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邦”是平等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過渡階段，其一端始于平等社會的瓦解，另一端結束于早期國家的建立。二戰(zhàn)后，受新進化論觀點影響，這一概念在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中興起。彼時的一些學者以“酋邦”作為研究早期國家起源問題的新思路。塞維斯及蒂莫西·厄爾等人皆是推動完善酋邦概念和構建酋邦理論的學者。酋邦概念自1983年由張光直引入中國，它對研究非國家分層社會的積極作用很快被童恩正注意到，該理論也由他最早應用于西南夷研究領域。自童恩正之后，學界逐漸認可酋邦理論的應用價值，并以此為指導產出了大批西南夷相關學術成果?！豆糯髂弦牡那醢钌鐣c歷史文化》一書，正是以酋邦理論為主視角研究西南夷社會問題的新著作。

李競恒著《古代西南夷的酋邦社會與歷史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

該書借助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剖析了部分西南夷人群的社會形態(tài)。如夜郎酋邦的統(tǒng)治者會積極利用自身血脈的神圣性以維系權力。《漢書》中關于夜郎王興與句町、漏臥“舉兵相攻”“從邑君數十人”“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等細節(jié)記載，展示出夜郎酋長也借助巫術和武力汲取統(tǒng)治權力。該書關注到西南夷人群具有“黨母族”與崇尚巫術的習俗。據此來看《漢書》關于夜郎滅亡的記載，不僅僅反映漢廷奪取軍事勝利的經過，還暗示夜郎酋邦滅亡的原因在于領袖血緣魅力與巫術權威的消解。作者對使用“套頭葬”葬俗的夜郎墓葬，從墓主骨架、隨葬器物以及出現(xiàn)頻率等多個角度進行統(tǒng)計，從而得出“套頭葬”可以標識血緣和世襲身份，其使用群體可能對應了夜郎“竹王”家族的結論。夜郎墓葬中出土大量兵器尤其是來自漢地的鐵兵器，揭示了夜郎社會具備高度武裝化的特點。而且長距離貿易，特別是自漢朝內地走私鐵器是夜郎酋邦得以維系的重要依靠。滇是現(xiàn)存研究資料最為豐富的一支西南夷人群。在當時的滇池周邊，分布有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頭、晉寧石寨山等多處滇文化高等級墓地。而與出土滇王金印的石寨山M6建造時間基本一致、隨葬禮器規(guī)格相似甚至更高的墓葬在上述墓地中都有發(fā)現(xiàn)。因此當時“滇國”的社會形態(tài)，很可能不像今人熟悉的君主制國家，其內部應當存在多個平行且相互競爭的統(tǒng)治家族。根據貯貝器提供的圖像，滇人存在設置祭祀場、獻祭戰(zhàn)俘以及由統(tǒng)治者管理經濟生產等社會行為。根據高等級墓葬的隨葬品可知，滇人領袖掌握大批兵器、宗教禮器以及來自東南亞和中亞地區(qū)的顯赫性物品。滇人酋長顯然已是可以通過經濟再分配、物化宗教意識形態(tài)，組織制度化戰(zhàn)爭以及控制長距離貿易等多種手段攫取權力的統(tǒng)治者。滇池地區(qū)的社會復雜化程度較高，處于由復雜酋邦邁向早期國家的過渡階段。

筰都和昆明屬于具有內亞文化色彩的酋邦社會。作者在《史記》等史書記載中辨識出筰都人群具有“披發(fā)左衽”的習俗，該習俗應是受斯基泰文化影響而形成。在《三國志》等文獻記載下，筰都人群曾掌握當地的池鹽生產與貿易，鹽業(yè)貿易是筰都酋邦得以維系的重要因素。鹽源老龍頭墓地的發(fā)掘材料顯示出，筰都人群所使用的裝飾物品，既是當地人群參與長距離貿易的證據，也是中亞地區(qū)文化和宗教信仰影響當地的反映。筰都人群內流行騎馬文化，該文化與中亞草原地區(qū)的薩滿信仰之間存在關聯(lián)，是筰都人群獨特的精神要素。昆明人群在《史記》記載中處于“無君長”的社會狀態(tài)，但作者認為昆明“善寇盜”與“殺略漢使”的社會行為，需要由具備一定社會管理能力的酋長組織完成。甚至在《華陽國志》的記載中，昆明首領具備依據習慣法裁判案件的權力。針對滇西北地區(qū)的游牧、石棺葬文化進行的考古發(fā)掘結果表明，昆明人群的文化部分源自內亞地區(qū)，該人群內有部分個體在作戰(zhàn)中會裝備鎧甲。昆明酋長使用著編鐘與銅杖等禮器以掌握宗教權力。因此昆明酋邦更可能是一類社會組織較為復雜的武士型酋邦。關于昆明社會落后的記載，可能出自其對手滇國的抹黑，這一點可以與上古西亞和埃及地區(qū)政權丑化敵對勢力的行為相類比。

