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曾于2006年到過北京，當時在清華大學，他針對竹內好和近代的超克這一議題發(fā)表演講。如今13年后子安宣邦再度來到北京，在他看來，中日兩國在這段時間里都經(jīng)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他自己關心的問題也有所轉變。5月25日，子安宣邦在北京大學發(fā)表題為《“日本近代化”再考》的演講，而在翌日，他又來到魯迅書店參加由三聯(lián)書店舉辦的子安宣邦作品集系列的出版座談會。此番來華，這位已經(jīng)86歲高齡的思想史大家主要分享了他對于日本的“近代”與“近代化”等概念與相關話語的重新梳理和闡釋。

津田左右吉與日本的“近代”

在日本，所謂“近代”的起點，主流觀點普遍認為是1868年的明治維新，也是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開始了近代化歷程。子安宣邦所“再考”的，就是這種以明治維新為日本近代起點的話語，而他分析的切入點，則是日本歷史學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他生于明治年間，在昭和戰(zhàn)后時代去世。在子安宣邦看來，津田左右吉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是《神代史的研究》（『神代史の研究』），該書通過研究《古事記》、《日本書紀》，論證其中與神話相關的日本史是后世潤飾建構出來的，另一方面，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也對天皇制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研究，甚至認為天皇制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個負擔。

在對“津田史觀”進行簡介之外，子安宣邦還介紹了津田左右吉的另外一部著作，即《文學中出現(xiàn)的日本國民思想研究》（『文學に現(xiàn)はれたる我が國民思想の研究』），這部著作在津田生前一共出版了四卷，卷一為“貴族文學的時代”，卷二為“武士文學的時代”，卷三、四則都關注“平民文學的時代”，只分上、中兩卷出版。在二戰(zhàn)期間，津田左右吉被禁止出版著作，本來關注明治維新前后的“平民文學的時代”下卷也遲遲未能刊行。直到1963年，也就是津田左右吉去世兩年后，這一卷才根據(jù)津田生前遺稿，和他在戰(zhàn)后就相關題材所撰寫的文章整理出版，并收錄到津田左右吉全集之中。子安宣邦根據(jù)對津田左右吉“平民文學的時代”下卷的研讀，指出津田左右吉并不承認明治維新這場變革的正統(tǒng)性——在書中，津田左右吉認為，明治維新實質上是薩摩藩、長州藩對德川幕府采取的政變，意在以王政復古為旗號，拉攏天皇，也就是說，明治維新是一場利用了天皇權威所發(fā)動的政變。在此之前，天皇事實上已經(jīng)非政治化，只能偏安于京都，而正是明治維新讓天皇被重新搬上政治中心，使得天皇再度政治化，并讓天皇恣意施政變得可能。在子安宣邦看來，津田左右吉這部著作的最后一卷之所以無法出版，似乎也是因為其史觀就明治維新的看法，和主流觀點之間有所抵觸。

隨后，子安宣邦進一步提出，有必要重新反思以明治維新為起點的日本近代史書，因為這種話語讓日本“相對化”了，而無法真正體認何為日本的近代。在1853年的培里黑船來航事件后，日本的危機也從國際性的外部危機，逐步轉變?yōu)閮炔课C，最終激起了國家體制的變革，形成后進的亞洲國家對先進的歐美諸國的政制模仿，而明治維新則是由此延伸出的一場極具國家主義色彩的變革。為了反思以明治維新為基點的日本近代化話語，子安宣邦在時間維度上，把視角“前移”到一般所說的日本“近代”之前，也就是德川幕府時代（江戶時代）。

常見的日本歷史劃分法，是將明治維新以降直到1945年的戰(zhàn)敗這段時間稱為日本的近代；而從1603年開始，下至1868年明治維新的這段時期，也就是江戶時代，一般會被稱為“近世”，事實上作為“前近代”的歷史階段出現(xiàn)。對所謂的日本的近世，普遍看法是將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視作帶有封建性特質的社會。子安宣邦就援引對明治維新產(chǎn)生過極大影響的大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說法，后者認為，作為近世日本的江戶時代，是封建性的、帶有非近代的本質。另一位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也在他題為《開國》的論文中，討論了近世日本的封建性和封閉性。明治維新在丸山真男的論述中得以作為“日本近代最大的變革”存在，就是因為，在丸山看來，明治維新推動了日本社會從封閉性轉向開放性。丸山真男把前近代的日本視作徹徹底底的封閉社會，并認為是這種封閉性左右了日本國民和日本社會，以此來支撐他對于日本國民性的批判。對此，子安宣邦認為，丸山真男實際上是在有意地重構日本前近代。

