲，他倆是這個圈子的核心；周敦頤，是他們少年時請教過的前輩；張載，是他們的親表叔，有血緣關系；邵雍，則是他們一輩子的朋友。

但是，他們幾個人的性格區(qū)別還是挺大的。

我們從嚴肅到松弛，把他們給排一排。性格最剛、最嚴肅的是程頤：我認的規(guī)矩就是死規(guī)矩，我講的道理全是硬道理。不聽我的，我跟你急。他給宋哲宗當老師的時候，哲宗歲數小啊，春天折了根樹枝在那兒玩兒，程頤就不干，你這什么行為？這是傷了老天爺的好生之德啊。是你一個皇帝該干的事兒嗎？太皇太后、宰相聽見這事兒都搖頭，一個小孩子玩?zhèn)€樹枝，你至于的嗎？

跟程頤比起來，他哥程顥的性格就要柔軟得多。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嘛，程顥程頤兄弟去參加一個酒宴，席間有妓女。程頤當場翻臉走人。程顥照吃照喝。第二天程頤還在氣頭上，質問他哥。程顥笑著說：“昨天酒席上是有個妓女，但我心里沒有啊；今天這屋子里沒妓女，你心里反而有一個?！边@個故事有很強的禪宗意味，應該是后人編的，但也說明這兄弟倆給人留的印象。

程顥的性格是風趣的、放松的。有人問程顥的一個學生，你跟老師呆了一個月，什么感覺？這學生說，我就像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一樣。多會用比喻！

跟這兄弟二人相比，張載就要更松弛一些了，官兒不做了，回陜西老家種地、做學問，有點在黃土高原上直接面對天地的氣質，要不怎么能寫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那么有氣魄的句子？他做學問的路數也有意思，先把心里的問題列出好幾千個，然后一個個地寫答案。半夜醒來，有心得了，哪怕能改一個字，也起床改一下。他還說呢，“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你看，這真叫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啊。他是這么個樸實厚重的風格。

跟張載比，北宋五子的又一位周敦頤，活得就更輕松了，要不怎么有《愛蓮說》那樣的文章呢？他把自己這輩子活成了一幅宋代的文人畫。黃庭堅對他有這么幾個字的形容：“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說這個人啊，胸襟開闊，明亮得就像云彩散了之后的月亮一樣。

好了，最后一位，邵雍。他是北宋五子中最有松弛感的一位，從來沒做過官，有機會就坐著個小車出來玩兒。他在洛陽城里人緣也極好，大家看到他的小車，都請他進屋吃吃喝喝。有人請邵雍來家里住，就說，嗨，皇帝有行宮，你家不是叫“安樂窩”嗎？你就把這兒當做“行窩”吧。他被后人看成是能掐會算的活神仙。你看他這個做派，確實也活成了活神仙。

我之所以要跟你講幾個人的性格的差別，是想說，他們剛好活成了五種姿態(tài)。無論是像程頤那樣，血氣方剛地要改造世界；還是像程顥那樣，溫和待人但是有自己的持守；抑或是像張載那樣，想退回自己的內心，與天地精神獨往來；或者像周敦頤那樣，用審美驅散世道的喧囂；或者像邵雍那樣，不受拘束地悠游在人間——無論是哪一種人，只要是儒家士大夫，這個時候都一樣面對佛教帶來的挑戰(zhàn)。他們好像不約而同，用各自的稟賦，在各自的方向，分頭完成了一次突圍。那真是一場“分開走，一起打”的漂亮的本土文化反擊戰(zhàn)。

那他們都干了什么呢？我自己的體會，是兩個重大突破。

第一個突破是“放得下”。放下什么？放下和佛教爭辯和糾纏的心態(tài)。

原來，儒家想贏得和佛教的競爭，你總得先了解佛教嘛?！秾O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钡牵灰闳チ私夥鸾?，一進去就會發(fā)現這是汪洋大海，而且還特別有魅力。才智越高的人，反而越容易沉溺其中。

