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羅志田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9月版

近代中國的一個特色是尚武，由此產(chǎn)生出不少尚武文人。他們并不身與打仗，卻喜歡引用外國人的話，說不想成為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總懷疑那句話是不是譯錯了，因為如梁啟超所說，就是普通一個團體，也總有指揮者和受指揮者。如果“人人欲為指揮者，不愿為受指揮者”，則“群龍無首，頃刻而潰”。對于統(tǒng)兵之人，哪怕僅是班長，如果手下都是一群想當元帥的“好士兵”，恐怕會非常難帶，特別是真要拼命的時候。

比較接近實戰(zhàn)的說法可能是中國古人所說的“三軍易得，一將難求”，畢竟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少數(shù)人。不過若在史學領域，這便有很強的“英雄史觀”味道。近代中國新史學一向推崇“民史”，歌頌英雄是有些犯忌的。其實英雄也有很多種，錢穆注意到，“中國史家喜歡表彰無表現(xiàn)之人物”。有些沒有什么事功的人，“歷史卻在他身上”；其“無表現(xiàn)之表現(xiàn)，卻成為大表現(xiàn)”。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記》以全無事功的伯夷、叔齊冠列傳。若據(jù)《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的意旨，伯夷、叔齊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當然，哪些是歷史應書寫的“無表現(xiàn)人物”，不同的人看法還是大有差別的。司馬遷選的是伯夷，而景仰他也最善敘事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景遷”即景仰司馬遷），則寧可再造一個無名字的婦人“王氏”出來（參見其《王氏之死》）。兩千多年來史學的日新月異，于此可見一斑。惟少米之炊非常人所能，能留下史料的，多半還是歷史上說話比較算數(shù)的，所以多數(shù)史學從業(yè)者還是更愿意研究相對有名之人，而放過無名之輩。

在歷史上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從梁啟超在清季提倡新史學的時候，就成了聚訟不已的一大主題。梁先生本人其實是猶豫的，不過當年他似乎更多強調(diào)后者。時至今日，我們的史學仍然更重“時勢”而輕“英雄”。這個大趨勢直接影響到眾多史學從業(yè)者如何選擇研究對象，多少導致歷史敘述中個體人的隱去。而這樣有選擇的歷史書寫，也實際改寫了歷史。如果明確人是歷史的主體，也應是歷史敘述的主體，或許我們可以適當向個體之人回歸，特別是那些明顯改變了歷史的菁英人物。

據(jù)說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qū)⑷??！绷簡⒊瑢Υ吮硎玖苏J可，但出語審慎，說是“吾儕不能不認為確含一部分真理”。他進而呼應說“試思中國全部歷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面當何如”？梁先生之所以認可而不干脆，是因為他自己就曾強有力地否認以人物為歷史主體的敘述模式，同時也因為那時“民史”風頭正盛，要強調(diào)少數(shù)菁英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便不得不帶點抱歉的意思。

在人物與歷史的關系上，梁啟超自己有一個顯著的轉變。他在清末曾把二十四史概括為“二十四姓之家譜”，更直接攻擊“紀傳體”的模式不啻“合無數(shù)之墓志銘而成”史書，又無系統(tǒng)，不過“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但他晚年則承認“歷史與旁的科學不同，是專門記載人類的活動的”。過去的“正史就是以人為主的歷史”，像《史記》那樣選擇“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立傳，“每篇都有深意。大都從全社會著眼，用人物來做一種現(xiàn)象的反影”。

觀念轉變之后的梁氏認為，“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偉大活動”，都“可以使歷史起很大變化”；假若把“中外歷史上活動力最強的人抽去”，歷史的模樣將會與實際很不相同。反之，若先“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為中心”展開敘述，“將周圍關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wǎng)羅無遺”，則“可以拿著歷史主眼”。一言以蔽之：“歷史不外若干偉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標準，可以把所有的要點看得清清楚楚?！比缢抉R遷就要“藉人以明史”，故《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主要部分皆“人的記載，貫徹其以人物為歷史主體之精神”。

梁啟超進而提出，“做《中國通史》”，也可以考慮“用紀傳體做一百篇傳來包括全部歷史”。只要在每一時代中“尋出代表的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則選出歷史上一百個人物立傳，“盡能包括中國全部文化的歷史”。而且他的回歸相當徹底。那“百人通史”的設想實際仍以帝王將相為中心，不過壓抑了帝王，而稍多凸顯了一些“不在其位”的讀書人而已（以前的將相本多是讀書人）。這可能借鑒了司馬遷的取向，蓋《史記》立傳之人便“不限于政治方面，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系之事業(yè)，皆有傳為之代表”。