除去復原酋邦之外，該書也注重分析西南夷酋邦與漢朝統(tǒng)治秩序間的互動。根據《史記》、《漢書》等史料記載，漢朝在管理西南夷地區(qū)時建立了雙軌制秩序，國家的郡縣官僚機構與酋長領導的小共同體會在當地并存。另據岳麓秦簡、張家山漢簡、胡家草場漢簡等出土文獻，秦漢政權更傾向于以推行編戶齊民秩序的方式整合邊地。但這一策略可能會在小共同體和郡縣機構之間制造張力，甚至引發(fā)沖突。像是由夜郎改設的牂牁郡，在漢昭帝、成帝年間就先后爆發(fā)過大規(guī)模叛亂。漢朝政府還在牂牁郡引入內地移民以促進編戶齊民秩序的落地。在長期治理過程中，原先的夜郎酋邦組織逐漸瓦解。在滇池地區(qū)，漢朝既授予統(tǒng)治者“滇王金印”以管理當地人群，也同時設置了益州郡，根據《華陽國志》記載和河泊所遺址所出封泥，漢朝在益州郡進行了大舉移民并完整設置有郡縣的下鄉(xiāng)、里基層組織與亭、郵系統(tǒng)。在漢昭帝至漢明帝時期，益州郡也數次爆發(fā)大規(guī)模叛亂，當地的部分西南夷酋長深度參與其中。經過長期治理，滇酋邦原有的大多數統(tǒng)治家族或漸次消亡，當地漢文化的影響力也愈發(fā)增強。

也有部分西南夷酋邦的社會組織在漢朝統(tǒng)治下愈發(fā)復雜。像是句町酋邦最先是由多個社會組織合作形成，漢朝統(tǒng)治者只授予了句町酋長“侯”的封號，顯示出原先句町社會組織相對簡單。但在漢昭帝年間，句町酋長組織武裝參與平定西南夷地區(qū)的叛亂，憑借戰(zhàn)爭擴充了自身掌握的人口與財富規(guī)模，并獲得了漢朝的“王”號冊封。這極大地推動了句町酋邦社會的復雜化。在此后的歷史中，句町王先是在誅滅夜郎王的戰(zhàn)爭中及時向太守奉獻牲畜、糧食，又憑借反抗新莽統(tǒng)治在東漢朝廷中維持了原有地位。句町王長期得以保持自身地位，除去擁有政治智慧外，也得益于他具備強大的戰(zhàn)爭組織能力。根據考古所見，句町酋長的墓葬中隨葬有大量青銅兵器以及象征宗教身份的銅鼓，墓主還使用漢地生產的漆器以及葬具等顯赫性物品，句町聚落也呈現(xiàn)出一定的等級分化。句町社會無疑處于復雜酋邦階段，并在與漢朝秩序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實現(xiàn)了向早期國家的邁進。類似的案例還包括邛人酋邦，根據《漢書》及《后漢書》等史料記載，兩漢之際邛人首領之一，邛谷王任貴曾殺死越酅郡太守后“領太守事”。根據《后漢書》記載以及涼山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邛人社會起先尚未受到大酋長的統(tǒng)一控制，人群結為松散的血緣共同體。但到了新莽時期，邛人的社會組織已然轉變?yōu)檐娛滦蛷碗s酋邦，上層首領生出稱王的野心。在殺死當地太守后，邛谷王便運用漢朝的郡縣機構與邛人的酋邦組織對當地實行雙軌統(tǒng)治。這既反映出邛人領袖對于漢朝治理模式的熟知，也表明漢朝治理促進了當地社會運行機制復雜化。