這個道理不難理解。我的辦公室的墻上就貼過這么一句話：“競爭意識損害競爭力。”你越想跟對方爭斗，就越容易被對方的邏輯綁架。像佛教這樣的內力雄渾的對手，他邏輯那么強大，進得去，可不容易出得來。

所以像程顥就說了，干脆不理他們。我們做自己的事兒就完了。程顥還打了個比方，佛教那些說法，就像淫聲美色，你考驗自己干啥呢？敬而遠之不就完了嗎？不沾染就沒麻煩。這個道理就像是希臘史詩《奧德賽》里的那個故事：

遇到歌聲美妙的海妖，你就把耳朵堵上，把身體綁在桅桿上，不聽不看不轉賬，這才是度過劫難的好方法。

請注意，這可不是什么鴕鳥政策。

程顥的意思是：如果你認為佛教的道理是錯的，那我們把對的道理說出來，不就行了嗎？思想競爭不是“拳擊賽”，一定要擊倒對方，思想競爭是“選秀賽”，做好自己的事兒，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給觀眾，就贏了啊。這種策略，用程顥的話說，就是：“我的道理一旦站住了，吾理自立，還用得著跟他們爭嗎？”這不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那句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嗎？

這是最重要的一次突破，斗爭戰(zhàn)略對頭了嘛。這是所謂的“放得下”。接下來的一重突破就是“拿得起”了。

拿什么？把佛教的那套框架拿來啊。

我們以前就說過，佛教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回答了很多中國本土思想里沒有的問題。那好，你那張卷子借我看看？我看看都有什么題目？你的答案，我全都不要。你的題目，我重新答一遍。最后交給老師評，看誰的分數高。

那都有什么題目呢？最根本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也就是所謂的“本體論”；再上一層，人怎么認識這個世界的？也就是“認識論”；再上面一層，什么樣的人生值得過？也就是所謂的“價值論”；還有，最末端的，抵達這種理想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也就是所謂的“功夫論”。這種分層還有很多種說法，我們這里就不展開了。

北宋五子說了，你不就是這些題目嗎？我們分頭做卷子啊。我們就把握一個根本的分歧就行：你佛教以“否定現實世間、出離解脫”為終極目的。我們反過來，以“肯定現實人倫、守護現世世界”為終極歸宿。那答案肯定不一樣。

那這五個人的卷子，到底答出了什么呢？

北宋五子的學問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我們這期節(jié)目肯定沒法講全。咱們就舉一個例子——理學的這個“理”字，這是理學的招牌嘛?？纯淳蛧@這一個字，北宋五子做了什么樣的理論建設。

什么叫“理”？簡單說，就是這個世界背后有一套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自己就那么運行著的道理。日月更替、四季輪回是理，水往低處流是理，春天草木萌發(fā)是理，父慈子孝是理，看見小孩快掉到井里你心里一緊也是理。這個理，不是哪個皇帝定的，不是哪個圣人傳的，也不是哪個神規(guī)定的。它就在那兒，自己就那么對。我估計北宋五子要是看到牛頓、愛因斯坦的成果，也都會鼓掌，對啊，你看我們早就說了吧？世界運行是有一定的規(guī)律的，這就是理！

別小看這個字，有了它，理學就有了和佛教打擂臺的武器。

比如，佛教說這個世界是“空”，你看見的一切都是因緣和合，水中月、鏡中花，沒有真東西。理學就說，這個世界不空，它有理。日月更替、四季輪回、父慈子孝、人有惻隱之心，人人都一樣，哪里都一樣，這都是實實在在的理，它們不是幻覺。

再比如，佛教說人生是“苦”的，一切都是無常的。所謂“諸行無常、諸漏皆苦”嘛。但理學說，不不不，人生是值得過的。無論你是做父親還是做兒子、也無論你是種地還是寫詩，你做的每一件事，只要和那個最深的“理”合拍，都符合天道。

