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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筆下的西班牙流感和當前COVID-19
原創(chuàng) Cell Press CellPress細胞科學

最新在中心上線的發(fā)表在Cell Press細胞出版社旗下期刊Cell上的一篇綜述,名為“The Spanish 1918 Flu and the COVID-19 Disease: The Art of Remembering and Foreshadowing Pandemics”由Joseph Goldstein博士(世界著名生物學家和醫(yī)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撰寫。借古喻今地通過當年留存的藝術品畫作為我們娓娓道來感染西班牙流感后的樣子,邀請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從藝術家和我們這些藝術欣賞者的角度——回想過去,思考一個世紀前可怕的大流行如何預示了我們目前的處境。
Cell Press細胞出版社微信公眾號對該論文進行了解讀,旨在與廣大科研人員深入分享該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未來的展望。
*以下中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請以英文原文為準。
大流行之類的悲劇事件可以被人們所銘記,也可以在藝術作品中得到體現(xiàn)。藝術家愛德華·蒙克和約翰·辛格·薩金特(1918-19)的畫作為我們娓娓道來感染西班牙流感后的樣子。愛德華·霍珀的畫作(1940和1950年代)則預示了當今COVID-19大流行的封鎖和保持社交距離。
簡介
由于全球COVID-19大流行的肆虐,2020年拉斯克醫(yī)學研究獎今年暫停頒發(fā)。幫助填補這一空缺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顧免疫學領域的基礎發(fā)現(xiàn),這些發(fā)現(xiàn)跨越了一個多世紀,如今也正指導著當前旨在阻止SARS-CoV-2病毒傳播并治療感染者的基礎和臨床研究。拉斯克基金會向曾獲得普利策獎的作家及臨床醫(yī)學科學家悉達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發(fā)出了挑戰(zhàn),邀請其在以免疫學重大進展為中心的歷史背景下講述COVID-19大流行的故事。在同在本期發(fā)表的觀點文章中,穆克吉為我們生動而活潑地講述了這個故事,其行文通俗易懂,令人耳目一新(Mukherjee, 2020)。
下面的文章邀請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從藝術家和我們這些藝術欣賞者的角度——回想過去,思考一個世紀前可怕的大流行如何預示了我們目前的處境。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背景籠罩下西班牙流感的文化遺產(chǎn)
當前的COVID-19大流行在人際傳播、全球傳播和致命性方面,與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兩年的時間里(1918年2月至1920年12月),多達5億人感染了流感病毒,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數(shù)令人震驚,估計全世界有1億人喪生。對比來看,這一死亡人數(shù)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所有死亡的士兵和平民數(shù)量都要高。另外,在感染24周內(nèi)死于該病毒的人數(shù)比40年來死于艾滋病的人數(shù)還要多得多(Barry, 2004)。
然而,盡管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的災難,其文化遺產(chǎn)被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蒙上了陰影,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藝術家們尤其偏好對戰(zhàn)爭進行刻畫,而非臥床不起的患者。并且,毫不意外的是,我們的博物館里只有幾件值得注意的藝術作品提醒我們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的痛苦和破壞。
愛德華·蒙克:西班牙流感恢復前后的回憶
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出生于挪威,是一位著名的表現(xiàn)主義畫家及版畫家。在與西班牙流感有關的最著名的作品中,有兩幅是由蒙克創(chuàng)作的。蒙克的作品能生動地展現(xiàn)出個人創(chuàng)傷和情感,他所創(chuàng)作的圖畫場景大多描繪各種各樣的人類經(jīng)歷,充滿了沖突和神秘,他也以此而聞名(Steihauget al., 2013)。他最著名的畫作《尖叫》(The Scream)是藝術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畫作之一(圖1),可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Mona Lisa)、梵高的《星空》(The Starry Night)和畢加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相提并論。

1919年,蒙克成了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56歲的他身體健康,經(jīng)歷這次感染后得以幸存,受其啟發(fā),蒙克通過畫作記錄了他的感染經(jīng)歷和生存的磨難(Prelinger, 2002)。他的兩幅作品中,一幅名為《西班牙流感自畫像》,展示了這位藝術家遭受隔離的孤獨一面。在畫中,他癱倒在一張柳條椅上,身上裹著一件病袍,蓋著一條毯子(圖2A)。他看起來十分瘦弱,皮膚蒼白,可能有黃疸,頭發(fā)稀疏;他深深凹陷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們,暗示著他的意識障礙和譫妄狀態(tài);他微微張開的嘴表明他呼吸困難,讓人不禁聯(lián)想到了《吶喊》。蒙克在生病期間畫了這幅自畫像。
蒙克的第二幅西班牙流感畫作名為《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畫像》中,蒙克刻畫了處于早期恢復階段的自己(圖2B)。他不再癱坐在柳條椅上,而是站著。在房間的后面,柳條椅空無一人。他的臉色已經(jīng)回復了顏色,原先的黃疸已經(jīng)消失。他讓自己的胡子隨意生長。他擺脫了長長的病袍,換上了他慣常穿的綠色西裝。但是,他浮腫的眼睛周圍還是由一圈暗紅色包圍著,表明疾病讓他感覺到了深深的絕望和疲憊。