作者關于《白狼歌》的歷史記載分析，則展現(xiàn)出漢朝與西南夷互動的獨特形態(tài)。在《后漢書》記載中，白狼人群曾在明帝、和帝、順帝期間多次歸順漢朝，又多次與漢朝斷絕關系。尤其是明帝時期，白狼人群以六百余萬人口內附，并向皇帝進獻詩歌的行為很是特殊。然而，通過分析甘孜地區(qū)的考古材料可以發(fā)現(xiàn)，白狼人群的社會結構相當簡單，人群結成一批血緣氏族組織，社會分化程度相當有限。白狼人墓葬隨葬品數目稀少，零星發(fā)現(xiàn)的海貝、動物紋銅牌飾、銅環(huán)首刀反映出當地人群參與到西南夷遠程貿易網絡中，并與內亞草原地區(qū)存在文化關聯(lián)。白狼人群居住地區(qū)缺少大型宗教建筑、大型墓葬和高規(guī)格禮器，表明該人群的社會復雜化程度較低，尤其不太可能存在掌握有較強權力的酋長或者君主。對于白狼來說，漢廷的認可以及封賞有利于生活物資以及顯赫物品的獲取。出于經濟利益，定期“歸附”漢廷是符合人群發(fā)展需求的策略。

該書對不少西南夷人群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給出了新解釋。例如作者認為“莊蹻王滇”傳說來自于“滇王”家族為贏得社會競爭進行的有意建構。在此基礎上，書中又列舉了大量關于統(tǒng)治者有意塑造自身血脈來源遙遠且高貴的行為記載。司馬遷渴望“天道”富于人情和同情楚文化的心理，以及西漢朝廷對遠方存在華夏后裔的樂見，則促使了“莊蹻王滇”傳說被采納記錄至今。姓氏與族譜是作者關注的一個重點，像是該書指出句町王擁有姓氏是西南夷地區(qū)的特例，姓氏在上古社會中發(fā)揮著團結人群的重要作用，也是極少貴族才能使用的特權事物。句町王的姓氏，是構建貴族血緣共同體的特殊渠道，對于句町社會復雜化具有重要意義?！鞍Ю瓮酢奔易宀粌H具有宗教色彩濃厚的出身傳說，還世代傳承族譜。書中將該習俗與夏威夷酋邦的族譜使用習俗進行對比，展示出族譜壟斷具有彰顯權威、維護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和標識精英身份的重要意義。在具體解讀酋邦權力的運行過程時，作者也多次運用社會學理論。如該書借用馬克斯·韋伯的“卡里斯瑪”概念分析夜郎“竹王”信仰，指出這類神話有利于增強統(tǒng)治者擁有的宗教魅力，維系統(tǒng)治合法性以及世襲性。對于西南夷諸多人群中存在的“黨母族”習俗，作者在分析“母系社會”概念的來源后，認為該習俗只是西南夷的一類特定社會現(xiàn)象，并不具有社會分類與分期意義。針對“哀牢王”與“耆老”通過長老會議進行決策、西南夷長老引用《夷經》裁判糾紛等歷史現(xiàn)象，書中選取習慣法在早期社會中的運用為視角，具體展現(xiàn)了酋長權威如何實際運行。在對冉駹酋長“頗知文書”的現(xiàn)象進行分析時，作者則借用列維·斯特勞斯對于南美社會的觀察，強調文字本身和文字書寫在先民認知中具有神圣性，冉駹酋長使用文書行政，可能也帶有借助宗教信仰增強自身權力的考量。

綜合來看，《古代西南夷的酋幫社會與歷史文化》一書追隨學術前沿，以酋邦理論為綱，采用多種材料，嘗試還原西南夷社會的具體面貌，是運用酋邦理論研究中國歷史材料的具體案例。該書表明，酋邦理論對推進中國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具有積極作用。該書所展示的眾多西南夷酋邦面貌以及西南夷酋邦同秦漢朝廷的互動情形，或將為基于中國材料完善酋邦理論提供啟發(fā)。雖然該書在酋邦案例類比以及酋邦互動研究方面尚未著力太多，但仍不失為一本富有學術性、可讀性和啟發(fā)性的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