佛教又說了，人生解脫要靠“出世”，要超越，要去彼岸。理學說，用不著啊。理，就在這個現實世界里。把眼前的日子過好，就是修行；把當下的人做好，就是悟道。

你看，佛教把人的目光引向世界之外。而理學用這個“理”字，重新把人的目光世界之內——這個世界是真的、是有意義的、是值得你認真過的。有了這個字兒，儒學和佛教就可以有來有回地打擂臺了。

我必須說一句，這一期節(jié)目，把佛教放在北宋五子的對立面，是為了凸顯思想競爭的現場感，絕不是全盤否定佛教。恰恰相反，北宋五子的“拿得起”，恰恰說明了佛教的傳入，逼著儒家重建了自己，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教也深刻參與了中華文明的新生。

到了這一年，隨著程頤去世，北宋五子全部謝幕。中國本土儒學的這場絕地反擊，終于勝利在望。但是，理學只是為了打贏佛教嗎？不不不，大破之后必有大立，中國文明中，從此出現了一些全新的東西。

民胞物與

理學為中國文化帶來了什么新東西？

你想，理學之前，一個普通人判斷對錯靠什么？要么是聽皇帝的，要么是聽祖宗的，要么是怕報應，這些都是外面的東西。而理學建立之后不一樣了：一個普通中國人判斷對錯，多了一條新標準——“理”。

“理”在哪兒呢？看不見摸不著。北宋五子的回答是——就在你自己心里。每個人心里都有這個“理”，你遇到什么事兒了，你只要靜下來向內心看，那個內心里冒出來的一念不忍、一念不安、那個“這事兒不對”的感覺，就是天理在你心里說話。

直到現在，中國人還經常說：“做人要講道理”“天理良心”“這個事天理難容”、“你說的這個話不合理啊”，等等。你品品這些口頭語的內涵，都是把一個“理”字當做是不言自明的、放之天下而皆準的、每一個人都該遵從的原則。這個思想就是從北宋五子這兒來的。感覺出來了吧？理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根扎得有多深。

楊立華老師的《宋明理學十五講》，給儒家思想做了一個非常簡明的總結。儒家講那么多道理，千言萬語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倡導一種“合道理的生活方式”。對啊，講什么宇宙論、本體論、心性論，這論那論，最后都要落實在：我們怎么才能過上一種正當的、合道理的生活？我們中國人那么熱愛現世生活，再高明的理論都得給我扎根到生活的日常里，否則就沒有生命力。

你可能會覺得，合理的生活，生活的日常，不就是父慈子孝、夫妻恩愛、朋友有信、做人講理這些人間小事兒嗎？怎么就跟“宇宙”、“天理”這些大詞兒擱到一起了？

這就是北宋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們真的把這件事打通了。一個普通人的一念善意，和整個宇宙的運行，被他們論證成了同一回事。

這個論證非常宏大，我們就從一個字兒的角度來看，就是“仁”字，仁愛的仁。在孔子的年代，他老人家可是一個時髦人物，老說新名詞兒，比如這個仁字，在《論語》里就出現了109次。但奇怪，孔子每次說“仁”，意思都不一樣：一會兒是“仁者愛人”，一會又是“克己復禮為仁”，一會兒又說“當仁不讓”，那這個字到底啥意思？歷代儒家也是各說各的。

我們現在一般是把“仁”理解為對人好，有善意，愛人。但是這個字的意思是怎么演化來的呢？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顥，他就給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釋。

程顥說，你看醫(yī)生形容手腳麻木，叫什么？叫“不仁”。我們今天還說“麻木不仁”。奇怪了——手腳麻了怎么就不“愛人”了，沒有善意了呢？說不通啊。程顥就順著這個線索往前追，追出了“仁”這個字最深的本義——覺知。手腳麻了，是因為感覺斷了。眼耳鼻舌本來和身體連成一體，你才感覺得到外面的世界。這個連接一斷，感知就消失，所以就“不仁”了。

