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24、30日，受疫情影響，原定于濟南舉辦的第七屆抗日戰(zhàn)爭史青年學者研討會（下文簡稱“抗戰(zhàn)青年會”）改成網絡研討的形式進行。本次會議由《抗日戰(zhàn)爭研究》編輯部和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日本慶應大學、法國巴黎薩克雷高等師范學校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40位青年學者，以及參加指導的20余位前輩學者與會。

抗戰(zhàn)青年會始于2013年，現(xiàn)已成為抗日戰(zhàn)爭研究領域的“品牌”會議，其“論文就是一切、討論就是一切”的宗旨以及“徹底討論”的方式經常被其他學術會議所借鑒。

本次抗戰(zhàn)青年會共收到211篇投稿論文，由29位專家匿名評審出40篇論文參會，創(chuàng)造了歷屆會議的論文數量之最。入選論文分為“中共關系”、“國民黨關系”、“日本關系與戰(zhàn)后”三大主題，每個專題分為4場，每場討論3-4篇論文。會議不設論文宣讀時間，直接進入評議，每場指定一位主評人（由40歲左右的“中堅力量”擔任）評議本組文章，再由該組論文作者評議同組其他文章，然后進入自由討論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皆可發(fā)言，最后論文作者進行答辯解疑。

由于網絡會議的原因，本屆抗戰(zhàn)青年會的評議不及往年的“炮火猛烈”，但仍可謂切實徹底、不留情面。從標題、結構、行文到研究意義，每篇論文都或多或少地被指出問題，保證了抗戰(zhàn)青年會的一貫水準。而網絡會議的新形式，解除了空間的限制，身處法國、日本等地的學者也得以參會，不少學者表示這種形式經濟節(jié)約、快捷便利，今后或可多做嘗試。

本屆抗戰(zhàn)青年會在正式會議之余，特意在每天的會議最后安排一個小時左右的自由討論，前輩學者和青年學者一同分享研究經驗，交流研究心得。

在5月23日的自由討論中，《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副編審吳志軍從學術編輯角度出發(fā)，分享了他在審稿時遇到的一些問題和體會。

作為編輯，拿到論文后，他首先關注的就是學術史的梳理，好的學術史梳理可以幫助學術編輯盡快初步把握學術論文的新意所在。如果學術史做得不好，編輯就需要花費時間檢索相關學術成果，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判斷文章的學術價值。年輕研究者需要注意學術積累和學術創(chuàng)新的關系，學術積累到今天這個地步，找到一個全新的題目和領域比較難，因此要準確判斷之前的研究進展，使自己的研究更具獨特性。當然，青年學者也要注意判斷，如果某個問題沒人研究，也有可能是它不夠重要或者是沒有觸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議題”——這種“邊邊角角”的選題也經常不受學術編輯青睞。

其次，他認為文章應盡量避免“以XXX為例”、“以XXX為中心”這類標題。現(xiàn)在很多類似文章只講“中心”，并沒有邊緣關聯(lián)性素材，這就導致文章實際上是沒有“中心”的。紅花需要綠葉配，只有邊緣因素的襯托，才能在相互關聯(lián)的知識體系和邏輯體系中突出“中心”。試問，沒有“周邊”““邊緣”，何來的“中心”呢？選擇“以XXX為例”的前提是這個案例必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否則研究的合法性就是不足的，而這種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準確定位，則需要研究者對一個歷史問題先行做到宏觀了解，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絕對不能隨意選擇“以XXX為例”。

再次，寫文章要防止敘述的“突然斷裂”。很多論文在行文過程中會突然插入“從筆者所見資料”、“據某某研究表明”等本應出現(xiàn)在注釋中的內容，這種情況特別容易打斷讀者的閱讀思路，也會削弱文章的敘述流暢性和歷史邏輯感。

此外，論文書寫的體例問題應該尤為重視。他認為歷史論文尤其是跨度比較長的論文應該按照時間線來書寫?，F(xiàn)在很多論文寫得像調研報告，使用“Aa/Bb……”“第一、第二……”這樣的分級標題，層次劃分過于細致，但忽略了時間線，這類文章的過審率普遍偏低。一些論文還存在注釋過多、過度引用的問題，注釋的篇幅與正文相當甚至超過正文篇幅的，需要青年學者特別注意。

最后，吳志軍呼吁作者和編輯要加強溝通、相互理解。在目前沉重的科研壓力下，作者關心的是文章能否發(fā)表，而學術編輯則更加強調文章的科學性和工作效率，目標導向不同導致編輯和作者之間常常存在“溫差”。為彌補這種裂縫，雙方應該多多互動，深入交流。

“文章第一是寫出來的，第二是改出來的”