前近代的反思與天皇制的游移

那么，如果說明治維新不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點，那么在子安宣邦看來，日本的近代又是起始于什么時候呢？他所給出的另一種解讀切入點，則是1467-1477年代應仁之亂。應仁之亂是15世紀下半葉，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政在任時期發(fā)生的一場內亂，也是在這場內亂之后，日本進入了頗為混亂的戰(zhàn)國時代，最終再走入德川幕府時期。子安認為，應仁之亂實際上促成了日本國家體制的巨大變革，原本由貴族（皇室）、僧侶（宗教）和武家三方角力的政治體制，逐漸在這場內亂之中崩壞；也是從應仁之亂開始，天皇的政治化地位逐漸沒落，此后天皇被隔離在京都，遠離真正的政治中心，其政治效力被抹去。

如果從應仁之亂開始，重新審視日本的近世和近代的話，就可以進一步比對原本被主流視為“前近代”（近世）的江戶時代，和普遍被認為是近代化開端的明治維新之間的差異。如果以天皇制的效用來看，到江戶時期，天皇已經(jīng)徹底處于虛位，只是一個對政治毫無影響力的象征符號，但就是在明治維新之后，天皇制被重新賦予效力，天皇的再度政治化，也最終流向了昭和時期的天皇制集權主義時代，并釀成諸多戰(zhàn)禍。子安宣邦借此機會對1945年戰(zhàn)后的天皇制作延伸解讀，認為在1945年之后，天皇的政治地位似乎又再度被抹去，只是隨著平成天皇的退位，這一不比尋常的舉措，似乎多少又讓人感受到天皇再度政治化的意味。

從反思明治維新之為近代開始，再到重審作為近世的江戶幕府時代，子安宣邦進一步論述了江戶時代足以納入到“日本近代”的緣由。從應仁之亂再到德川家康掌權，隨著武家統(tǒng)一政權，在社會文化層面，當時的日本開始呈現(xiàn)出近代化的萌芽因素。首先是幕府時代教育的開放，也促使了這一時期儒學的迅速發(fā)展；其次，江戶時代交通網(wǎng)絡逐步完善，中心與地方的連接，使得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層面的更廣泛交流得以可能；再有則是都市生活圈、文化圈在前述因素推動下的形成。上述種種也讓子安宣邦判斷，所謂“德川近世”，在有別于主流世界史話語的“各自的近代化”視角下，事實上已經(jīng)可以視作是日本的近代階段了。

相較之下，明治維新就像前面提到的，是把天皇制重新搬上臺面，構建起以天皇制為中心的“國民國家”。明治維新的王政復古，最終導致了天皇制在近代日本的貫徹，尤其到了昭和時期，臣服于天皇制的國民也被包含于天皇制國家之下，并隨著天皇制集權主義走向極端化，最終使得總體戰(zhàn)變成可能。對明治維新的另一種常見解讀，則是從文明開化層面的教育視角出發(fā)的討論。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在國家制度和軍隊建制上，都開始步上以西化為近代化的道路；隨著文明開化的推行，日本的國民教育和社會文化也開始走上西洋化的道路，但和江戶幕府時代不同的是，這一階段的日本教育并非開放自由的，而是走上了一條制度化的道路，這種制度化是裹挾在天皇制和西洋化的大潮之中的，而明治時代日本教育制度化的結果，就是對國民的馴服——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國民教育打造了一批批臣服于國家體制的國民，但卻無法培養(yǎng)出自立的公民，獨立的個體也就難以參與到公共事件中。這種以國民教育為主而忽視公民教育的教育體制，直至戰(zhàn)后都在壓抑和否定日本的個體，即日語中的“私”（我）；所謂“私”最多也就是作為某種個性偶爾被提及，遠遠達不到公民層面的聯(lián)結。

在反思明治維新和日本的近代化之后，子安宣邦又提到，日本的近代化最終導致的就是昭和時代的集權主義，并釀成“十五年戰(zhàn)爭”。而更為糟糕的，是在反思日本近代化時，歷史學家在此之中的缺位，與之相對的，正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盛行。生于1933年的子安宣邦經(jīng)歷過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兩個不同階段，在他看來，如今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在反思已經(jīng)過去150年之久的明治維新時，所犯的一大錯誤就是置十五年戰(zhàn)爭于不顧。事實上，明治維新所導致的最為直接的一個結果，就是隨著天皇制的復活，最終引發(fā)昭和日本的戰(zhàn)爭罪行以及戰(zhàn)敗。如此來看，對明治維新一味地贊揚、認為明治維新真正帶動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觀點，是值得批判的。借由對明治維新的批評，子安宣邦也指出當下安倍晉三政權背后，歷史修正主義者依然發(fā)揮著很大的作用，這對于反思日本的近代顯然是一大阻力，而這其中，天皇制處于怎樣的地位，也牽連頗廣。