大約在梁啟超轉變觀念的同時，川人李璜也表述出類似的意思：“假使中國沒有一個孔子，中國人在文化史上的價值便要減損多少。”不過他比梁啟超更顯“學術正確”，又說，“假使沒有一個造筆的和一個造紙的先覺，我們知識的進步便要遲緩多少”。李璜并上升到民族國家構建的高度來認識，認為這可表明“一國人不但彼此同時同處有密切的連帶關系，就是異時的古人，與我們也有很大連帶的關系”。

他們所述人物與時代的關系更側重歷時性，卻也都點到共時性的橫向關聯(lián)。孟子曾提出“知其人”當“論其世”的取向（《孟子·萬章下》），兩者是雙向而非單向的，帶有互補意味——不僅知人需要論世，知人本身也是論世的基礎。個體的人必有自己的個性，群體的人分享著時代的風尚。只有了解并理解所在時空之人，我們才能對那段歷史有較為深入的認識，此或即司馬遷之“藉人以明史”乎。

梁啟超曾強調(diào)，看一件事，要考察清楚其來源去脈——“來源由時勢及環(huán)境造成，影響到局部的活動；去脈由一個人或一群人造成，影響到全局的活動?！鼻也徽搧碓慈ッ}是否真如他所界定，這卻最能展現(xiàn)知人與論世的雙向關聯(lián)。畢竟政治和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fā)生因果關系”。故應仔細研究每一時代中的代表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時勢及環(huán)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一方面看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huán)境變化”。不僅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當注意”。蓋“大事看環(huán)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以了解“歷史人物為什么有那種力量”。

這種知人與論世的互動，明顯向菁英人物傾斜。不過梁啟超那時已逐漸淡出時代思想言說的中心，他的轉變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對于當時和后來的歷史寫作影響不大。只有張蔭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為小學生編撰的歷史教科書，是“以若干重要人物為隙牖，以窺探其時代及其時代之前后；以其所行所言所感所愿，以貫串其并世之大事；從其事業(yè)之所承所啟，以覘世變之潮流”。這樣的寫法，大體貫徹了他老師梁啟超的新主張。

故在當時學界，梁啟超和李璜的見解是“非主流”的看法。不過，很多人可能沒注意到，一向以“反對派”著稱的陳獨秀，也特別重視社會中的“有力分子”。法國社會學大家孔德曾說，“英雄碩學，乃人類社會之中樞”，為其他人所模仿。陳獨秀據(jù)此指出，中國以前的賢豪和耆宿，“感化社會之力，至為強大”。而近代“吾民之德弊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頭腦中無高尚純潔之人物為之模范，社會失其中樞，萬事循之退化”。

對這位激烈反傳統(tǒng)的先鋒而言，要承認古代士人能化民成俗，而近代反不如古代，心情恐怕有些復雜?；蛞虼耍惇毿阌稚砸暾f，社會進化“以有敢與社會宣戰(zhàn)之偉大個人為至要”。且“自來進化之社會，皆有此偉大個人為之中樞，為之模范”。其實作為社會中樞的偉大個人，不一定都在向社會宣戰(zhàn)。不過被視為“終身反對派”的陳獨秀自己，的確是“敢與社會宣戰(zhàn)”的人，盡管多是為事實所迫而“不得不如此”。

當年感覺到社會已失去中樞不僅陳獨秀一人，張東蓀先已在關注社會崇拜心的問題。在他看來，“當社會崇仰一種人物也，則其人必有可崇拜之點。茍其人維持此點，至永久而不使人隳其信用，則社會之崇拜心初不至轉而之他”。且社會之崇拜心常有惰性，承平之時，“新人物之發(fā)生，由于舊人物之提攜”，其交替“正如父子之傳迭”。到“國家多難、社會搖動之時”則大不同，新舊人物之交替乃“如甲國戰(zhàn)勝乙國者然”。于是“新人物之發(fā)生，一方由于舊人物之自殺，一方由于新人物之戰(zhàn)勝”。

陳獨秀稍后提出，“社會、國家之進步也，其道萬端，而始終賴為必要者，乃有大眾信仰之人物，為之中樞為之表率”。而“國家組織之作何狀態(tài)，實以國中有力分子若何配布以為衡”。能配布得當，則“國基安寧”。民初朝野如黎元洪、段祺瑞和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等，“皆一時聞人，毀譽尚未大定”。陳獨秀“甚望其以社會之中樞、國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殺”。同時他呼吁“社會為自救計，亦勿以細故而殺之，使一國人才完全破產(chǎn)”。因為“社會得一聞人，必培養(yǎng)數(shù)十年。毀之至易，成之至難，愿社會珍重之”。

