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范式歷經變遷，每一時代的學者都會面臨新的學術生存語境。世界的動蕩變局與內在自我執(zhí)拗地求新求變交疊在一起，青年學者會同時生發(fā)焦灼與熱望。每一世代的應對方式，大多命名新名詞以啟發(fā)新的研究架構或問題意識，如“重寫文學史”、“再解讀”、“重返歷史現(xiàn)場”、“重新研究”、“再研究”等等，可以說都是一種力圖“從頭再來”的沖動。這是歷史的往復，也是學術的往復，在這一過程中，一代代學者的學術生命得以更生，以進擊于寬廣的生活世界和深遠的精神空間。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作家為何值得“反復”研究，大約因為新材料的不斷涌現(xiàn)，研究獲得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更因為他們當年思索的問題和面臨的困境，至今依舊存在于我們棲身的世界中，縈繞在我們的腦力中。而革命作為整個二十世紀的核心語詞，也纏繞在作家一生的文學與思想脈絡里。研究作家的作品和經歷，也會越來越深入地意識到“世界視野”或“總體視野”的重要性，敞開自我也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這既是歷史真實發(fā)生的過程，是作家們投身政治實踐和文藝場域的展開過程，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自覺體認。

近日，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北京大學、西南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江蘇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等海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二十余位學者共聚長沙，在這里舉辦了一場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青年學者漫談會。會議由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文系吳寶林召集和主持，與會學者圍繞“經典作家、中國革命、世界視野”、“史料與理論”、“現(xiàn)代文學研究范式”、“中國經驗”和“學術共同體”等主題展開熱烈討論，圓桌漫談整整五個小時，其間頗有歷史與理論含量的思考和表達。以下是此次漫談會記錄稿的第一部分。

吳寶林（中南大學）：我們都知道，1985年北京萬壽寺開過一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青年學者創(chuàng)新座談會，據(jù)說那次會議對既存的文學研究格局、方向和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見解。漫談會當然無法與那個時代相提并論，他們都是我們的前輩老師，我們都是高山仰止的。不過好在我們還有“年輕”——這是所剩不多的一個“護身符”（笑），我想假如我們說錯了話，大概我們的師長不會太責怪我們，畢竟赤子之心、稚拙可諒。從學術的公器角度而言，我們既然同處在“研究室內”，自然就會對很多問題有共同的關心、異樣的困惑和不同的表達，這也是學術的焦慮與樂趣之一。

其實，我比較惶恐，因為我這么年輕（笑），我是沒有資質說上面那樣的話的，而且還要客串一下主持。從職稱、學問等綜合來看，各位師友術業(yè)有專攻，形成了個人風格，我坐在這里可以說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但是呢，我又突然想到，我雖然沒有大家那么“獨秀”，但學術也是平等的一件事，其表達的樂趣也體現(xiàn)在這里。所以我們在設計海報時，把人名突出，單位用小一號的字體。同時按照英文字母逆序排列，主要是想下半場請最年輕的幾位在讀博士生首先發(fā)言。這一點感覺日本學界做得比較好，我記得小川老師在東京組織首屆周作人研究國際會議時，是請了一位在日本訪學的北大在讀博士生做大會主持人，這在中國學界其實很難想象吧。8月初我去日本開會時才了解到，日本學界似乎是以教授、老師為中心，是以人為中心組織和評價學術。

前些天，我看到一個說法，說“一個胖子，只要他夠胖，哪怕他認真地在看書，都像在點菜”。我覺得這話很不友好。所以接下來我要認真地主持，認真地“報菜名”。

張武軍（西南大學）：“經典作家、中國革命、世界視野”這個議題設置得非常好，這些議題不只是我們現(xiàn)代文學領域在關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也積極介入進來，給我們擠壓感。這對我們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來說，的確是一種危機。與此同時，現(xiàn)在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我們舊的研究范式和闡述框架被逐步打破，而新的范式正在探索中。

其實，我們的學科一直伴隨著強烈的危機感和“正名”意識而展開，上世紀80年代我們主要是為“文學”正名，后來我們開始為“現(xiàn)代”正名，近些年，我們關心的問題逐漸轉向“中國”這個關鍵詞，這一看似不言自明卻恰恰需要“正名”的關鍵詞?！爸袊菑哪睦飦淼摹保@是我們展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從我這幾年的材料閱讀和感受來說，中國（國家）和革命，是我們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為核心的兩個關鍵詞。中國并非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系列建造國家革命的實踐。我們的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敘述也應該貼合著這些建造國家的革命實踐來展開。

