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的蔓延，疫情對國際經濟、政治和安全的中長期影響受到各方關注。正如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言，此次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顯然，這是一場復合型危機，公共衛(wèi)生挑戰(zhàn)、經濟大衰退和社會動蕩等因素或會相互交織，其對世界的影響將是多重的、深遠的。雖然疫情遠未結束，但不少國際戰(zhàn)略界人士已經在思考“后疫情世界”問題，如新美國安全中心專門設立“美國與后疫情世界”項目。無疑，后疫情世界與中美關系的走向和前景息息相關，中國既要多幾分戰(zhàn)略警覺，也要多幾分戰(zhàn)略審慎，在深入把握兩者互動的基礎上妥謀對策。

更具地方性、區(qū)域性的全球化

如何研判疫情對全球化進程的影響，是觀察后疫情世界與中美關系的基本問題?？v觀全球化歷史，它是一種波次展開、進退交織的進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動下，全球化一度處于高歌猛進的狀態(tài)。2008年金融危機后，受美歐產業(yè)空心化、國內失業(yè)率上升、技術優(yōu)勢流失等因素影響，“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國家涌動。及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全球主義與本土主義、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美國優(yōu)先”及其所體現(xiàn)的“經濟民族主義”大行其道。

此次疫情正是發(fā)生在上述“逆全球化”進程之中，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雷特（Robin Niblett）甚至斷言疫情是“壓斷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全球化并不會因疫情而中斷，全球化進程的重塑早已在疫情發(fā)生之前就已展開，疫情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朝著更具地方性、區(qū)域性的方向演進。應看到，此次疫情使“長而復雜的全球供應鏈”風險集中曝露，后疫情時期跨國公司將不得不更多考慮風險分散的問題，企業(yè)的經濟活動或會呈現(xiàn)“地方化”和“區(qū)域化”趨勢，即在本國或靠近本國、與本國政治關系較好的國家開展生產經營，也可以將這種變化稱為“就近生產”模式。

全球化的地方化和區(qū)域化以及“就近生產”模式并不是由疫情引發(fā)的，這種變化有其內在動力。一是“就近生產”模式可以使企業(yè)對消費者需求做出更加靈活和快速的反應，產品個性化、定制化等趨勢，將使生產中心不僅更靠近消費中心，還會促使生產、創(chuàng)新、設計和營銷中心更加相互靠近。二是由于生產自動化程度提高等變化，勞動力成本等因素對企業(yè)選擇生產經營地點的影響在降低，而疫情會進一步加快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商業(yè)應有。三是疫情使“遠程辦公”潛力進一步得到開發(fā)，“遠程技工”在后疫情時期或會增多，它可以為“就近生產”提供更大支持。

上述變化很可能會加快中美經貿和投資關系的重塑。后疫情時期，一部分美資企業(yè)從中國撤出在所難免，對此需要保持平和、理性心態(tài)。同時，中國需要盡快落實改革舉措，不斷改善營商環(huán)境，增強自身在市場規(guī)模大、技術水平高、產業(yè)鏈完整等方面的綜合性優(yōu)勢，用好中國提前復工復產的“先發(fā)優(yōu)勢”和時間差，盡力把美資企業(yè)留住。

“經濟問題安全化”更加突出

近年來，隨著特朗普政府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并挑動大國戰(zhàn)略競爭，“經濟問題安全化”的現(xiàn)象越來越突出，“供應鏈的武器化”、“經濟脅迫”等議題成為美國政策界人士的關注焦點。此次疫情將使國家安全因素與經濟活動的融合更趨深入，這會進一步促進全球供應鏈的深刻重塑。美國等西方國家或將以促進供應鏈多元化為旗號，加快推動對華“脫鉤”，而“技術冷戰(zhàn)”恐怕也將深化。

疫情發(fā)生以來，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白宮高級問題納瓦羅、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特朗普政府高官多次公開稱，美國在口罩、防護服等醫(yī)療物資以及藥品供應方面過度依賴中國，疫情使這種風險充分曝露，美國在供應鏈方面對中國的過大依賴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一些歐洲國家也對這一問題愈加重視。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稱，疫情是“全球化游戲規(guī)則改變者”，世界需要減少對中國原料和其他產品的依賴。一份被媒體披露的英國情報機構內部報告提出，疫情平息后，英國需要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系，包括更加嚴格地限制中國對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業(yè)的并購、減少在英國學習的中國學生學者數(shù)量等。一些英國議員還提出要在2023年前把華為從英國5G網(wǎng)絡建設中排除出去。由此，中國需防范美國、歐洲、日本等聯(lián)手推動對華“脫鉤”進程。

此外，“經濟問題安全化”與技術“脫鉤”挑戰(zhàn)密切相關。疫情再次彰顯了高科技對于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時期，各國經濟發(fā)展或會更加重視數(shù)字化轉型，國家間競爭更加依賴先進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新興技術，圍繞“技術領導地位”的競爭將更趨激烈。

雖然疫情仍在延續(xù)，但美國在技術方面的對華施壓一直沒有放松，除了醞釀出臺更加嚴格的出口管制規(guī)定，還試圖進一步限制中國從德國、以色列、挪威等其他國家獲取先進技術，并日益將矛頭對準研發(fā)先進商業(yè)技術、參與軍民融合戰(zhàn)略的中國私營企業(yè)。此外，一些西方人士試圖將人權、意識形態(tài)問題與技術問題混為一談，給中國貼上“高科技威權主義”標簽，用“制度之爭”推動“技術之爭”。