在5月24日的自由討論中，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從史料運用、論文撰寫和修改、把握論文節(jié)奏等方面向青年學者分享了他的個人經驗。

王奇生認為歷史論文寫作的一大難題就是如何運用史料。一些文章讀起來費勁，很大原因是史料運用不當。辛辛苦苦收集到的史料，盡量都想放進論文中去，這是不少人都有的心理。但是作為作者，要思考如何對史料進行精選，不能什么史料都往文章里堆砌，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那么怎樣才算“精選”？查到50條史料，在論文中用了40條，這肯定不算精選；查到200條史料采用40條，這樣才叫精選。所以很多情況下是資料不夠充分才導致文章不夠“精選”，一旦真正做到了史料精選，寫文章的“底氣”都會不一樣。

接著，他指出“文章第一是寫出來的，第二是改出來的”。以他的個人經驗來看，在對論文有基本想法、資料收集到七八成時就可以動筆了，不要因為惰性把戰(zhàn)線拉得太長。寫作的過程中往往會涌現(xiàn)靈感，這時可以繼續(xù)搜集史料，不斷補充提煉觀點。進入“寫”的過程后，那么之后就是“改”的功夫了。絕大部分人不能做到“一氣呵成”，文章一般都要進行反復修改調整，才能夠達到最佳效果。

最后，王奇生特別強調了文章節(jié)奏和韻律的重要性。得益于高中時的古文晨誦訓練，他對文字的韻律和簡潔有了更深的感悟。好的文字都是有節(jié)奏和韻律的，某處多一個字或者少一個字，都會破壞其節(jié)奏和韻律。他指出青年學者應該多多體會，增強語言的節(jié)奏和韻律感。

論文寫作邏輯很重要

在5月30日的自由討論中，日本慶應大學商學部教授段瑞聰指出，本次青年學者的論文直接引用日語材料的還不是特別多?，F(xiàn)在的研究“史料過剩”，很多日文材料都有了中文翻譯，但做抗戰(zhàn)史研究，尤其是涉及日本方面的還是使用一手日文材料為宜。在論文選題方面，他認為青年學人應該避開前人已經有過充分研究的領域。沒有能力超越前人的研究，提不出新東西，那還不如開拓一些新選題，以免浪費精力。另外，論文的標題就“像一個人的臉”，標題起好了，別人才有興趣去看，所以在起標題的時候應該多下一番功夫。

日本長崎縣立大學國際社會學部教授祁建民特別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性。論文寫作要有邏輯，理清前后脈絡，明確因果關系?，F(xiàn)在很多文章“繞彎子”，除了語言的問題外，主要還是思維上沒有弄清楚。有些歷史事件雖然時空上接近，但未必有因果聯(lián)系，這些都是需要警惕的。他指出，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應該先把思路理清楚，概念設定好，遵循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基本思維方法。這樣文中才不會出現(xiàn)“打架”的現(xiàn)象。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指出，現(xiàn)今青年學者的“資料意識”都很強，能從方方面面去查找資料，但是如何將收集到的資料靈活運用，用怎樣的“問題意識”去組織這些資料還需要努力。每一條史料都有它存在的價值，把不同史料串起來就需要一個內在的邏輯，這也是很多史學大家都提到過的，要貫徹一些“通”的原則，發(fā)掘事物存在的義理。他認為歷史研究既是史料學，也是理論學、思想史，是一個考察過程。要把事物之間內在的邏輯找出來是不容易的，希望青年學者以后都能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江沛指出，本次抗戰(zhàn)青年會有關淪陷區(qū)的研究論文較之前有所增多，而且角度也多元起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xiàn)象。雖然是全國、全民族的抗戰(zhàn)，但由于空間所限，戰(zhàn)區(qū)和非戰(zhàn)區(qū)的感受肯定是非常不同的，西北、西南地區(qū)的民眾與身處戰(zhàn)區(qū)、淪陷區(qū)的民眾對于戰(zhàn)爭的體驗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全國抗戰(zhàn)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對這些方面也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加豐富、立體地體會抗日戰(zhàn)爭對于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和教訓。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生有感于本次抗戰(zhàn)青年會“網絡會議”這一新技術，指出技術一直是推動歷史進步的重要因素?？箲?zhàn)研究也是一樣，不能忽視混凝土、鋼鐵、交通運輸等技術層面的歷史。他同時也指出，好的文章應該做到“文質彬彬”，文字好、內容好、邏輯延展、結構清晰。此外，他還指出現(xiàn)在很多文章長于描述問題，但是問題的重要性、問題如何提出、提出之后如何解決都非常欠缺，這或許可以通過日后大家一同研究、寫作某一問題的論文等方式加以解決。

（已經發(fā)言人審閱，朱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