針對此，我個人以為有幾個時間點值得關注，可作為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變遷的歷史節(jié)點：一、辛亥革命與民國創(chuàng)建的1912年；二、1925年五卅運動和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這關聯(lián)著之后的武漢國民政府以及之后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三、九·一八事變與中國國家形態(tài)的破碎；四、延安與新中國的建造，這一具體的時間點我還在思考當中。當然，這些不僅僅是中國歷史變遷的重要節(jié)點，也是我個人結合文獻史料閱讀，理解和重新敘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關節(jié)點。例如，從文學的內容到樣式，我們都更應關注1931年而非1937年，因為1931年前后的文學變化太過明顯了，左翼革命文學亦是如此；再例如我強調1925年的五卅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從文學發(fā)展來看，這才是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捩點和新的敘述，而并非后來的1928；更重要的是，廣州國民政府為代表的新民國和之前的北京政府主導的民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民國形態(tài)，魯迅、郭沫若等作家的南下也可由此得到更好的闡釋。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再造國民和國家過程中的一場運動，作為國民運動的五四和走向革命的新文化運動，可能會超越過去新舊文化主導的五四敘述。

邱煥星（江蘇師范大學）：我理解的這次漫談的關鍵詞“世界視野”，不是“現(xiàn)代中國”的世界性，而是“當下中國”的世界性。因為在我看來，目前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已經喪失了“當代性”，變成了某種歷史性專業(yè)性的研究，打個比方，好比數(shù)魯迅的頭發(fā)，你數(shù)了第一根，自然就要數(shù)第二根，然后無窮無盡，不僅如此，還要去了解魯迅的牙齒、身體狀況等等。這些對了解魯迅也許是重要的，但由此衍生出了一個問題：歷史研究就真的變成了對過去的研究。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我們召喚出歷史的亡靈來，就為了讓它在天上飄著嗎？它們對我們的意義是什么呢？我覺得我們對歷史研究的態(tài)度，應該像日本的動漫《七龍珠》一樣，召喚出神龍來是為了許愿，是要達成我們的某種愿望，讓歷史的經驗服務于我們的目的，而不是召喚出神龍就為了看看它到底長啥樣，那不過是歷史還原主義。

這種歷史還原主義的出現(xiàn)，實際和我們專業(yè)在八十年代初的合法性重置有關，它以反思“文革”為前提，提出現(xiàn)代文學要“回到五四，回到啟蒙，回到魯迅”。新的研究需要求真、需要再歷史化，重新喚回一個我們曾經有過的多元現(xiàn)代性的時代。本來按照新民主主義論，當代文學是高于現(xiàn)代文學的，而我們通過這種重置，重新讓現(xiàn)代文學取代了當代文學的重要性。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時候的現(xiàn)代文學成了所有學科的顯學，因為這種顛倒契合了整個社會反思“文革”、全面現(xiàn)代化的形勢。

但是，九十年代以來，整個學科開始進入一種“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狀態(tài)，由此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化”，就從八十年代的“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變成了九十年代的“回到歷史現(xiàn)場”。這是一個重大的認識論轉變，八十年代現(xiàn)代文學基于對反思提出的“歷史化”，九十年代則是“歷史學化”了，由此現(xiàn)代文學開始和當代中國脫節(jié)。

但恰恰是在九十年代冷戰(zhàn)之后，整個世界形勢開始進入“文明的沖突和世界體系的重建”狀態(tài)，不但沒有出現(xiàn)福山所言的“歷史的終結”問題，相反幾乎所有文明都開始出現(xiàn)了民族復興和文明復歸的問題。正是在這個世界視野的背景下，我們也需要問一個問題：現(xiàn)代文學研究是不是也要重置？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我們這個學科必須要“反思歷史化”，由于一系列問題的干擾，包括我們自身學科內部的問題，現(xiàn)代文學最近二十年完全成了近現(xiàn)代史的“奴隸”，陷入一種史學霸權主義。如果我們的學科繼續(xù)漠視當代世界歷史體系的變遷，那么我們學科的內部問題就會是無休無盡的，比如說魯迅，我們數(shù)完他的第一根頭發(fā)，為什么不數(shù)第二根呢？然后發(fā)現(xiàn)第三根頭發(fā)就要抗議了，那么這些問題我們將要討論到何時呢？

我暫時無法提供大家一個具體核心的看法，但我想我們至少要在研究的認識論上有所變化。我覺得“中國經驗”在學術上是一個好詞語，所謂的“經驗”，首先指歷史是一個活的東西，現(xiàn)代性一直在延續(xù)，一直在控制著我們，其次這個經驗是雙重的，因為所有的研究都是意向性的，就是當你看到月亮的時候，其實你腦中已經有一個對它的意向了，你看到的東西永遠是你想看到的、能看到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在看到魯迅一部分東西的時候，我們已經帶入了研究者的主體性，由此也就有了一個主客體雙方的疊加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會發(fā)現(xiàn)絕大部分的論文，基本上是“對象描述”或是“特征描述”，好一點的呢，開始做第二步，就是提供一個“歷史解釋”，基本上研究者寫到這個地方就以為結束了。那么我想如果我們代入“經驗”的話，第三步就是對象認識的“經驗生成”。如果不研究魯迅的人說“我為什么要看魯迅”，這必然還會有第四步，從特殊性上升為普泛性，即一個“理論創(chuàng)造”的問題，所以我們的研究就分成了四步：對象描述——歷史解釋——經驗生成——理論創(chuàng)造，當然這是一個理想的狀態(tài)。