地緣政治博弈更加敏感

顯然，疫情使中美關系更趨緊張，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更加敏感。前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威爾遜學者中心亞洲項目主任亞伯拉罕·丹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提出研究“后疫情中國戰(zhàn)略”的課題。美方人士指責中國利用疫情謀取地緣政治影響，不僅在臺海、南海地區(qū)展開行動，還通過“口罩外交”““慷慨政治”等拉攏歐洲和相關國家。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關系的緊張還會帶來一些連帶性的地緣政治影響，如美中俄三邊關系變化。比如，俄羅斯瓦爾代俱樂部學術主任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等人近期撰文稱，中美矛盾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的主軸，更加自信的中國和更不自信的美國面臨發(fā)生尖銳沖突的重大風險，中美“兩強對抗”對俄有利，美國或會因此向俄羅斯提出進行新的交易。

從發(fā)達國家板塊看，疫情帶來的重大地緣政治影響是美國全球領導力受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特朗普政府在國內疫情應對上多有疏漏；二是美國在危機時刻未能推進國際協(xié)調，美國今年擔任G7（七國集團）主席國，但卻在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多次催促下才召集疫情特別峰會；三是特朗普政府與盟友爭奪醫(yī)療物資、購買德國疫苗專屬權等做法，有違國際道義，損害美國軟實力。

此外，歐盟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xiàn)不佳，意大利等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成員國未得到歐盟的及時援助，歐盟內部的“北南矛盾”“西東矛盾”進一步上升，離心傾向加劇。在后疫情時期，歐盟不會分裂，但一體化面臨重大危機。

可以預見的是，美歐的這些變化，會使它們在處理對華關系方面更趨敏感。近期有歐盟高官警告成員國，要對未來幾年中國加大對歐洲企業(yè)的并購提高戒備。

疫情的地緣政治影響還將體現(xiàn)在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受到的重大沖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些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增長不振、外部需求下降等困境，疫情或使之雪上加霜。一是國際需求進一步萎縮，尤對依賴能源等大宗商品出口的那些國家?guī)聿焕绊?；二是外部投資將大幅縮減，資金外流情況會有所加?。蝗沁@些國家在公共衛(wèi)生體系、社會保障網(wǎng)建設等方面缺乏投入，從長期看這將侵蝕其經濟發(fā)展競爭力。

4月初，聯(lián)合國發(fā)布《202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融資報告》稱，疫情發(fā)生以來投資者從新興市場已撤出900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資金外流，下階段其債務風險問題將顯著惡化。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是中國應對美國壓力的重要依托，如何鞏固好這一戰(zhàn)略板塊是亟需籌謀的重大問題。

國家治理和國際治理之爭更趨升溫

疫情對各國的政治體制、資源調配能力、危機時刻的社會動員能力、運用新技術的能力等提出一系列嚴峻考驗。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疫情應對表現(xiàn)給予肯定，但這讓美國方面感到不滿。一些美國戰(zhàn)略界人士斷言，中國試圖利用這場疫情展開“虛假信息行動”（disinformation campaign），宣揚自身的體制優(yōu)勢，并進而塑造“后疫情世界”。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現(xiàn)遭到質疑，社會保障網(wǎng)不完善等問題帶來的后果引發(fā)反思，《大西洋月刊》甚至刊文稱疫情下的美國淪為“失敗國家”。

在此背景之下，美國對華展開以“體制之爭”為核心要素的“敘事之戰(zhàn)”，且愈演愈烈。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李（John Lee）稱，中國在疫情發(fā)生后引導輿論對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反應遲緩等進行批評，從而展現(xiàn)美國體制的脆弱性、暗示美國失去領導全球的能力；美國需要認識到與中國進行話語較量的重要性，否則將會輸?shù)襞c中國的競爭，美國需要加大對中國的“敘事之戰(zhàn)”，讓美國國民和盟友保持信心。應看到，中國的治理體制越是被肯定、被宣揚，美國戰(zhàn)略精英就越會認為中國是更加危險的對手，這一矛盾或將在后疫情時期更加突出。

在國際治理層面，疫情使聯(lián)合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等機構能力、權威和資源不足的問題進一步曝露。G20（二十國集團）疫情特別峰會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各方展開國際協(xié)調的意愿顯著降低，大國之間的戰(zhàn)略互信缺損問題較為突出，尤其是中美之間。不少美國人士直言，國際治理成為美中博弈的角力場。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清華-卡內基中心主任韓磊（Paul Haenle）等認為，在全球應對疫情行動中，特朗普政府輕視國際多邊機制，也不重視與盟友合作；美國從國際舞臺退出，中國則看到了這個填補領導空缺并提高自身國際地位的機會，中國給自己賦予了“國際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

特朗普政府指責世界衛(wèi)生組織“以中國為中心”，并采取暫停提供資金等方式進行打壓，國務卿蓬佩奧甚至稱不排除建立替代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機構。應看到，壓制、削弱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將全球治理視為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關鍵領域，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一環(huán)。近年來，美國智庫對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政策變化和影響展開深入研究，指責中國打造“有中國特色的聯(lián)合國”。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等機構還提出一系列應對建議，包括限制中國公民在國際組織擔任高級職務。后疫情時期，美國在國際機制中消解中國影響力的舉動將會更趨強硬、露骨。

當然，此次疫情再一次體現(xiàn)了各國相互依存、人類命運與共的現(xiàn)實，完善公共衛(wèi)生等領域的國際治理體制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將有賴于中美兩國在國際機制中尋求更具建設性的相處之道。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美中關系面臨的突出挑戰(zhàn)在于，兩國如何在相互競爭的同時又能夠在全球共同利益方面進行合作，建立一種“合作性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關系。顯然，這將是后疫情時期中美雙方需要共同應對的艱困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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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明昊，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