從人物“自殺”的用語看，張東蓀的話可能給陳獨秀留下了印象，當然也不排除他們是“異曲同工”。但陳獨秀的眼光更開闊，他既希望“國中有力分子”能成為社會中樞和國民表率，也希望社會能夠珍重這些“毀之至易，成之至難”的聞人。不過他的呼吁恰反證出那時的社會已大不同前，那些他寄望為社會中樞和表率的“聞人”，實際已不為社會所尊重。

在古代，一時一世的菁英人物是真正眾望所歸（取字面意）的聚焦點。如子貢所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后來“君子”一詞的意思逐漸縮略，到近代遂有所謂“人物”的出現(xiàn)。據(jù)梁啟超的界定：

如何而后可以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于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xiàn)以前與既出現(xiàn)以后，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這大體是在子貢見解的基礎上補充了縱向的看法。而此所謂“真人物”，實近于陳寅恪所說的“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這些大師巨子“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他們的存在，不僅關系著“學術興廢”，更直接影響到“民族盛衰”。與傅斯年關于“群眾對于學術無愛好心”，則“不特學術銷沉”，“民德”也會墮落的觀察，互為表里。而陳獨秀眼光的重要，在于他明確涵容了那些候補者，即可能成為社會中樞和國民表率的“有力分子”，并希望社會能珍重他們。這就不僅指出了問題，也提出了改善的方向和發(fā)展的可能。

然而不幸的是，中國的近代正是張東蓀所謂“國家多難、社會搖動之時”，由于四民社會的解體，此前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不僅自己難以繼續(xù)化民成俗，其余三民也不見得視他們?yōu)閼敺滦У目?。中國過去的“社會中樞”其實就是讀書人，而不必是大人物。到社會以大人物為中樞，已進入受西方影響的過渡時代了。此時“社會失其中樞”的因緣是雙向的，一方面是大人物不容易自保其聲譽，另一方面則社會似乎也無意“自救”，終致“一國人才完全破產(chǎn)”，使中國成為一個失去重心的國家。

故陳獨秀那可以說“非常及時”的提倡，并未得到明顯的呼應，而中國社會情形反有“萬事循之退化”的態(tài)勢。先是章太炎以為“中國自宋以后，有退化而無進化”。后有陳寅恪感覺“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在接受了進化論之后，太炎說的“退化”，可能還是不進化之意。而陳寅恪所言，則有“實話實說”之意了。今日媒體喜好贊揚民國，正類民初人之多說民國不如清。僅就人物言，或也真有些不幸而言中的意味。據(jù)今天的后見之明回看，章太炎和陳寅恪那一兩代還真算有些人物，我們不免覺得昔人有些杞人憂天。

無論如何，人物（特別是所謂“真人物”）與時代的關系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知人論世本是中國的傳統(tǒng)，梁啟超在清季已注意到人物和時代的關系，提出“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而不“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的觀念。蓋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個時代可能因為某個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個人也可能因為時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時代被弘揚的過程中表述自己。

《斯文關天意》一書或也可以說是“藉人以明史”的嘗試，即以人物為中心來貫串周圍的關系事實，以窺探時代風貌與世變潮流。所論之人，在不同領域里差可算是代表人物。在其所處的時代及后人眼里，這些人各自有或新或舊的標簽。實則他們身上都有新舊混雜的近代特性，也多少展現(xiàn)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風貌，并揭示出過渡時代士人向?qū)W人的轉化。這些關鍵人物在關鍵節(jié)點的所思所行，確使歷史起了變化。即使最后一文討論的“無名之輩”，也推動了大學的轉型?；蛟S知人不在有名無名，皆可論世。而“以人物為歷史主體”的精神，也在論世中展現(xiàn)。

