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當我1984年在長春開始念哲學系時，距離《批判哲學的批判》初版已經(jīng)過去了五年。此書作者李澤厚先生其時正如日中天，他的書在圖書館很難借到。不久前，我從書庫翻出自己從頭至尾仔細念過的這部書，發(fā)現(xiàn)這個1984年修訂版的1986年第三次印刷本還是當年“一二九”那天在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的一家書店買到的。“此情可待成追憶”，而當日的情形雖已全然忘卻，但此書中留下的勾畫和眉批，準之以自己一向的閱讀習慣，我應該是并沒有念過這本書的初版。

兩三周前的一天，我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上閑逛，發(fā)現(xiàn)一本品相頗佳的《批判哲學的批判》1979年初版本，如作者所云，初印三萬冊，是以標價不高，就帶著一種懷舊的心情收了一冊。前兩天偶然翻開此書，卻有意外的收獲：初版本果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原來此書還有一篇修訂版不再保留的附論，題為“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標本：評蘇修紀念康德誕生250周年的兩篇論文”。

《批判哲學的批判》雖是1979年出版的，但其實1976年秋天就寫完了，推算起來，前述那篇附論寫作的時間應該要更早。從這樣一個時間段來衡量，先要預先申明，我這里絕無意在抽象的意義上（也就是坊間所謂“事后諸葛亮地”或“站著說話不腰疼地”）來指摘這篇“批判”文字。引起我興趣的是這樣三個因素：一是作者的批判對象之一，前蘇聯(lián)哲學家奧伊澤爾曼也是我大學時代就關注過的一個重要學者；二是與此相關聯(lián)，這個“批判”本身就涉及康德哲學的重要面向和問題；三是這種“批判”今天仍能給予我們的“啟示”——可以說三個方面都是完全“正能量”的！

在我的大學時代，前蘇聯(lián)哲學家的作品仍然流行，我所知的主要有阿斯穆斯、柯普寧、凱德洛夫、伊利因科夫和奧伊澤爾曼諸家，而其中以奧伊澤爾曼給我印象最深。說起來，除了奧氏主編的《辯證法史》的其中某一卷，我那時只讀過他的一篇文章，那就是被作為前述批判對象的“康德關于‘物自體’與‘本體’的學說”。讀完這篇文字，感覺其神韻和氣度有點兒像當年一度耽讀的已故朱德生先生的文章，所以那時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記得還曾與室友崔偉奇同學交流過看法，具體細節(jié)當然也已經(jīng)忘記了。

有趣的是，這篇“名文”至少有兩個中譯本，按照發(fā)表時間先后，分別載于北大外哲所編譯《外國哲學資料》第七輯和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所出的奧氏文集《辯證唯物主義與哲學史》。前者的譯者涂敏是我國現(xiàn)代外國哲學譯介的重要學者涂紀亮先生的女公子，記得她還譯過《卡爾納普思想自述》。此文譯注中標明，譯者乃是根據(jù)發(fā)表于《哲學與現(xiàn)象學研究》上的英譯文轉(zhuǎn)譯的——確實，這個譯文刪去了原文開頭兩段更具政治性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文字，里面主要是在引用革命導師列寧的語錄。

第二種譯文署名婁自良，我一開始還不敢確認這位婁先生是否就是我國重要的蘇俄文學譯者婁自良先生。昨天剛從網(wǎng)上查到，這位曾經(jīng)翻譯過《戰(zhàn)爭與和平》、《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以及《布羅茨集詩歌全集》（第一卷）的資深譯者自己就曾是一個“被傷害與侮辱的人”，而且他具有一般俄文學者少見的哲學素養(yǎng)，并曾經(jīng)臨時上陣給來自蘇聯(lián)的兩位德國古典哲學專家做過口譯——看到這里，我甚至有點兒懷疑這其中有一位訪客就是奧伊澤爾曼，可是奧氏來過中國嗎？

如奧氏文章標題所示，也如李澤厚準確地抓住的，所有的問題和緊張都集中在康德哲學中物自體和本體這兩個概念的關聯(lián)。奧氏文章的重點在于把長期以來一直被等量齊觀的物自體和本體區(qū)分開來。據(jù)說，把物自體與本體區(qū)分開來是為了“挽救”康德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因素，把本體與物自體區(qū)分開來則是為了強調(diào)康德哲學與唯理論形而上學的根本差異。其實后一方面是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問題在于一定要將康德哲學“榮辱與共”地綁定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戰(zhàn)的準哲學準意識形態(tài)的戰(zhàn)車上，則似乎無疑使得爭論復雜化了，至少是使得李澤厚與奧伊澤爾曼的“論戰(zhàn)”“復雜化”了。

的確，從李澤厚行文的展開來看，他當時所主要“糾結(jié)”的似乎是奧氏低估了物自體學說的二元論和不可知論色彩，夸大（這已經(jīng)是一種“委婉”表述）了其中的唯物主義成分，從而有悖于列寧的有關指示。但是對于奧氏著力強調(diào)的物自體與本體的差異，李文除了指出無論在康德的文本還是在對康德的解釋中將兩者視若同義之“常識”外，并未多加闡發(fā)，而對于這種差異的發(fā)揮性解釋，無疑是奧氏此文更為重要也更有解釋空間與張力的一個面向。