約翰·辛格·薩金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軍隊帳篷休養(yǎng)期間對西班牙流感的回憶
第三幅著名的作品來自美籍意大利藝術家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 1856-1925),記錄了他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的親身經(jīng)歷。薩金特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卓越的肖像畫家,一生之中創(chuàng)作了超過900幅油畫和2000多幅水彩畫。他的許多肖像畫對象都是著名的藝術家、作家、政治家和商人,例如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奧古斯特·羅?。ˋugust Rhodin)、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Herdrich, 2018)。他最出色和最著名的畫作名為《X夫人》(Portrait of Madame X),畫的主角并不是什么遠近聞名的名人,而是一位年輕的法國異國美人,穿著一件暗示性的深V領露肩黑色長禮服裙(圖3)。1884年,這幅畫首次在巴黎展出時引發(fā)了一場丑聞,讓薩金特的職業(yè)生涯陷入了短暫的挫折期,但最終為他贏得了聲譽,尤其是在英國,讓他成為了一個倍受追捧的藝術大師。

1918年,英國戰(zhàn)爭紀念委員會委任薩金特為戰(zhàn)爭藝術家,其任務就是創(chuàng)作描繪英美軍隊聯(lián)合作戰(zhàn)場景的素描。在法國北部工作期間,他患上了流感,而后一周的時間里,他都在軍隊醫(yī)院的帳篷里度過。帳篷里既有在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恢復過程中的士兵,也有在流感恢復過程中的士兵(Chorba and Breedlove, 2018)。在病床上,薩金特創(chuàng)作了一幅水彩畫,展現(xiàn)了醫(yī)院帳篷內(nèi)部的情景,名為《醫(yī)院帳篷內(nèi)部》(Interior of a Hospital Tent)(圖4)。圖上,卡其棕色的頂篷掛在帳篷頂上,下面是一排用紅色或棕色毯子覆蓋的軍用床。不同的毯子顏色表示患者是否具有傳染性,紅色為是而棕色為否。在第四張紅色軍用床里,一位士兵(可能是薩金特本人)正靠著枕頭在看書。除了他之外,還有四五張棕色的軍用床上躺著受傷的士兵。薩金特形容他在帳篷里的夜晚是“可怕的”,傷員的“呻吟聲”和感染者的“咳嗽”此起彼伏,他也因此“時睡時醒”。辛格的水彩畫在倫敦帝國戰(zhàn)爭博物館的永久收藏中展出,這獨一無二的畫作刻畫了同時發(fā)生的兩種沖突——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我們一瞥前線的情況作出了貢獻。

愛德華·霍珀:預示COVID-19大流行的社會隔離
愛德華·霍珀(1882-1967)是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現(xiàn)實主義畫家,沒有一位藝術家能像他那樣捕捉到普通人在應對現(xiàn)代生活壓力時的社會疏離和孤立(Levin, 1980; Berman, 2007)。霍珀的倍受歡迎源于他與眾不同的繪畫風格,完美且真實地結合了他對人物獨一無二的描繪,他畫筆下的人物有時獨自坐在凄涼的餐廳、汽車旅館房間和劇院里,有時凝視著公寓窗外的景象。霍珀對光影的把握是創(chuàng)造脫節(jié)情緒和孤獨感的關鍵,這樣的感受是神秘且令人著迷的,深深地吸引著欣賞其畫作的觀眾。一位著名的藝術評論家將霍珀稱為“美國遺世而獨立的視覺派吟游詩人”(Schjeldahl, 2020)。
霍珀最著名的作品《夜鷹》(Nighthawks)是藝術史上最知名的繪畫作品之一(圖5),曾被多次描摹復制。這幅畫創(chuàng)作是在1941年珍珠港爆炸案發(fā)生幾天后開始的,描畫了一家通宵營業(yè)的餐廳,三位食客和一位侍者弓著背靜靜地坐著,食客的雙手搭在櫻桃木臺面上。這四個人都全神貫注于自己的問題,深陷在自己的思考中。透過餐廳巨大的平面玻璃窗觀看這一場景,營造出一種正在觀賞展示著四只夜貓子的魚缸的錯覺。一束怪異的霓虹燈光從餐廳內(nèi)部溢了出來,照亮了黑暗荒涼的街道。這幅畫令人十分難忘,它完美地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生活的真實情境,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常常會產(chǎn)生被隔絕孤立的感覺,無法與別人建立內(nèi)心的聯(lián)系,即使他們被數(shù)百萬人包圍著。