目前看，我們的學科現(xiàn)在還在排斥哲學性的東西，甚至“文學哲學”這個概念本身，我們就不喜歡。我們知道，如果你的學科想對其他學科產生影響，很簡單，借用管理學的概念，你要提供“公共產品”。就像我們所有人都要看?？?，其實?？率茄芯刻囟v史的學者，但他的研究卻產生了輻射性的影響?；谶@個考量，我們要做的是正視當代中國的變遷，不能把現(xiàn)代文學研究純粹的歷史化、歷史學化，當然也不能只考慮當代中國的變化。向歷史索取經驗，不顧及歷史對象本身經驗的特質，那完全是“以論代史”，所以還是伽達默爾提出的“古今視域融合”才是對的，這是一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多元經驗，和今天當代人訴求的經驗的張力與對沖問題。

鄭浩月（北京大學）：剛進入現(xiàn)代文學這一學科時，我們這一批青年學生所建立的學科知識基礎，是對啟蒙話語的反思。但當時我們只是說在“反思”啟蒙，卻不知道要走向何處，好像我們在等待一個時機，以確立新的東西，這個東西在哪里，是什么，那時其實并不是很清楚。最近幾年，“中國經驗”開始進入我們學科，才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學科范式的更新，并不是在原來反思啟蒙的框架中得到的，而是完全另起爐灶的一個全新的東西，它的意義是需要在超出幾十年甚至百年歷史的長時段的世界史中來理解的。至于它所帶來的“政治能量”，更加不容小覷。這既令人振奮，對我們新一代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落實到具體研究中的話，我想到了丁玲。以前我在了解丁玲研究時，發(fā)現(xiàn)以往的丁玲研究者在自由主義和左翼之間，完全是一個自說自話的狀態(tài)。我想如果用“中國經驗”來理解《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樣一些小說的話，會出現(xiàn)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鐘誠（山東大學）：從本科一直到博士，我自己接觸得更多的是社會科學里的經驗研究，后來因為偶然的機會接觸到文學尤其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確實是帶來很多啟發(fā)。首先我想問的，不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如何能促進文學的發(fā)展，而是文學能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什么東西？今天在社會科學界有大量瑣碎的經驗研究，你不能說它們沒有意義，但我總覺得這些研究已經過分工匠化體制化，與知識人的深層精神性關懷離得太遠。純粹的知識生產不停地擴張，似乎很難看到質的飛躍。帶著這種不滿我接觸到了魯迅豐富的、矛盾的精神結構和內心世界。這幫助我開始從一個有效的角度思考近一百多年中國的政治變遷與思想轉變。

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有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我最初覺得中國的啟蒙還不夠，但魯迅文學的困境提醒我在改造國民性和制度變遷之間會出現(xiàn)一種循環(huán)推理。要打破這種循環(huán)推理，有時候一種劇烈的變化不可避免。所有的發(fā)展都需要付出代價，我以為真正有效的入世的學術研究必須在這些代價之間進行權衡，而不是提出某些大而化之的口號或想象一些沒有根基的理想國。

把魯迅放置在中國革命的背景當中理解，也要盡量拋開一種后見之明的思維定式，理解他當時面臨的復雜選項，盡管我們未必完全贊同他的選擇。從主觀上講，他是要去尋求一種組織化的力量以嘗試某種制度變遷。當然，他的主觀理性未必與客觀理性完全重疊。剛才有同學講到“鐵屋子”，我們聯(lián)系到世界歷史的話，會想到韋伯的iron cage。其實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講的那個鐵屋子是在講一個傳統(tǒng)的、束縛人的前現(xiàn)代社會，但iron cage是在描述一個非常現(xiàn)代、科層制的社會。這種錯位啟發(fā)了我，我個人覺得中國學習西方的時機其實是非常不幸的，包括魯迅的思路也不能脫離這個局限。當大量的西方思想者已經在反思西方的現(xiàn)代并表達了某種悲觀情緒時，中國的引領潮流的知識人恰恰把這種反思性的甚至悲觀的思路解讀為樂觀的理想國的主張。比如對魯迅影響非常大的西方思想家尼采，是一個反現(xiàn)代、激進派的代表，但在青年魯迅這里卻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建構性力量。

（本記錄稿由中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yè)2016級本科生何蕊、鄒詩雨整理，業(yè)已經與會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