全書最初的探討始于戊戌維新前后，側重當時可能最受人矚目的湖南一域，更多關注既存研究中基本處于失語狀態(tài)的湖南“舊派”代表人物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人按過去的標準都是所謂天下士，卻都具有明顯的鄉(xiāng)邦意識。其心態(tài)、觀念和社會行為與其他湘籍士人一樣，受到湖南區(qū)域文化的影響。從群體言，正是湘軍興起導致“湘運之起”，使原處邊緣的湘學走向中央。而咸同一代湘籍人物基本都在洋務這一路向之上，故趨新而非守舊實是近代湖南文化的主流所在。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咸同一代的消逝使后來的湘士可以有包括守舊在內(nèi)的選擇，但鄉(xiāng)邦意識又使湖南士人不可能完全守舊。當新派在甲午后重建從魏源到郭嵩燾、曾紀澤這一趨新湘學傳統(tǒng)時，舊派因提不出可以取代的著名湘籍學人，只能予以默認。

若從王先謙和葉德輝內(nèi)心世界和真實思想來分析他們對國情的認知，可以說他們是舊中有新，并漸由新轉舊。重要的是他們基本不甚反對西學，而是反對康有為模式的公羊?qū)W；他們也主張變法（具體內(nèi)容與新派有別），并一度支持或?qū)嶋H參與新政（程度不同）。當時湖南及全國新舊雙方都認識到西潮沖擊對中國直接和潛在的巨大影響，并思有以因應，只是在對西方?jīng)_擊的面相、嚴重性以及迫切程度上認識不同。雙方的許多思慮其實相近，同時也暗中分享不少對立面的觀點?？梢哉f新舊兩派以及各派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態(tài)與社會行為均可見明顯的相互參伍與錯位。

而維新變法的失敗使中國狀況惡化，稍后走上歷史舞臺的張謇，更多仍是一位傳統(tǒng)的天下士，不過身處從天下到民族國家的新舊過渡時代，在天下崩散之時，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tài)度履行澄清天下的責任。他很早就預作“亡后之想”，繼承從宋代開始的“覺民行道”取徑，立足民間，以教育為救亡圖存之本，以實業(yè)為教育的基礎，以讀書人為運行的樞機。而憲法和天下的關聯(lián)，是理解張謇那時言行的關鍵。他主張立憲，希望以憲法維持天下公私之平，認為是朝廷的作為促成了革命。故革命發(fā)生不久，張謇就從一個清之臣子迅速轉向朝廷對立面，實即在天下不靖時挺身而出，仍可以說是以天下為己任。

后來張謇對革命和民國都較為失望，而比他更早“洞燭先機”的，卻是默默無聞的前清京官梁濟。在很多國人對前景寄予希望的1918年秋，梁濟卻選擇自殺殉清，期能警示國人。梁濟體現(xiàn)出比同時代許多人更清醒的國家意識，他看到了當時社會的大問題：實行不久的共和體制不僅未能改善社會風氣，反而使之惡化，有可能因“國性不存”而“國將不國”?？上Я簼枷氲闹匾约八麑σ恍┟癯跎鐣栴}的深入觀察和深刻分析，都未曾得到充分的認識。

梁濟在自殺前曾預測趨新的陳獨秀會大罵他的殉清行為，然而陳獨秀不但沒有罵他，反正面肯定梁氏能夠以身殉主義，肯“為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歷史上真是有數(shù)人物”。陳獨秀自己的傳奇人生，也充滿緊張、對立和顛覆。他一生言論的核心，即在帝制改共和這一根本轉變之下，“國”與“民”的關系需要釐清和重構，期在此基礎上建設一個現(xiàn)代的國家。陳獨秀因發(fā)出了時代的聲音而引起矚目，又因關注趨新青年這一社會變遷的新興群體而贏得大量追隨者，更因倡導從國家向國民、從政治到文化的轉向而起到開風氣的作用，很快形成全國性的影響，與胡適一起取代康有為和梁啟超，成為代表時代的標志性人物。

也正是在陳獨秀和胡適的影響如日中天之時，一位在前清因翻譯外國小說而聲名頗著的文人林紓，因積極投身民初的新舊之爭而再次出名。他在1919年與蔡元培的筆戰(zhàn)，是當年新舊之爭的一次象征性事件。從社會角度言，此事以蔡勝林敗為結局，也就是新戰(zhàn)勝了舊。然而從思想觀念的視角看，應該說是林勝了蔡。因為蔡元培對林紓的駁論處處皆本林紓所提的觀點，一一反駁北京大學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錯誤”，卻甚少指出林氏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等于承認其觀點基本是正確的。從社會發(fā)展與思想演變的互動看，林蔡之爭凸顯了民初傳統(tǒng)的中斷與延續(xù)并存、新舊雜處而相互糾纏的復雜關系。