在過去的6個月里,霍珀被雜志作家、報紙記者和互聯(lián)網(wǎng)博主稱為COVID-19疫情的藝術家,這并不奇怪(Jones, 2020; Schjeldahl, 2020; Wullschlager, 2020)。與其他藝術家相比,他的作品最能體現(xiàn)大流行隔離文化的精神。在這方面,霍珀的兩幅油畫尤其值得注意。一幅畫戲劇性地預示著封鎖,另一幅預示著保持社交距離,這是當前大流行中為了減少SARS-CoV-2病毒傳播而必需的兩種主要做法。
在一幅名為《科德角之晨》(Cape Cod Morning)(1950年)的畫作中,一位女性凝視著朝向海灣的窗戶,雙臂緊張,雙手緊緊地抓著她面前的桌子(圖6)。她的焦點是向前的,朝向外面的世界,但她似乎被囚禁在自己的家里,焦急地盯著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似乎希望這種封鎖很快就能結束。

乘火車或飛機旅行通常有利于乘客之間的對話和互動。但在霍珀的畫作《座椅車廂》(Chair Car)(1965年)中卻并非如此,畫中四名乘客坐在通勤列車里(圖7)。內(nèi)部空間單調(diào)乏味,沒有任何裝飾。旅行者們似乎彼此隔絕,每個人都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這幅畫喚起了一種冷淡的不愉快感,預示著我們當前保持社交距離的行為。

藝術是人類悲劇的日記和藝術家思想的反映
COVID-19大流行正在成為21世紀的決定性事件。藝術家將如何回憶這場大流行呢?他們的繪畫和版畫將如何描繪SARS-CoV-2感染激增帶來的苦難、死亡和圍困時間所導致的人類情感和悲?。?/p>
在藝術史上有許多引人注目的藝術品巧妙地捕捉了某種人類悲劇中的微妙情感,其中一幅是由西班牙浪漫主義時代藝術大師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6)所創(chuàng)作的,名為《1808年5月3日》。戈雅在事件發(fā)生后不久就開始了創(chuàng)作,他在其中表達的憤慨直直指向拿破侖士兵對待一群手無寸鐵的西班牙平民的殘酷暴行(圖8)。這幅畫描繪了兩群人。右邊站著的是法國行刑隊,給我們留下了嗜血機器的印象。左邊站著的是手無寸鐵的西班牙俘虜,一半倒在血泊之中,另一半在面對即將實施處決的行刑隊時驚恐萬分。發(fā)光的燈籠讓士兵們可以在太陽升起之前執(zhí)行他們的血腥工作。穿著白襯衫的男人伸出雙臂,仿佛被釘在十字架上,讓人聯(lián)想到基督,不僅象征著反抗,也象征著人類的悲劇。戈雅對血腥創(chuàng)傷的描繪令人震驚,許多博物館游客都不忍心看這幅畫。

藝術史學家認為戈雅的畫作是現(xiàn)代的第一批繪畫作品,因為它從根本上背離了基督教藝術的經(jīng)典歷史繪畫和對戰(zhàn)爭的刻畫(Licht, 1979)。著名藝術史學家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極力稱贊《1808年5月3日》為“第一幅在風格、主題和意圖方面都可以稱得上是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偉大的圖畫”(Clark, 1961)。戈雅的作品啟發(fā)了許多基于現(xiàn)實生活中悲劇事件的著名反戰(zhàn)畫作,包括愛德華·馬奈(édouard Manet)的《處決馬克西米利安》(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1867-69),巴勃羅·畢加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1937)以及他后來的《韓國大屠殺》(Massacre in Korea)(1951)。
《1808年5月3日》是創(chuàng)意的黃金標準,未來所有關于悲劇事件的繪畫都應該努力達到這一標準。親身經(jīng)歷COVID-19的藝術家們能否達到戈雅的標準,并創(chuàng)造新的方式來講述這場大流行的悲慘故事,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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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標題:
The Spanish 1918 Flu and the COVID-19 Disease: The Art of Remembering and Foreshadowing Pandemics
▌論文網(wǎng)址: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0)31227-7
▌DOI: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9.030
2020年1月31日,Cell Press新型冠狀病毒資源中心正式開放。您可以在該資源中心頁面上查找到COVID-19論文的投稿政策,以及Cell Press旗下期刊已發(fā)表的有關疫情和病毒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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