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空白”是由李文后半部分對于索洛維耶夫“曲解”康德哲學中信仰與知識之關系的批判而填補上的。如李文已經(jīng)注意到的，奧伊澤爾曼在對物自體和本體之差異和張力的辨析中已經(jīng)公正地指出康德的著名命題“我舍棄（限制）知識以為信仰保留地盤”所遭到的誤解。用李文的說法，索洛維耶夫“緊跟”奧院士（奧伊澤爾曼時為蘇聯(lián)科學院通訊院士），“拼命論證康德是‘信仰主義的敵人’，‘宗教世界觀的摧毀者’”。凡此種種，從字面上看，似乎李文是在根據(jù)經(jīng)典作家的“定論”，捍衛(wèi)一種與奧氏和索氏相反的立場和觀點，但實際問題當然要更為復雜得多。

拿所謂道德與科學的關系為例，也許我們會認為，“擺脫”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戰(zhàn)范式的一種方式是代之以談論自然與自由、知識與信仰的關系問題，但李澤厚的過人之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一貫之處，恰恰在于針對索氏“由信仰講到道德講到法權、社會后要著重講《資本論》中所謂‘經(jīng)濟分析從屬于一系列法權問題的改造’的章節(jié)”，以及“據(jù)說‘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遺產(chǎn)中，這個方面經(jīng)常保留在暗影中’”這類直到當今我們?nèi)匀荒茉诠愸R斯和謝遐齡那里見到的準“修正主義”議論，針鋒相對地批判了用倫理社會主義替代歷史唯物主義的“反動”傾向——一言以蔽之，用李文的話來說就是：“的確如此，要害就在于：為了替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政治服務，馬克思要從屬康德，由馬克思主義倒退到康德主義去”。

密納瓦的貓頭鷹要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的確如此，哲學家們常常會被他們所置身的時代超過原是絲毫不應讓我們感到意外的事情。在1984年修訂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中，批判蘇修紀念康德誕生250周年的兩篇論文的這篇附論被代之以作者本人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舉辦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兩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稿，題為“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

在奧伊澤爾曼那里，在《辯證唯物主義與哲學史》所收錄的“黑格爾哲學是關于理性威力的學說”一文中被用作題銘的列寧的名句“馬克思的學說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正確”（此句后來被改譯為“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在2009年出版的《元哲學》中則成為了批判的對象：“我覺得，當時的任何一位哲學教師都沒想過，列寧的這句話顯然違背了唯物史觀，體現(xiàn)了唯心主義的性質(zhì)，因為不可能有力量無限的科學理論?！薄挥幸粯記]有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似乎仍然是衡量是非對錯的一桿準繩！

有點兒反諷意味的是，其演進軌跡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理性的威力”，而奧伊澤爾曼的文章本身就是談論“理性威力”的，這是否同樣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馬克思在給盧格信中的說過的話：“理性總是存在的，雖然未必總是以理性的方式存在”？

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任何反諷意味地說，李澤厚當年的雄文中最后一席話仍然值得重溫：“左”得出奇，硬把物自體的唯物主義方面完全否定，把康德哲學說成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卡拉畢契揚的《康德哲學的批判分析》出版于赫魯曉夫大罵阿登納為西德復仇主義之時，因之康德的物自體也一文不值。奧、索二文發(fā)表于勃列日涅夫向勃蘭特搞“緩和”騙局之際，于是康德的物自體也成了唯物主義。

同樣可以確定的是，稍稍有些反諷意味地說，這席話讓我想起的并不是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后記中有些動人地就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vs.視死如歸的青年近衛(wèi)軍，etc.）發(fā)出的那一番感慨，而是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關于美國主義和蘇聯(lián)主義乃是“一丘之貉”的宏論，以及當代中國從所謂新保守主義到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種種高論。不過在這里，我所服膺的卻是萊因霍德·尼布爾的話：“我們必須用我們的真理與他們的謬誤作斗爭，但我們同樣必須與我們自己真理中的謬誤作斗爭”。

同樣地，即使從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的視界看，宏觀敘事中歷史的二律背反越是深重，微觀敘事上個體的責任倫理似乎就越是迫切。就此而言，在一種既是“深重”又是“微末”的意義上，我把這篇小文題獻給本身曾經(jīng)是一個“被傷害與侮辱的人”，但卻翻譯了《被傷害與侮辱的人》，以及還有托爾斯泰、茨維塔耶娃和布羅茨基的婁自良先生——雖然我最早是通過他翻譯的《辯證唯物主義與哲學史》而知道這位譯者的：

“這里，你曾經(jīng)以莊重的腳步

在漫天飄雪的寂靜中走過，

靜謐的光——榮耀的圣者——

我的心靈的主宰?！?/p>

（茨維塔耶娃，《獻給勃洛克的詩》，婁自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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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