子安宣邦對于已經(jīng)退位的平成天皇有著較高的評價，這位如今的“上皇”和子安在年齡上較為接近，同樣也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在昭和天皇退位之后，平成天皇堅持要不斷反省戰(zhàn)爭歷史，并且在世界各處走訪，尤其是日本發(fā)動戰(zhàn)爭所波及的國家和地區(qū)，一方面進行慰靈，另一方面也對受害方表示歉意。因此，做出如此舉動的平成天皇是較得民心的。而在德仁皇太子即位，開啟令和時代之后，子安宣邦表示，平成天皇已經(jīng)完成了象征天皇制的象征作用，即處在頂層設計的位置之上，對日本民族民進行統(tǒng)合，也就是在國家出現(xiàn)危機時，作為象征的天皇可以發(fā)揮一定程度的團結國民、應對危機的作用。在安倍政權背后，存在一個主要以右翼分子組成的、名為“日本會議”的智囊團隊，他們所提出的其中一個建議就是如何對象征天皇制加以利用，子安宣邦所擔心的也是在明仁退位、德仁即位的過程中，日本政壇對天皇制的介入和利用，包括令和年號的選擇，也帶有安倍晉三及其團隊精心策劃的痕跡。也因此，具有統(tǒng)合國民功能的象征天皇制，在未來是否會被政界的政治意志所左右，重新同政治綁定在一起，是值得關注和擔憂的。

外部視角與去主體化的方法論

子安宣邦認為，歷史修正主義者為了粉飾明治維新和日本的近代化變革，而把十五年戰(zhàn)爭置之不顧的做法，實際上也帶有歷史視角的局促，他們采取的是一種內在的視角，因而會嘗試連結各種變革事件的正統(tǒng)性，是一種純粹內部視角的、獨善式的話語，因而缺乏批判反思。就此，子安宣邦再度提出了從外部視角來理解日本歷史的重要性，他本人也開始嘗試從外部視角出發(fā)，重寫日本的思想史、文化史等。

所謂外部視角，在子安看來包含兩種路徑：其一是空間意義上的外部視角，對應的就是“作為方法的亞洲”，即從日本侵略戰(zhàn)爭受害者和戰(zhàn)場的中國，以及被日本殖民的朝鮮半島出發(fā)，結合亞洲的外部因素，反思日本的近代史；其二是時間層面的外部視角，也就是取道明治維新之前的江戶時代，以江戶為方法，進而反思線性理路上的日本近代史。子安宣邦也提到了竹內好的方法論，即在“作為方法的亞洲”層面，將亞洲非實體化，從亞洲整體結構出發(fā)審視日本近代史，并促成日本近代史話語的轉變；這種做法最為重要的是要接過竹內好的“遺訓”，即改變既定歷史書寫話語，并進一步對抗國家主義。

在日本存在一個傳統(tǒng)，也就是從竹內好以來，“作為方法的亞洲”被提出，而在竹內好之后，這一方法論的繼承人是溝口雄三，后者提出了“作為方法的中國”。本質上，這種說法都是為了應對西方中心論而提出的，即需要更加具體切實地去看待亞洲的現(xiàn)代化歷程，因此溝口等人對于竹內好的繼承，以及類似方法論的提出，具有其一定的方法論上的意義。不過，像溝口雄三以中國為方法的提出，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學術問題上，并尋找到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實體來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反過來也會變成一個新的“中心論”，而這種變化或多或少會帶來危險性。因此，有必要在竹內好、溝口雄三之外，重提“作為方法的江戶”，從近代思維之外來看待近代。與之相應的，子安宣邦之所以批判丸山真男，就在于丸山真男過于相信近代的價值，這在重審近代日本時，就難以做到徹底的反思，因為在近代之中是無法顛覆近代的。

因此，子安宣邦指出，不僅要跳出日本近代，將江戶作為方法，還要跳出中國的近代，追溯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國，或者是跳脫到朝鮮半島之上，反思亞洲或日本的近代。所謂“作為方法”，在子安宣邦看來，就是不能將作為方法的對象真正實體化，否則像溝口雄三一樣，當作為方法的中國最終落實到明清之際黃宗羲對人之私欲的肯定，并認定這種實體性的議題足以抗衡西方中心論時，事實上也就打造出了一個中心化的中國。因此，子安宣邦的觀點還是在于跳出實體本身，盡可能從外部視角重新理解近代，同時也結合了此前在北京大學所作的演講，強調了“各自的近代化（現(xiàn)代化）”視角的重要性，即在去西方中心論之余，不拘泥于另一中心實體，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內部路徑梳理，同時互為外部視角下的方法論存在。

不過在講座的最后，子安宣邦也分別提到了作為方法的亞洲、作為方法的江戶在21世紀的適用性問題。在他看來，隨著東亞三國各自面臨著不同程度的變局，亞洲是否能夠作為日本的外部他者提供相關經(jīng)驗，已經(jīng)值得重新思考。中韓兩國所提供的視角，或許也不一定能夠作為某種批判性概念被加以使用。如今，整個東亞都需要重新接受批判性的再解讀，否則在當前語境下，國家主義或許會挾持東亞的主流話語。同樣，子安宣邦也開始站在日本學者的立場上，對江戶這一方法論進行反思，他提到現(xiàn)在的日本，隨著老齡化加劇，許多老一輩的日本人都面臨孤獨而終的人生結局，對于生死議題的思考，以及對于個體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或許也應該得到重新解讀。子安宣邦也借此機會，呼吁后進學人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xù)深化這一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