就在林蔡之爭的次年，中國出現(xiàn)一個后來日顯重要的新變化，即中國共產(chǎn)黨的籌建。而從五四到北伐期間胡適與中共的關系，卻長期有些誤解。胡適與中共的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關系非同一般，他在新文化運動后期開始“談政治”的一系列有關政治的言論和行動，以及中共當年試圖組成“民主主義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這一政策，都是理解雙方關系的要素。雙方當年在對內(nèi)對外的政治主張上皆有不少歧異，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胡適與中共的關系，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雙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導致中共不那么重視胡適及其政治派別的，應是國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運動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進入具體的工農(nóng)運動甚至武裝斗爭階段。盡管中共仍有“爭取”胡適的努力，也相當欣賞胡適對蘇俄的公開贊頌，然而雙方在基本政治立場上的對立終未能調(diào)和。

北伐標志著中國政治進入“行動的時代”，思想言說及其載體逐漸邊緣化，為后來的斯文掃地埋下了伏筆。王國維在北伐時自殺，陳寅恪先后撰《挽詞》及序，均廣為流傳。尤其《紀念碑銘》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名句，更有代眾立言的味道，也得到廣泛的分享。而他《挽詩》中“文化神州喪一身”和“吾儕所學關天意”兩句，則多少有幾分夫子自道的意味，可視為認識他此后言行的筦鑰。

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變革引起了爭議，考試中的“對對子”和作文題均為陳寅恪所出。考生多為“新文化里所培養(yǎng)出來的青年”，一些人感覺以“對對子”的方式來考核學生是一種倒退，甚至是對“新文化”的挑戰(zhàn)。而在陳寅恪等人看來，“九一八”帶來的嚴重國難彰顯出維護“國性”（national identity）的必要，而中國文化傳統(tǒng)可能正在無聲無息地消逝，或被以歐美的方式“改寫”。相關辯論揭示出，晚清甚囂塵上的中西“學戰(zhàn)”，此時已內(nèi)化為中國的新舊之爭，“對對子”事件便是這廣義學戰(zhàn)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這個問題需要上升到陳寅恪所謂“吾儕所學關天意”的高度去認識。

中學國文教育是那次辯論雙方的共同關注點，出題方希望以大學入學考試的創(chuàng)新來促動中學國文教育的改變，詰難方則強調(diào)國立大學入學考試的方式應與中學國文教育的現(xiàn)狀保持一致。正是“社會”對“國家”的監(jiān)督以及對“國家機關”職責的強調(diào)，迫使后者做出了讓步；而“社會”對“國家”的監(jiān)督又并非以對立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反而是在代“國家”立言，要求后者維護“中國教育行政的統(tǒng)一”。一年級作文題“夢游清華園記”也引起了爭議，且辯論的篇幅并不少于“對對子”?？忌蛏鐣摹翱棺h”得到學校當局的充分重視，直接影響了當年的新生錄取和次年的作文考題。于是大學考試不再僅僅是選拔合格考生的測驗手段，而逐漸變成一個本身需要接受社會審查和評判的社會性公眾表述。

相關辯論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時代思想和社會心態(tài)的走向，盡管“斯文”的存在與表現(xiàn)實關天意，實際卻是歷史被無名之輩改寫?？梢钥闯?，盡管從梁啟超、陳獨秀到陳寅恪這些人都強調(diào)文化“托命人”關系著“學術興廢”和“民族盛衰”，菁英的逐漸失落而淡出中心，卻是近代中國一個長期的趨勢，確有幾分“退化論”的意味。到后來斯文真正掃地，竟有些難以復返。然而一旦文化失卻托命之人，社會沒有一個真正為眾人尊重景仰的中樞，社會也就沒有了重心；國民心目中沒有值得信賴的模范人物，人與人之間相互的信任也難維持，想要不“互相抱怨著過活”（魯迅語），怕也不容易吧。

本書不是為分析現(xiàn)狀而作，且各文寫作的時間相差十多年（1995-2017），也不是有計劃的寫作，但我們的今天是從歷史走來。子貢所說的“君子”在近代逐步淡出，與斯文掃地的進程是相輔相成而共進的，的確有些“文化神州喪一身”的意味。書中的一些人不僅注意到這樣的思想和社會進程，為此而憂慮，且致力于挽狂瀾于既倒，卻又無力回天。他們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很像曾國藩所說的“苦撐”。回訪他們歷程，想想我們的社會心態(tài)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樣子，或也可以為如何成就一個更好的明天提供一些參考。

2019年7月18日

于青城山鶴鳴山莊

本文據(jù)《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三聯(lián)書店即出）一書的序言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