這就引出了“仁”的又深一層的意思：一體。一個真正有“仁”的人，他和萬物之間沒有那條隔閡的線。別人的痛是他的痛，別人的喜是他的喜。因為他和別人本來就是一個身體。

但程顥還往下追了一層。他問——你跟萬物連成一體之后，那種感覺到底是什么？是生機。你看一棵樹春天發(fā)出的嫩芽，你心里會涌起一陣喜悅——奇怪不奇怪？那棵樹跟你一毛錢關系都沒有，但你就是會喜悅。為什么？因為那棵樹的生機，和你的生機，是同一種生機。它在春天醒過來，喚醒了你心里那點同樣的東西。所以“仁”最深的一層意思是——天地之間永不停息的那點生機。我們今天說“果仁”、“核桃仁”，一顆果子里最有生命力的那個核兒，就叫“仁”，也是這個意思。

程顥有一句詩，叫“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就是這個感覺。萬類霜天競自由，草木魚蟲，各安天理。這叫“萬物靜觀皆自得”。而我呢？看見他們開心，我也快樂，因為我們是一體的。這就是，“四時佳興與人同”。

你看，仁最開始的意思是覺知。怎么提升覺知？你要和萬物一體。一體之后呢？你自然會有責任、有擔當，因為你為那天地之間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感到高興。

如果非要在北宋五子的文章中找出一句最能代表理學精神的話，我覺得是張載的這一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薄煜滤械娜?，都是我的同胞；天下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伴。這就是著名的“民胞物與”。

其實，何止是中國文化？人類的智慧攀升到高處的時候，往往都會有這種萬物一體的感受。愛因斯坦晚年寫過一段話。當時一位朋友寫信給愛因斯坦，傾訴自己的喪子之痛。愛因斯坦這么回信安慰他：

“人是我們稱之為‘宇宙’的整體的一部分。他把自己、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當作和其余部分分開的東西來體驗——這是他意識里的一種錯覺。這種錯覺是一種監(jiān)獄，把我們束縛在個人欲望和對身邊少數人的情感里。我們的任務，是把自己從這個監(jiān)獄里解放出來，擴大同情心的圓圈，去擁抱所有生靈和整個自然的美。”

你看，這是不是就是張載講的“民胞物與”？

最后，我想給你講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一個洞察。

我們經常在好萊塢電影里看到那種大反派，為了某種宏大的目的，深刻的理由要毀滅世界。但是阿倫特說，錯了，所有的惡都不會深刻。我給你念原話：

“惡在任何情況下都只是極端的，而從來不是根本的：它并不具備深度，因此也沒有什么惡魔般的色彩。惡可以毀壞整個世界，就像霉菌一樣在表面肆意蔓延。只有善才有深度，可以是根本性的?！?/p>

你聽聽這話——善才有深度，惡只是表面。

為什么？因為惡是切斷——是把自己和別人切斷、和萬物切斷、和宇宙切斷。所以，才能自私，才能殘忍。別看惡像霉菌一樣到處蔓延，其實它沒有根。

而善是連接——是把自己和家人連起來、和朋友連起來、和陌生人連起來、和萬物連起來、和整個宇宙連起來。你連得越多，你就扎得越深。一個善良的人，看上去平平無奇，其實他的根，扎在宇宙最深的地方。

這就是北宋五子真正的禮物——他們告訴每一個中華文明里的人：你不是一粒孤立的、渺小的、隨風而逝的灰塵。你和整個宇宙本為同體。你心里那一點點不忍、一點點喜悅、一點點對萬物的關切，就是宇宙的生機在你身上的體現。所以你做一個好人，不是因為逼迫，也不因為什么道德律令，只是因為做一個好人，是和整個宇宙最深的那個理合拍的唯一活法。

這就是我為你講述的1107年。這一年，北宋五子的最后一位，程頤先生，在洛陽一個冷清的院子里走了。送他的人寥寥無幾。

但900年之后我們回頭看——他和他的四位同道，給中華文明留下的禮物何其珍貴啊。他們讓一個走在十字路口的文明，重新找到了它的根。他們讓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知道了為什么自己心里那點善意，是值得守護的。

我們下一年，公元1108年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